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危机

　　东瀛劫

　　里氏9.0级，人类从事地震监测以来的最强地震，千年一遇的大地惊雷，由地震引发的剧烈海啸、阴魂不散的核泄漏，给日本带来了“二战之后最大的危机”，美丽富庶的海岸线变得满目疮痍，繁华熙攘的东京突然有了末世景象，上万人的猝逝无数家庭的生离死别……但，这个多灾无常的国度却有着最宝贵的财富——勤劳智慧隐韧的国民，从最困惑、最黑暗的日子里寻出新生的源泉，在这个国家古已有之。

　　相信日本，相信这个由东西文化精华淬炼的民族。

　　相信日本

　　无常之国的有常之道

　　@杨锦麟：我注意到五点：日本政府以及各行业的应急系统并未陷入瘫痪;民众冷静有序，显示出公民素质的整体水平；媒体及时传递讯息，画面，传达速度之快，之透明，起到了稳定人心，了解真实的作用;自卫队，特警集结速度在一个小时之内；新媒体扮演即时传递真实讯息积极功能

　　本刊记者 杨潇 马李灵珊

　　特约撰稿 黄文炜 发自日本

　　当你坐在飞往日本的航班上，看到飞行地图的时候，事情似乎再清楚不过：日本处在一只怒气冲冲的三爪章鱼状的断裂带之上。

　　这是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碰撞出来的结果，“章鱼”由俄罗斯库页岛往南，贯穿日本全境，一直抵达中国台湾。1995年5月28日，章鱼的后爪蹬了一下，库页岛发生了里氏7.5级地震，约2000人死亡；1999年9月21日，章鱼的前爪剧烈地拍打，造成台湾“9•21”大地震，7.3级，2415人罹难。

　　延误了5个小时后，我们的航班降落在章鱼腹部，从这里长出了它的第三只爪——1923年9月1日，一场7.9级的地震突袭了附近地区，“所有土地都如海水波涛一样上下起伏，丘陵、山峦急剧扭动着”，之后，东京市超过一半的区域被火苗吞噬，10万余人死亡，近60%的人口无家可归，谣言在关东平原流传，“外国人起义、外国人投毒、外国人劫掠……”当地居民组成了义务警卫队来维持秩序，但他们自己却经常成为暴徒，数千外国人（以韩国人为主，也包括不少华人）惨遭杀害。

　　2011年3月11日这场大地震比88年前的关东大地震更为强烈，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相似的后果：沿海房屋倒塌严重，满载乘客的列车发生倾覆，海啸在很短的时间内到来，巨浪卷着垃圾和火焰把一切推平……也有显然不同的，88年前的人们没有听过核能一词，核泄漏更不属于他们的世界；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千方百计地阻止信息传播，少数尚能工作的电台受到干扰，第一篇报道地震的报纸文章出现在整整3天以后。88年过去了，记者成了最早抵达现场的人，在自卫队尚未赶到时，NHK的直升机就开始盘旋在福岛、宫城和岩手县的上空，以至于人们纷纷向电视台提出抗议：直升机的噪音太大，很可能淹没被埋者微弱的呼救声。

　　然而把媒体轻率地视作添乱者也是荒谬的，3月11日这个周五的下午，手机拨打不了，短信迟迟发不出去，大多数东京人是通过电视和广播知道了震中不在东京，而是在东北地区宫城县以东的太平洋海域，震级达到了前所未见的8.8级（后被修正为9级）。此后日本的各家电视台开始滚动报道，灾区的画面被源源不断地传送回来，直播中经常会出现两声“滴滴”的提示音：某地，发生了某级余震。

　　“日本制造”的民众

　　“余震不断，我们跑出去两次，第二次回大楼时就知道（沿海地区）要有海啸了。”在东京都赤坂附近工作的胡女士说。

　　不在日本生活较长的时间，很难理解这两出两进的逻辑。东京的震级为M5，即便如此，稍高一些的楼层也摇晃得厉害，有人形容“每次都像要准备亲吻大地似的”，但是胡女士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跑出写字楼，她说，我们都坚信在楼里面更安全，只要你避开大衣柜这些容易倾倒的物体。“所以你看电视里播的，仙台的超市里，那些人还用手去扶货架。”

