官办国际会议的潜规则：百人会议要200万预算

邱炯/插画

　　国际会议变形记

　　“我不在中国开会，就在去中国开会的路上。”这句中国网民“义务”为外国政要和商人量身创作的口号，在财政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出的一纸通知面前，注定更加形象和生动——后者明确指出要“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

　　为什么要“严格控制”？那些曾经象征着中国各个地方都在大步迈向国际化的各种国际会议，如今在中国已经演化成了什么模样？有会展界业内人士说：就像中国人能把全世界的房价炒起来那样，许多国际会议来到中国后，规格和身价也就眼见着水涨船高。而除此之外，很多在华举办的国际会议本身亦别有一番奥秘和玄机

　　到中国开会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郭一娜、于胜楠发自北京 自从担任英国某知名媒体驻华记者以来，安格斯·韦其已经被那些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邀请搞得有些头大。

　　刚开始，他还觉得参加这些会议“不仅浪费时间还有悖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规范”——会议的主办方会帮你打点好从机票到食宿的一切，尽管会议常常很枯燥，但午餐十分丰盛，下午的游览更是“贴心”，最后还会在信封里收到“意外惊喜”。但时间久了，安格斯·韦其还是决定选择大约每10个邀请中的一两个出席。事实上，安格斯·韦其的困扰，也几乎是每一个境外驻华记者的必修课。

　　而这一切，最近也许要发生变化了。

　　2月13日，中国财政部、外交部联合发出的一则《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引起了安格斯·韦其的注意。通知要求：要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总量；不得在同一时间或短时间内举办主题相同或类似的国际会议；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不得擅自对外承诺提供任何免费服务……《通知》中对在华国际会议的规定几乎面面俱到，每一条款所触及的，都是当下在华国际会议的暗疮。

　　两种生态

　　与个体案例相比，也许数字更有说服力。

　　长期以来，除了国家层面正规的国际会议之外，各地大小城市似乎也染上了“国际会议瘾”。会议多数由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办，由财政埋单。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主办的国际会议不断增多，从每年83个上升至245个。马来西亚《星报》北京分社主任周豪文向本报透露，在他驻北京的四年多时间里，曾先后参加二十多场国际会议，而至于曾收到的邀请，则数不胜数。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国人爱开会，而不少外国名人政要也着实乐意来中国出席。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也今非昔比，如今东西半球经济和政治布局都发生了极大变化，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兴趣也愈发浓厚，当然，兴趣的出发点多半还在纯粹经济利益。”在中国会展经济研究协会副会长陈泽炎看来，由于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凸显出参与全球的活力，因此，多数外国人喜欢来中国开会的原因可能在于商机的发现，核电、粮食、石油乃至轻工业领域，一般而言，会议的专业性越强，对参会者的吸引力越大。

　　“事实上，像玉米行业大会、地震大会、数学家大会、生物制药大会，这种务实的国际会议，恐怕并不在此次两部委叫停的范围之内。”在陈泽炎眼里，国际会议可分为两类，一是由国际会议组织（ICCA）发起、各国申办、不占用财政拨款而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国际性会议；另一种则是完全由政府牵头、消耗财政拨款、付高额出场费请国外专家、讨论所谓“经济形势”等较为空泛议题的国际会议。严格意义上而言，后者并不能称之为国际会议，它在中国，有一个更为贴切的叫法：官办国际会议。此番两部委出台细则叫停的，也就是这些官办国际会议。

　　大包大揽的“官办会”

　　“既然是国际会议，首先得有洋面孔吧，花钱请；还得有国际影响力大的媒体吧，花钱请。钱不是问题，只要面子好看。”近年来，官办国际会议在全国各地“高歌猛进”，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排场亦越来越惊人。

　　尽管消费水平不一，每场会议具体花费无法计量，而官方也尚未公布中国每年花在国际会议上的钱到底有多少，但是从个别国际会议中透露出的讯息却可以让我们窥得一斑。“北方有两个城市在争办某个国际会议时曾打得不可开交，还没开呢就已经扔出去几千万，真正操办起来的花费，也就可想而知。”陈泽炎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坦言，近些年中国叫停国际会议的声音一直都有，但却越治越乱，归根结底是一个利益问题。而目前，国际会议支出已经成为政府财政的一大负担。

　　当“首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人数最多”等关键词，频频在地方官员的报告中出现时，从国际会议到官办会议的变形记，也就悄然完成。

　　“在国际会展界，中国基本已经成为免费的代名词。”有业内人士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不少在华召开的国际会议，外宾都能享受如下待遇：头等舱，五星级住宿，吃大餐，高出场费，高规格出行、观光，等等。几年前央视的一档节目里中外市长的对话，亦为“免费”提供了相当形象的注脚。在该节目快结束时，主持人邀请外国市长来华访问，该市长说当年的预算已经花完，没有钱来中国。此时，中国的市长反应很快：“没问题，您来吧，费用我们解决。”与之相比，多年来，中国的不少官办国际会议，几乎每一个毛孔亦都渗透着如此财大气粗、一掷千金的豪气。

