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学人名片
冯秉铨（1910-1980），出生于河北省新安县一个书香世家，著名电子学家、教育家，是新中国无线电电子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所提出的强力振荡器相角补偿理论获得国内外的一致肯定，而抑制脉宽调幅发射机残波辐射法，以及用射频削波法则有效解决我国边远地区广播覆盖面积有限和抗干扰能力差的问题。
他少年得志，被视作哈佛的学术新星，却选择孔雀东南飞，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当个“穷教书匠”；他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却从未向人抱怨，还以“老牛不怕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为座右铭；他的振荡理论本可发展出更多的可能性，但为了培养学生，他却自愿搁置自己的科研工作……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最高的成就是什么？著作等身、开宗立派，或许都是上乘之选，但冯秉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著书立说固然可喜，但“愿得英才三千数，高峰深处共研寻”更加可贵。冯秉铨曾说：“我愿意为青年的锦绣前程而操劳，我不能离开青年，如果让我离开青年，我会感到生命失去了意义。”是以他可以和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起在实验室里通宵奋战，他可以把自己的讲稿毫无保留地交给青年教师，他可以每到一个新教室讲课就先去“踩点”，他可以直到逝世时还在带研究生……
当人们纷纷感慨如今的大学教育浮躁、功利、有大楼而无大师时，冯秉铨的“特立独行”才显得格外珍贵。本期世纪广东学人，不仅旨在还原一个血肉饱满的电子学家，更重要的是，呈现一个甘于奉献的教育学家。
锐气 宁肯不要文凭，也不要罗家伦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文凭上
现在已经无法想象，如果当初曾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了几年德文、“喝了点洋墨水”的冯克庄没有坚持将儿子送到北平念书，那么自小熟读四书五经、十一二岁便在文史方面崭露才华的冯秉铨会不会如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深信“明理”远比“格物”重要？
历史是由无数巧合构成的，1923年，当13岁的冯秉铨穿着一身“乡巴佬”布裤褂走出白洋淀，走进北平私立汇文中学的课堂时，他的人生便注定要和物理结下不解之缘。彼时，五四运动“科学救国”的主张渐渐被许多青年人接受，而冯秉铨在汇文时期的物理老师“物理张”便是积极的拥护者。“中国几千年来，讲孔孟仁理讲得太久了，现在该是讲物理的时候了。”这句话给了冯秉铨很大的冲击，以前在白洋淀时，他知道的只是孔夫子的“克己复礼”、“言必称尧舜”，而在汇文，他知道了世界上最早的铁路在1825年就已诞生，但中国差不多过了60年后才开始自己修建铁路。“科学技术落后是国家积弱、受列强侵略的原因。”事实上，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冯秉铨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物理、化学、数学中去。
16岁那年，冯秉铨连跳两级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物理系第二级16名学生之一，待四年后毕业时，冯秉铨成了三分之一：清华的通过率极低，那一年物理系仅有3个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然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苦读了四年的冯秉铨拒绝接受清华的一纸文凭，原因是在冯秉铨看来，当时由蒋介石派来的清华校长罗家伦官架十足，“宁肯不要文凭，也不要罗家伦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文凭上”，就这样，直到去世，冯秉铨都是清华的“黑户”毕业生。
作为著名的教育家，有关罗家伦的是是非非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公论。但无论如何，冯秉铨不图虚名、坚持信念的胆识和魄力从那时起便展露无遗，而这件“小事”似乎也可看作他人生的一个伏笔，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是毅然放弃哈佛大学的高薪厚职回国还是在“文革”中受迫害却仍然乐观坚强，都依稀能看到那个充满锐气的年轻人的影子。
爱情 从“73”到“88”，用莫尔斯码收获高兆兰“亲爱的问候”
一串串数字，一个个公式，各种电路元件……这些在大多数人眼里极其无聊乏味的元素却如同变幻无穷的莫尔斯码一样组成了冯秉铨传奇的人生，甚至连他的爱情也与无线电息息相关。