　　下意识的反应是抓起桌椅上的垫子往桌子底下钻，然后把垫子放在头上——这个动作在池袋防灾馆的6级地震体验厅会被指导员反复演示，几乎每天都有各个学校组织前来的集体学习。“我们从小学直到高中，每个学期都要参加各所学校和地区举办的防灾训练，经历了12年。”专栏作家加藤嘉一说，“假设地震发生，我们该怎么办，第一做什么，第二看哪里，第三怎么办。至少训练过三十多次，不经思考也明白该怎么应付。”

　　他们对建筑质量的信赖令人叹服。“绝对不跑，”另一位久居日本的华人班先生说，“当时我看地震的时间，孩子还在幼儿园呢，我就放心多了，日本的学校和幼儿园是最结实、可以用来避难的，而且幼儿园也有固定的疏散处，不用担心混乱中找不到孩子。”

　　“记得前些年一个挺有名的建筑师，”他想起以前的新闻，“少用了两根钢筋，被追究得特别严，伴侣还因为压力太大跳楼自杀。当时还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政府连续3次修改《建筑基准法》，除木结构住宅外，把各类建筑的抗震基准提高到最高水准，尤其是商务楼要求能够8级地震不倒。

　　等到第一拨剧烈的摇晃过去，街上没有突然飞来的瓦片或者玻璃后，可以出去了。戴着安全帽，提着防灾鞋和“非常持出袋”，这其实是个不大的双肩包，平常就放在办公桌脚下，提起来就走了。胡女士的包里有物品如下：

　　折叠塑料水桶；铺地塑料布；石灰加热袋以及两袋“五目米饭”（还注明用水泡60分钟、开水泡15分钟可吃）；饼干两罐（热量可以提供两到三天）；饭碗（里面有各种餐具）；便携收音机；救急袋（里面有棉球、止血贴、绷带等等）；多功能用小刀；我们甚至从双肩包里掏出了一个“小厕所”，它由两种颜色的袋子折叠组成，里面还有沙土，确保不污染环境。

　　地震发生时，福原女士正在自己供职的日语学校的毕业典礼会场，当校长正要向学生发毕业证书时，地震发生了，华丽的吊灯开始摇晃，起初以为就像平常的小地震一样，晃几下就好了，没想到左右越晃越厉害，这可不是一般的地震！老师迅速打开门，让学生从楼梯下楼避难，穿着正装的学生们拼命跑到楼梯，穿高跟鞋的女孩子，踢了鞋子就跑。摇晃持续了两三分钟，过了一会儿，大家又回到会场，继续进行毕业典礼，高高兴兴地从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十多分钟后，地震再次发生，比上次更严重。等摇晃过后，学生再次上台受领毕业证书。最后，大家合影留念，带着笑容，留学生多是中国人，他们在日本的地震中也学会镇定自如了。

　　地震后，东京的交通全面停运，电车、地下铁都停止了，新干线也不例外，东京都内不少上班族选择花几个小时走路回家。

　　“人行道上黑压压的一片，我来日本二十多年没看到过这种景象。”胡女士说。东海大学教授叶千荣在日比谷大道上看到，所有人都很有秩序，“就像参加追悼会葬礼似的：缓慢，沉静，严肃。”

　　车道几乎水泄不通，但没有行人走到车道上来。自由撰稿人福岛女士从涩谷车站出发走路回家，一路上的小店有人发饮料，有人发糖果，还有人对她说，路很暗，小心一点啊！“这时候觉得我们日本人还是nice guy啊！”

　　叶千荣用了10个小时从东京开回横滨，与之相伴的是几百万步行的市民，他说，那感觉像一部悲壮的无声电影。有人形容，这种场景只在好莱坞灾难片中见过。

　　在茨城县一个小镇的车站，班先生同样站在一群默默的人中间，电车已经停驶，但补票口还是排着队，没人去占小便宜。“外面很冷，但人都在外面冻着，也不去一旁的小吃店里取暖。”

　　“有些人以为这是训练的结果，但这其实肯定是比训练和外界要求更高的原因。”叶千荣说，“这是一种自律性与过敏性。社会稳定并不是一个动宾结构，不能用‘维持’这个动词，而是要用其他因素去造就的。”

　　留下来的人们，去往周围的学校过夜，在这种紧急时刻，日本的公立学校会无条件开放接纳民众，而私立学校则会自行决定开放与否。胡女士所在的写字楼通过广播说，一楼的健身房已经开放，水、食物和毯子都准备好了，大家可以来这里过夜。同一楼层的餐厅则为过夜者送来了烤面包。