　　前述业内人士指出，一向以组织正规国际会议著称的ICCA，也被中国惯出了一身毛病，“达沃斯就是很好的例子，夏季达沃斯本身价值多少先不说，关键是到了中国要价就翻番。”这种说法，得到了《人民日报》前国际部记者王南的佐证。曾到十几个国家参加过数十场国际会议的王南表示，达沃斯这样的会议在西方已经走下坡路了，但是到中国来，收的参会费很高，一般要三万块钱买一个参会指标。“这已经变成一种变相圈钱的形式了。”

　　要政绩，还是要会展市场

　　事实上，从市场角度而言，一次会议完全有可能成为赢利的买卖，这也就是为什么“会议经济”以及“会议产业”能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关键。

　　以行业国际大会为例，陈泽炎揭示了一次会议有可能成就的商机：先是有民营公司从决策层面提出会议创意和主题，分别向行业内专家和企业发出邀请，双方一旦产生需求，与会者同意缴纳注册费，便能形成市场；决策之后，由专业的承办组织负责落实，发信息、做网站、联络、接待、注册登记收费服务，而下游环节则涉及会场的布置、设备、同声传译、宣传及会后旅游……就这样，由一场会议为中心的产业链就此形成。“每个环节都能产生效益，像日内瓦，就是会议养出来的城市。”

　　但中国正好相反，属于“城市出钱养会议”。“首先是国家拨款，从源头上就出了问题，花起来不心疼，没收益也无所谓。官办国际会议就等于花钱买一个乐呵、热闹。损耗与本身产生的价值不符，政绩要求高于市场规律，等于走偏了。”陈泽炎说。

　　能否真正叫停？

　　尽管没有具体的数字统计，但官办国际会议带来的巨大浪费，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也正因此，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财政部、外交部联合发出的《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管理在华举办国际会议，十分必要。通知从总量、主题、规模及外宾邀请等8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尤其是报送审批和限制免费服务等方面，措辞不失威严。

　　但这并非中国政府首次出面叫停在华国际会议。“国家关于国际会议的文件85年有一版，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做的，95年有两版，《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和《重申加强外事纪律 严控在华召开国际会议》，看上去虽然题目都很严厉，但这些年下来，似乎也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会议总监武少源说，他从1985年开始从事国际会议的组织工作，到现在已是26年的时间，亲眼目睹多年来中国国际会议如何一步一步从严谨正规演变为现在的“乱象”。

　　面对今年两部委再次出面叫停在华国际会议到底能有多大成效，武少源持审慎态度。“这么多年一直在叫停，但是就像中国房地产调控一样，今天六条明天八条，能起多大作用？最根本还是有一个形象工程，有一个利益在那里。”

　　王南则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还是要多开，因为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增进中国与国际的相互了解，至于其他的所谓“国际会议”，“也不要仅仅在形式上控制会议的次数和规模，还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改进会议内容，提高会议效益上。”

　　国际会议：那些不得不说的秘密

　　一共就百十来人，却跟政府伸手要近200万经费预算，“一个人两万块钱，你干什么使啊？”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郭一娜发自北京 一场国际会议在中国的变形究竟如何完成，而所谓“官办国际会议”的背后，到底又隐藏着怎样的潜规则？为此，本报记者先后走访资深国际会议组织者和业内知情人士，希望可以一窥在华国际会议那些不得不说的秘密。

　　三明治与饕餮大餐

　　“会议用餐以自助餐为主，可安排一次冷餐宴请，不再另外安排迎送宴请。”（摘自《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下同）

　　在财政部、外交部联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中，餐饮一项赫然在列，且规定极为详细。事实上，这一细则所针对的，正是在华国际会议餐饮中的严重浪费现象。

　　说起浪费，在会展行业浸淫26年的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会议总监武少源直指餐饮：“仅仅餐饮一项，就占了一场会议总支出的将近50％。”

　　这一点，让曾到澳大利亚开会连吃5天三明治的武少源十分感慨，“你在北京，去任何一家酒店说我要吃三明治，它给你做吗？”而据记者调查，目前无论是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还是国家会议中心，都有餐饮消费最低起步价100元的标准，统一配送的盒饭则高达80元。有趣的是，任何参会人员不准携带中心以外的食品入内，“我要吃麦当劳，那你不许进。”而会议期间的茶歇饮品，“2000年的时候，一杯茶一杯咖啡一个人是8块钱，后来涨到10块钱，现在最低都是30块钱。”

　　一方面是主办方无意识浪费，一方面是酒店客观造成的浪费，“但是你也没办法赖酒店，无论是国家会议中心还是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这些都是企业行为，它要还本付息，就必须把费用定得很高。”