1935年，在燕京大学完成硕士学业后，25岁的冯秉铨成为岭南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而担任许浈阳教授助教的机会让他认识了日后的妻子———当时正攻读硕士学位的高兆兰。爱情有许多种可能，诗人的爱情用绚烂的诗句表达，音乐家的爱情用浪漫的夜曲传递，而冯秉铨与高兆兰的爱情则是由声、光、电和数字、公式编织而成。每次做通讯试验时，冯秉铨总以“88”作为结束语，而高兆兰却总是答以“73”。两年之后，当高兆兰第一次以“88”作答时，冯秉铨知道，他终于等到了属于他的爱情，因为在莫尔斯码中，“73”的意思是“致以友谊的问候”，而“88”则代表“致以亲爱的问候”。
1940年，年轻的冯秉铨和高兆兰双双考取奖学金赴美留学，攻读博士学位。经过两年多的拼搏，冯秉铨终于“啃”下了博士学位，并担任哈佛大学研究生班的无线电实验课讲师，后来又受导师钱菲教授之邀在“军官电子训练班”担任教员。
在钱菲教授和很多当时的同学看来，冯秉铨无疑是哈佛一颗学术新星，前途一片光明，而且当时冯秉铨的月工资已经是400多美元，对于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说，这是真正的优薪厚职。然而，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冯秉铨坐不住了，与高兆兰商量再三后决定回国。“月是故乡明”，多年后高兆兰回忆起这段岁月时感慨地说，这个简单的理由，足以让他们放弃在美国的一切，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
拒绝了钱菲教授的善意挽留，冯秉铨和高兆兰开始寻找一切可以回国的途径，当时往来中美的客轮极少，要买到一张船票比登天还难。俩人四处奔走，才获悉有一艘美国的小货轮将开往广州港，但由于要绕道多个国家做生意，这艘船到达广州需耗时两个多月。两个月的海上颠簸对于这两个“文弱书生”来说实在是个难题，幸好一位医生给他们提供了信息：维他命“B杂”有抗晕船的效力。于是，1946年3月，冯秉铨和高兆兰登上路易丝·莱克号货轮，开始了漫长的回国之旅，在那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人几乎天天把“B杂”当饭吃。
育人 院系调整后，以三人之力重建4个专业的无线电自动控制系
回国做什么？这是摆在冯秉铨面前的艰难抉择。赵元任推荐他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但在冯秉铨看来，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唯有教育一途。从1946年9月接受岭南大学的聘书以来，教育成为冯秉铨生命的主题，直到逝世前，他仍然坚持带着6名研究生。
对于现在的许多华南理工大学学生来说，冯秉铨这个名字已经有些陌生。但在老华工学生眼里，冯秉铨这三个字意味着一个传奇：1956年全国第二次院系调整，华工电讯工程系的大部分人员和设备调往成都。在只有3个老师的情况下，冯秉铨组建了4个专业的无线电自动控制系。
“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一定带头上阵！”这是冯秉铨立下的军令状。“那时冯老师的工作量太大了，因为只有3个老师，他一个人要开12门专业课，高峰时期，每周上课27学时。而且每次都是他自己先讲，然后把讲稿交给青年教师，从而带出来一批教师队伍，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两年。”冯秉铨的研究生丘水生回忆。
在1958年到1963年这段时间里，休息对冯秉铨来说是太奢侈的事情。校医室的李美贞大夫是他的老同事，她曾无数次向操劳过度的冯秉铨提出警告：“血压太高，要注意休息！”然而，冯秉铨总是当面点头答应，过后就忘了。有一次，他在教学楼走廊的拐角处突然面色苍白，不能动弹，汗流如注，学生们看见都慌了，他只是缓缓地摆摆手，含一片硝酸甘油，稍事休息，又坚持上课去了。
冯秉铨的传奇还不止于此。在华工，只要是冯秉铨上的课，从来都是座无虚席。原华南理工大学501771班学生冯成光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盛况：1977年，冯秉铨为新生上《无线电历史》，250个座位的特大课室里的走道里加满了座位，后面还站着密密麻麻的学生，甚至在教室旁边的草坪上都坐满了带调频收音机听课的人，而冯成光他们全年级加起来还不到200个学生。
晚年 老牛不怕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老牛不怕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臧克家的这句诗是冯秉铨“文革”后最常念叨的句子。“有人说，冯老师是累死的，我觉得的确有这种可能。冯老师身体不太好，而且在‘文革’时精神压力大，身体非常虚弱。但‘文革’后他还坚持上课，搞科研，有时候我们学生看了真是心疼，只能提醒他注意身体。”丘水生这样回忆冯秉铨最后的日子。
作为冯秉铨的助手，丘水生对老师十分熟悉，但说起冯秉铨在“文革”时的遭遇，丘水生却说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透露过一点，他也是读冯秉铨的传记时才惊讶地发现老师曾受过这么多的苦。
而冯秉铨之子冯高义却清楚地记得，当他在医院看到被批斗得昏迷了36个小时的父亲时自己难以名状的震惊与辛酸。“当时，我都惊呆了！”冯秉铨躺在病床上，腿被乱针刺伤了，还在淌血，却努力向儿子挤出一丝微笑，这个瞬间在冯高义的记忆中就此定格。
不过，比起肉体上的痛苦，对于冯秉铨来说更难受的是，“文革”前夕他呕心沥血写的120万字的“振荡理论”书稿本已准备付梓，却在“文革”时被“造反派”抄走，直到“文革”后才找回90%的书稿。“振荡理论那时候很新，如果出版的话，在国际上都属于领先的。但‘文革’后期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书，因此，冯教授的‘振荡理论’再也没有出版过。”丘水生说，虽然有些遗憾，但冯秉铨从没有抱怨过。“文革”后冯秉铨便把自己未出版的书稿贡献出来当作教材使用。