　　3月14日，周一，地震后第一个通勤日。

　　这一天，东京都内大多数车站都采取了控制人流量的措施，人群有序地排成长列，等待进站。更多的人则被告知，必须换用其他交通设施，一切为了节电。由于占据日本34.5%发电量的核电目前不能完全启用，导致日本政府必须做出这一选择：主动控制电量。尽管这一消息是在前一天深夜才通过电视向民众公布，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到，仍照原定计划出行，但在车站外，就已被预先安排好的工作人员耐心地解释清楚情况。

　　据本刊记者所见，在东京都内，尽管几乎所有的车站都出现了人流密集现象，但没有一起混乱、拥挤现象。人们静静地、几乎是冷漠地接受着安排，没有抱怨，没有意外。只要有工作人员向他们解释清楚情况，便迅速地按照车站指示，等待，或者选择离开。人群排成了蜿蜒的长龙，全部靠左，右边留出通行空间，没人指引，没人监督。

　　从14日起，除了东京都23区外，日本其他城市和东京的郊区开始轮番有计划停电，每个区域每次停3个小时。政府号召民众节约用电，建议家庭不要使用电熨斗等耗电设备。胡女士家也在计划停电范围，“没有任何怨言，我家孩子也是，一听到号召就去关灯。”14日东京良好的天气甚至让人们感到歉意，“想到灾区，就有一种罪恶感。”

　　下午，新宿街头100米内有两家NGO组织在募款，一家是日本志愿者协会，专门为此出了号外。他们说这种募捐需要当地政府和警察局批准，但因为事出突然，所以大家都是边申请边上街募捐。

　　街对面是另外一家协会，人比较多，都着黑色西装，齐声喊着口号：为东北日本募捐等。上面写着：截止14日15：00已经募集到了20万的物资，组织车出发运往灾区了。钱全部捐给宫城县红十字会，而另外的物资自己找车运过去。他们本来是有一个营业所在仙台，现在也完全失联。

　　我们问他们，如何保证财政透明，他们觉得很吃惊：为什么担心这样的问题呢？

　　也并非没有传言。在震后头两天，除了核泄露的消息外，还有一则油厂爆炸的短信和EMAIL在快速传播，历史学家依田熹家以一种老派的严肃和荣誉感回复他的一个学生：在日本，散布谣言也是犯罪，1995年关西大地震，法国记者来报道的第一句话就是，日本没有抢劫事件！

　　有外籍人员这样评价日本：“告诉你，这里的机场和火车一定很快恢复过来。日本人就像蚂蚁一样，你没见过蚁路吗？即使水淹来，冲散了蚁路，他们很快又会回来，走出一条新的蚁路来。”

　　媒体、政府、企业与社会

　　几家电视台全天聚焦震灾，没有广告、没有嚎啕，也没有恐怖或者昂扬的背景音乐，电视和街上的人群一样安静。叶千荣评价说，“日本媒体朴实、认真，以一种真正的同情心去奉献。至少在这里，人们从来不提多难兴邦，但在踏实做事。”一位中国网友则在微博上说，“正收看日本NHK电视台。它轮流用日语、英语、华语、韩语等五个语种，发布有关最新震情和可能发生海啸的地区。作为真正的公共电视台，NHK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成为超越一切的公共平台，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

　　地震后，日本各电视台，停止其他一切节目，连广告都不播，全方位报道地震消息，地震中死伤人数、失踪人数、交通信息、余震信息、政府的救助措施等等应有尽有，13日起多了停电信息，近日来特别引人关注的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信息，媒体更是详尽报道。

　　地震后，最让人不安的就是这个核电站，但是政府及时公开信息，让人相信一切都在挽救中。

　　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每天数次向公众报告地震信息，他每天穿着工装，他那张看起来毫无表情的脸已经为全世界所熟悉，现在日本人看到枝野幸男那张脸，就意味着抓到最新信息。日本人半开玩笑地议论：现在就靠官房长官啦，但愿他下次能带给我们好消息。有趣的是，现在日本网上流行一个新运动——“让官房长官去睡会儿吧”，原来，有网民发现地震以来枝野幸男出席了无数的新闻发布会，每次都要面对记者们连珠炮式的问题，Twitter用户sarang5NY周一下午写道：“枝野先生，请不要过于劳累。你每次向公众解释情况的时候，都是自己说的，而没有照着稿子念，我要向你表达深深的敬意。”这个“提案”得到无数Twitter用户响应，以至于周一“#edano_nero”已经成为Twitter上一个全球流行话题。“Nero”在日语里是睡觉的意思。