　　事实上，自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内多数城市开始大兴土木，“国际会议中心”纷纷大规模兴建，星级酒店更是如雨后春笋。而高成本建筑的高密度出现，更是为此后官办国际会议身价一路飙升埋下伏笔。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为例，1990年开业之后，用了12年才把本还完。而近些年红红火火的国家会议中心呢？武少源算了一笔账：成本是17个亿，每年7％的利息，按十年还清，那么每年光本息就将近3个亿，另外每年“开办费”、“尺码费”，又得1.5个亿，这样下来一年能打平至少得4.5个亿，“国家会议中心一共就400多间客房，4万平米的展场，加上几个会场，你干什么能一年挣4.5个亿？可不最后都压到餐饮上了么？”而据透露，去年一年，国家会议中心仅餐饮就净赚一个亿。

　　100人会议，200万预算

　　“会议经费由我方全额负担或由与会各方分担的，应统一按照会议标准制定经费预算，我方负担的经费应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任何一场国际会议的操办，都离不开钱。一场官办国际会议的召开，必须先有财政拨款。按照常理，会议召开之前的预算报批便十分关键，理应丁是丁，卯是卯，来不得半分含糊。

　　但事实正好相反——国际会议的预算报批，经常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据曾参加一些会展项目资金评审的武少源介绍说，他经常接到一个会议的报批单，一共就百十来人，却跟政府伸手要近200万经费预算，“一个人两万块钱，你干什么使啊？”

　　在武少源看来，不靠谱的预算账单太多了，基本上那些以“发展基金/资金”命名的，都有小九九。比如说，本是开国际会议，却申请购入大批固定资产，例如买10台计算机，10台打印机，2台摄像机，甚至高档用车都在预算之列……“买那么多固定资产的理由是什么？”“会议要留照片、留资料啊，再说我们还要开第二届呢。”

　　事实上，据业内人士透露，那些能够被称为“国际会议”的预算，基本都是如此，100人的中小型规模会议，申请100万～200万预算并不稀奇，只要是能挂上会议两个字，身价立刻就能翻番。“反正就是变着法子要呗，就是拿到了就花，拿不到拉倒，都是这么个心理。”这位知情人士说。

　　尤其是地方政府，常常是一张预算单糊里糊涂、驴唇不对马嘴，但有的时候就是能批，因为都是“戴帽”来的，“这是谁谁的会，谁谁要出席的，你必须得给，可不就得给么？”

　　而按照规定，即使是地方国际会议资金的审批也要先报财政局，但是问题来了，“如果我的省长或者我的市长要开国际会议，省长市长批了，财政局和财政厅，他敢卡吗？所以这种事情最终……”

　　“前面一排最好全是部长”

　　“各地区举办国际会议或涉外活动，不得竞相抬高国内外会议代表的规格，不得相互攀比。”

　　“要注意，这次两部委的规定具有针对性，并非一刀切，好的国际会议还是需要急需办下去的。”中国会展经济研究协会副会长陈泽炎说。

　　而他所说的“好的国际会议”，中国也并非没有，例如2008年的世界地震大会，参会代表多达3000人，每人必须缴纳700美金的注册费，在保证为国家上税55万之后，还略有结余沉淀为备用基金，完全脱离财政拨款而适应市场化运作。再例如2002年的世界数学家大会，曾把数学家霍金请来中国，掀起中国的数学热。

　　“有一个很明显的矛盾，可有可无的会议正在构成极大浪费，而真正有意义的科技会议却苦于找不到钱。”武少源说，在这方面，韩国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将国际会议的召开与促进本国旅游巧妙地结合起来。“韩国国际会议的申办都是有旅游局参与，后者为前者提供强大的资金后盾。”但在中国，却是另一幅场景。“你知道北京市旅游局每年的旅游发展基金多少钱吗？十一五期间5个亿，十二五10个亿，但十一五5个亿的时候，它拨给国际会议的经费仅仅是100万。”2009年，在费劲一番周折后，武少源有幸帮助解剖学会申办的2014年世界解剖大会拿到了5万块钱。“一个会就给5万，而且条件必须是千人以上的大型国际会议，必须要拿到国务院批件，有这两个条件，才具备申请资格。”

　　这显然是极不平衡的，在无谓浪费和真正需要之间，存在一个由资金和种种条文构成的鸿沟。“所以实际上是一个捋顺的过程，但是又没法捋顺，中国太大了，各个省各个市，你怎么捋啊，都是地方财政……”

　　在武少源看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一次国际会议的收益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形象工程”，“我们又开了什么什么会，是首届，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写文章造舆论吸引眼球，这个就是最大的收益。”例如，每年都邀请10个诺贝尔奖得主来中国，出场费就不用说了，首先要坐头等舱，如果美国到中国，一个得6万，“请10个60万就出去了”。

　　而在一些二级城市举办的国际会议中，更是流传着一些不成规矩的规矩，例如“最好前头一排全是部长，或者全是省长，官越大越好，档次越做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