在“文革”时的“狱友”朱福熙看来，冯秉铨的荣辱不惊、处之泰然让人敬佩。“他在‘文革’时候的‘帽子’一大堆，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但是，‘解放’之后，他立刻把全部精力投到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上。”用冯秉铨自己的话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特别重，每个人工作年龄都应该减10岁，60岁要当50岁用。”从1976年2月起，他像小学生那样给自己订一条“约法”———平均每天写1万字，不完成就不睡觉。年纪大了，每次连写三四千字，手便麻得握不住笔杆，冯秉铨在书桌旁备上热水，手麻了就在热水里泡上几分钟，等血脉流通了继续写。
这便是年近古稀的冯秉铨的成绩单：他提出的“射频削波”方法成功解决了边远地区广播受干扰的问题；仅从1976年2月到8月，他就完成了两本书的初稿，共120万字；他所著科普读物《今日电子学》获得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一等奖……
他的理论影响到了电子维修工
讲述者：丘水生（原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教授，冯秉铨的学生和助手）
从学术上来说，冯老师最值得称道的是提出了强力振荡器的相角补偿理论，也正是这个理论开创了我国非线性电路理论的先河，从而奠定了他在电子学界的地位。
他解决了广播抗干扰能力差的问题
当全世界关心振荡器的电子学家们几乎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小功率振荡器频率稳定度的研究上，他却独辟蹊径，潜心于提高大功率振荡器板极效率的研究。1949年到1950年，他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从而确立了这一理论。在冯教授发表这一理论20多年后，我在美国的学术杂志上还看到类似的文章，说明这一理论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冯老师发明的强力振荡器相角补偿法已为国内外电子学术界公认和引用。这项贡献已于1959年编入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十年来的中国科学》一书。
另一个证明这一理论影响力的例子是，上世纪70年代机械工业部曾经出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其中记载了高频炉的电子设备维修指南，其中就提到其部分元件的设计应用了相角补偿理论。由于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当时的电子维修人员必须熟读的，因此可以想见，连那时的维修工都知道应用相角补偿理论可以提高高频炉的散热性能和效率。
如果说这一理论是具有国际领先水准的原创发明，那么在“文革”后期冯老师提出的抑制脉冲宽度调制调幅和射频削波则属于引进国外领先技术，填补国内空白的范畴。这两项应用性极强的研究在上世纪70年代成功解决了广播质量不理想和边远地区无线电广播覆盖面积小和抗干扰能力差的问题，1976年，广东韶关无线电厂采用他的“脉冲宽度调制调幅”理论生产了国内第一台10kW脉宽调制式调幅广播发射机，在抑制残波辐射问题上达到了国内最好水平，中央广播事业局曾经决定以后凡是10kW以下的广播发射机，一律采用他设计的这种新样机。
凡到新教室上课必先“踩点”
冯老师曾说：“没有了学生，我的生命便失去了意义。”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冯老师热爱学生，真正把教学当成一项值得毕生追求的事业。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凡在一个新课室上课，冯老师必然会提前“踩点”，课室的大小，窗户的位置等等，都摸得一清二楚。当过学生都知道，黑板容易反光，冯老师特别注意这一点，每次他都会提前在黑板的各个位置写板书，然后根据学生人数站在最后的位置观看能否看清楚板书，是否有反光，然后再决定黑板字的大小，避免写在反光处。
我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在冯老师家见面的情形。他当时对我说：“丘水生，你的入学英文考试答得很好，但是分数好像不高嘛。会不会是分数加错了？”当时我没当一回事，但没想到冯老师真的去调出我的英文试卷，最后发现分数是加少了。我当时很感动：“这个老师是真的想教好我的。”
在我的印象里，冯老师的脾气很好，几乎没有骂过学生，不过听说如果学生做实验的时候老是搭错电路烧坏电子管，冯老师会说：“你这不是乱搞嘛！”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当时电子管还是很贵重的东西。
（本文参考了姚树华所著《华南理工大学名师———冯秉铨》一书，感谢冯高义、丘水生以及华南理工大学对本文所作的贡献）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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