　　日本官员在此次大灾难中的表现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这种认可不限于在朝的民主党。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立即达成协议，实现政治休战，共同面对灾难，一致救国。为了采取更有效的灾害对策，执政党和在野党就有关早日推出财政补充方案，在救灾上投入更多的经费达成共识。

　　首相菅直人11日深夜在官邸面对在野党党首，深深地低下头，“希望大家指导、配合，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这是救国的需要。”

　　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表示将给予全力协助，政府和在野党之间设置了联系热线，原先“敌对”的菅直人和谷垣祯一两人地震后在采访的记者面前并肩站在了一起。民主党内原先亦有内讧，在灾难面前各派都团结起来。

　　政府派出了10万名自卫队队员，警察、消防、海上保安厅等各方联合起来，救助生存者和孤立者。未受地震灾害影响的日本关西大阪、京都以及其他5县13日表示已经做好了接收灾民的准备，优先接收高龄者、儿童、伤员和病人。

　　首相菅直人在随后也发布政策，所有的便利店货品全部免费，涉及费用由日本政府承担，所有公共电话也免费拨打，以保证受灾民众可以最快地联系上亲人。

　　企业界亦加入救灾行列，如大型连锁电器站Bigcamera提供免费手机电池。全日空航空公司宣布，从现在起到4月15日，免费为一切救援物资提供国际、国内航线的运输，免费为救援人员提供座舱席位。在这种举国协力抗灾的氛围中，连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亦加入救援行列，火速向灾民派粥及提供避难所，有居民指黑社会没有趁火打劫，效率较政府更高。成立于1915年的“山口组”是日本最大帮会，二战之后，日本社会秩序异常混乱，政府无力治理，山口组甚至扮演了“民间警察”的角色，为民众提供保护；1995年神户大地震后，亦有协助救灾，反应速度甚至超过了日本政府。东京黑帮“住吉会”也在Twitter公布，开放各处的事务所作为庇护中心，为灾民免费提供食宿。

　　有人曾写道，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在骚乱与管制中，苦闷的年轻人仿佛看到了一个前进的方向，此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开始盛行。88年以后，换了天地，取而代之的是节制、理性以及平静中的不安，甚至是怀疑——核的阴影正在渐渐盖过地震，成为这个国家最难以预料的变量。

　　2011年对日本意味着什么？一切远未结束。但正如一位中国网民所说，这次地震对日本而言不亚于一场战争，为日本民众祈福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这个国家的强大。不说政府的整体调度，也不言稳固的建筑，不去目送赴死的援救队员，不去体会涉险报道的记者的心情；只为虽拥挤但有秩序的街道，只为逃离现场还记得拔掉电源的教师，何等的自信才有这份淡定！灾难会擦亮你的眼睛。

　　日本 核阴影下的光亮

　　在9.0级地震带来的地震、海啸与核泄漏危机中，后者最令日本人恐惧，但这个世界上惟一的核武受害国的上上下下，却在此次“核危机”中，表现得如此从容和冷静。上一次核危机，是日本因军国主义而受到处罚；这一次核危机，是日本人以其民主的政体、负责的官员、理性的公民、自由的媒体抗争天灾的舞台

　　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发自日本

　　即使是初到东京的人，也会觉得3月14日下午的新宿冷清得有点不同寻常。这里，是日本东京都三大副都心之一、东京都政府所在地，亦是繁华的商业中心所在地。京王线、小田急线、丸之内线、都营地铁大江户线等多条铁道线路汇聚于此，平日的新宿，是全日本人流量最多之处。

　　但——

　　2011年3月11日下午的9.0级大地震过去3天，这一天下午，据东京市民描述，新宿的人流量“连平日的一半都没有”。

　　在平日熙熙攘攘的JR车站检票口处，大多数自动售票机和电子指示牌都在滚动播放着类似的字样：XX线路中止。车站里的电视反复播放着日本地震的最新消息，屏幕下方则是这一天东京都内多条线路停止运营的具体信息，不断有行人驻足观看，然后悻悻然离去。

　　人们一脸焦急，像找不到归途的蚂蚁，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在地铁线路里，平日精确到秒的东京地铁此时纷纷显示出“下一班到达时间未知”的字样。电梯停用、电灯只开一半，裸露着黑黢黢金属管道的千代田线内部，显得分外逼仄与黑暗。

　　据日本媒体报道，从3月14日起，日本开始实施紧急限电措施。东京都内多条交通线路紧急停止运营，居民用电亦有可能受到限制。此次限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作为世界第三大核能大国的日本——目前拥有53个核反应堆，本土电量需求的34.5%都来自于核电——由于地震及之后引发的海啸，导致震源附近的核电站停止工作，已使电量供应成为问题。

　　相比起停电，日本人更担心的，是这些已经停止工作的核电站随后引发的各种问题。截至本刊发稿时间，本已停止工作的福岛第一核电厂1、2、3、4号反应堆相继出现问题，发生了爆炸、起火与核反应堆熔融等现象。日本首相菅直人当地时间15日上午11时在首相官邸发表告国民书，指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问题趋向严重，要求在核电站20公里至3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做好防止核辐射的准备，而核辐射亦有可能波及日本其他地区和邻国。

　　核泄漏，已成为日本上上下下忧虑的第一大事，亦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离得越远，传言越多

　　在面对“核危机”时，日本民众表现出了非凡的素质。与面对地震时的冷静可被解读为从小训练有素不同，在曾经历过原子弹袭击的日本，用“谈核色变”形容毫不夸张。但这一次，日本普通民众没有惊慌，恐惧的成分降到了最低。这不是训练的结果，而是一个成熟的国家、成熟的社会自然而然的反应。日本民众、媒体与政府的通力合作，尽管仍然不甚完美，但整个社会的信任度仍然高企。在信息尽可能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民众的不安全感降到了最低。

　　即使3月14日当天，整个东京首都圈的交通供应只有平日的30%左右，但我们一路所遇的日本人，都非常冷静、镇定。50岁的松本先生（应当事人要求，此处为化名）是从事LED照明工作的日本普通公司职员，他坦言“最担心的就是核问题”。从知道发生“核危机”到此刻，借助不断播报最新发展情况的媒体，他能够头头是道地说出最新的核泄漏数据和躲避范围。但是，他不害怕。会否选择离开东京避开核辐射这样的问题，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秩序良好的东京社会，让他坚持自己“很有安全感”。

　　事实上，他对“核问题”的最大忧虑，并非是自身安全，更大程度上，是忧虑这次核危机对日本经济可能造成的打击。25岁的研究生池内飞鸿和松本先生看法一致，核泄漏固然可怕，但他们始终相信政府能够最终处理好这件事，不会使其危及大多数市民安全。随之而来的经济打击，更让他忧心忡忡。

　　除他们之外，记者在东京街头随意走访了几名市民，20岁的丸山友理歌和70岁的田中女士（此处为化名）也都表示，自己对核危机了解得清楚、详细，尽管时有突发意外，但归根结底，他们对政府能够处理好这次核危机，很有信心。

　　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兼电视时政节目主持人叶千荣也表示，据他观察，“现在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当然都是核泄漏，因为（福岛第一机组）爆炸的一瞬间，数百万国民等于都通过电视直播，看到了厂房只剩下金属架子的画面。但是，日本国民并不惊慌。在高速公路上，我本以为大家会向与灾区相反的西南方向出逃，但没想到现在是向灾区的高速公路反而堵车，大家都在往里面送物资，让人很感动。”

　　日本也不乏人心惶惶的现象，但总体来说，社会始终维持在平稳状态。早稻田大学太平洋研究部特别研究员郑成先生向本刊记者展示了他收到的几条手机短信，内容多半半真半假，如一条信息是：“一号反应堆发生氢气爆炸，200公里内都会受到影响，很难避开，大家一定都要紧锁门窗，小心避难。”还有一些短信，都是关于石油泄漏防护等，掺杂着“真实信息与夸张手法”。郑先生告诉我们，这几条信息在日本国内传播甚广。即使是家住广岛、离灾区很远的他和朋友，都相互发送和接收了不同种类的这样的信息。

　　当这样的恐慌信息蔓延时，日本政府的反应迅速、及时，就在收到短信的数小时后，郑先生就在网上查询到了政府公布的谣言短信内容及辟谣声明。各媒体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将真实信息告知民众。郑先生说：“看到政府贴出的谣言短信，和我收到的几乎一模一样，我就不惊慌了。”

　　12日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事故后，中国驻日本新泻领事馆领事、副领事及相关工作人员即前往福岛，在那里，他们见到了负责救灾的当地县副知事，并且看望了当地侨民。新泻领事馆工作人员张智浩及汤先生分别向本刊记者介绍了中方工作人员的所见所闻。

　　和大多数其他地区日本人一样，福岛当地的居民情绪也相当稳定，政府救灾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汤先生强调，“日本政府一视同仁，包括在避难所得到的救助和避难时给予的帮助，对国籍不同的人都没有任何区别。”汤先生说，福岛人并没有过分恐惧。距离福岛第一发电厂的20公里以内人群，都已在政府的帮助下迅速撤离。

　　当地的中国侨民已经开始向中国大使馆寻求帮助，在新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自地震发生以来，每天都从清晨忙碌到深夜。有部分侨民已经从福岛撤退到新泻，更有甚者已经买好机票，准备回国避难。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相信日本政府，留守在政府划定的安全线内。汤先生说，“大家看了电视报道后，也许会犹豫，但是并没有任何慌乱情绪发生。”

　　在福岛采访的中国记者王刚也向本刊记者表示，外界离福岛越远，各类分析、说法也就越多，众说纷纭之下，其实福岛当地人民相当镇定。用电、用水截至3月14日晚间，仍然正常。

　　事实上，此次核危机以来，情况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截至3月15日早间，福岛第一核电厂的2号机组发生严重事故，在东京和福岛以西的新泻，人们仍然相当淡定，有条不紊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但福岛紧挨着的茨城县及北部的宫城县，都已经出现了市民向远方避难的现象。

　　就像地震发生当天一样，面对核辐射的阴影，出逃的车辆仍秩序井然。在大量军力警力都投入救灾的情况下，日本国民以超乎想象的冷静，展开了自救。人们在刚刚遭受完地震冲击、海啸洗礼后，立刻收集好残余的家当，开始躲避核辐射的阴影。但是，不管是电视还是报纸上，都鲜见恸哭的悲伤，或是鲜血淋漓的惨痛场面。

　　在日本国民身上，激烈的情绪并非是被强行克制住的，而是被一种自内而外生发的淡定取而代之。这个国家的人们，仿佛都生长出了一层坚硬的外壳，用以抵抗天灾与人祸。

　　信息公开透明的民主社会

　　在坚硬的外壳内部，日本国民也一样有柔软的心。同为人类，日本国民也一样有恐惧、猜疑与愤怒。尽管日本是这样一个善于自律、冷静自持的国家，但归根结底，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救灾机制，才是社会建立互信的根本。淡定，说到底是信心。

　　这一次，对日本政府的整体救灾表现，人们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池内飞鸿说，“100分里的话，给80分。”

　　不过，从3月14日晚间开始，福岛第一核电站持续崩坏的情况，令日本国内对东京电力公司、经济产业省院电力安全保安院是否隐藏了信息、是否能够控制现在的形势等都十分不信任。种种不安情绪在各大媒体和日本国民中间开始扩散。

　　日本共同新闻社社会部记者滨口先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率承认：“我们是不得不相信政府公布的数据。”因为福岛第一核电厂附近辐射量已经严重超标，各媒体也不敢接近该区域报道，包括电视台在内，都只能通过远距离摄像观察。

　　3月11日至3月14日4天时间内，国民与媒体对政府的救灾工作一直相当支持，叶千荣教授说，“即使在野党一再抨击，但指望政府做得更好，也并不太容易了。”但是，从3月14日晚间，在核问题上，对政府的质疑声开始甚嚣尘上。

　　滨口记者表示，这次地震发生以来，日本国内新闻媒体对政府最大的不满与抨击，就集中于政府“晚了5小时才公布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问题，他们应该第一时间就公布这个消息，太不及时了”。

　　毕竟，这是提到核问题就草木皆兵的日本。由于曾经的两颗原子弹爆炸，国民对核问题十分敏感。处理这个问题谨小慎微的日本政府，第一步棋就走错了。

　　不过，在随后几天里，各家媒体充分阐释了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是如此重要。几乎所有的日本电视台都在全天候24小时报道此次地震情况，而核辐射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在这里，电视台和媒体上鲜见领导人的行踪，共同社记者滨口先生说：“报道的重点一直在受灾部分，核发电站事故和计划停电让这演变成了一场复合型的灾难。我们对首相官邸做出的关于灾情的说明和实际救灾行动有兴趣，但我们对他们的一举一动所有行踪，并不会报道太多。”

　　尽管首相菅直人自己穿上了防护服，前往福岛第一核电站周围视察，但媒体对他这种“冒险行为”也并无太多赞赏，最多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日本电视上，可见最多的都是关于核发电的科学报道与一天数次的官房长官新闻发布会或原子能科学院和东京电力的相关说明记者会。所有这些发布会，全部由电视台现场直播，记者直斥，“到底会不会发生泄漏！到底最严重会怎么样！别含混带过！”场面火爆，力求信息准确无误。

　　在拖延公布核辐射情况后，日本政府随后对信息公布一直采取“尽量自由”的态度。所有媒体如想进入福岛采访，都不受阻拦。除了必须留在20公里以外的安全警戒范围之外，没有任何关于媒体报道范围及内容方面的约束。同时，日本政府也一直在“原子能保安院”官方网站上发布最权威的消息，保证随时更新，令民众放心。

　　滨口介绍，共同社在日本东北各部驻扎有约30名记者，此次事件发生后，他们从东京、大阪、北海道等地调派记者赶去支援，现在在日本东北各地，共有100名记者在不断发回最新报道。而所有日本电视台几乎每一小时都会更新最新核辐射量数据。

　　在东京、在大阪、在名古屋、在北海道，在日本所有的城市里，只要交通畅通，能够送达当日报纸，就能够看到报纸上方全部套用红框的标出的最新“核事故”进展。所有平面媒体都投入了最大限度的人力物力，力求报道准确及时。在车站及市中心等人流密集处，还有免费发放的号外，供人们阅读以了解最新情况。

　　同时，为了验证政府说法及数据，各家媒体都从日本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找来了原子能专家，在演播室里大约每一小时就解说一次：当前核电站情况如何，公布的最新数据会造成什么影响，如何防范。日本人在现场拉起白板，画好详细演示图，原原本本将所有情况全部解释清楚。截至本刊记者发稿为止，各地核能专家给出的解释与对情况的预测，与日本政府的说法并无太大出入。

　　另外，网络在此次“核事故”中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恐慌作用。在Twitter、Mixi及2CH（日本社交网站）等著名网站上，日本网友一直都在讨论，不存在删帖现象，也许有人散步谣言，但也都及时被政府澄清。网络的迅速、及时，令民众情绪平复不少。

　　在滨口看来，“只有报道，清晰、真实和正确的报道，才能避免大家更大的恐慌。因此我们才要不断跟进。正是因为信息量不足，所以大家才会恐慌。”在他看来，此次政府在情报公开上竭力做得及时充分，以免造成因为情报缺少而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如果这个时候还敢瞒报，无异于政治自杀。”叶千荣教授也说，“在日本，民众对自己的知情权和三权分立政治结构中的行政权应该承担的责任非常清楚。在这里，信息应该高度透明、公开已为常识。”

　　不过，随着事态不断恶化，民众的不安也始终在蓄积。批评政府的声音在核辐射问题上一直未见断绝。但是，日本新闻人分析，“日本是民主社会，国民永远都对国家权力抱有怀疑和监督的态度，对政府情报表达质疑是理所应当的。如果有人对政府工作不满，其实是正常的。最可怕的其实是一片赞歌，反而听不到理性的分析。”毕竟，在民主社会里，人民相信，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日本国民对政府不信任’，在日本的语境里，这句话通常与在国内的情况有很大差距。”郑成先生说。

　　由于东京电力公司是一家私营企业，现在已有国民提出，要在问题解决后，起诉东京电力公司。也有很多人指出，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大多数应该来自东京电力公司，如果数据有误，不排除是东京电力公司瞒报，与政府关系不大。不过现在，大家都还是专心静待事态发展。

　　在东京车站内，巨大的液晶屏幕上，白发苍苍的科学家不断解释着核泄漏图示，语调急促但条理清晰。行人静悄悄地驻足观看，然后继续前行。我问一位市民，“等到这次事故结束后，您认为日本是否应该彻底关闭核电站呢？”

　　他想了会儿，然后笑着反问我，“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能保证我们日本的电力呢？停止核电站是没有用的，也不可能，主要应该加强它的安全措施。”

　　这就是日本人，非凡的冷静、非凡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