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研究型智库，不倚重意识形态、不偏激，坚持将自身研究的独立性放在首位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袁铁成 王琰
兰德公司新近完成一份关于中国空军的报告，名为《撼动天地，分摊地球：中国空军21世纪的就业观念》，其结论是，“对中国军事理论的分析证实，中国可能为美国及其盟国的空军带来严峻挑战。”作为世界上运营规模最大的智库，兰德公司的这份研究是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空军总部以及航空、航天和信息作战部门的资助下完成的。
类似的研究项目，每年大约有700〜800个，其中大量的合约，都是与美国联邦政府的不同部门签订的，涉及金额高达数千万美元。被誉为美国“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的兰德公司，目前65%的收入，都来自美国联邦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被人视作“御用”智库。
由于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密切，作为智库的兰德，需要时刻注意与官方保持距离的形象，以确保自己研究的独立性。这从公司的选址上略见一斑——当超过100家智库争先恐后云集华盛顿时，兰德公司特意将自己的总部设在远离美国政治中心的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仅在首都留有办事处。
“我们认为，与首都的有形距离，有利于维护我们的研究在文化上、思想上的独立声誉。”兰德公司总裁詹姆斯•汤姆逊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说。
议程设定的决定性因素
最近几年，中国一直是兰德公司研究的主要焦点之一。除了大量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估和研究，兰德公司最近对中国的研究还包括，一项对中国在东亚地区影响的研究，对海峡两岸军事平衡的研究，一个对天津滨海新区科技发展机会做出的评估研究，以及对中国和印度的教育系统进行的比较评估。
汤姆逊说，对中国研究的议程设定，往往有两个决定因素，一是当年的研究重点，二是赞助方的利益。兰德公司为了便于管理，每年都会为公司设定一系列研究重点。这些研究重点往往只用一些很广泛的、功能性的词汇来表示。例如，目前三个研究重点是：促进国际安全、强化社会功能和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每年，兰德公司都会根据当前情况，对这些研究重点进行审议。
在兼顾研究重点的情况下，具体的项目设定，则取决于其“中国项目”赞助方的利益。汤姆逊说，这是因为兰德公司的研究都以项目为单位，而且大部分是通过合同，由外部赞助和资助的。
未来，这两个决定因素将继续主导对中国的研究项目。如果出资方来自中国国内，研究的课题将可能非常本土化。“我们可能解决中国国内的公共政策议题，例如发展战略、科技标准、内部环境、资源问题等。兰德会一如既往地建立一支跨学科的团队，来评估这些问题。”
当然，大多数项目仍然来自美国国内和大型的跨国公司。这无形中影响了兰德公司研究项目的议程。汤姆逊认为，如果中美关系如期发展，兰德将更关注于那些需要两国合作才能解决的区域与全球问题，例如环境和气候问题、国际恐怖主义、盗版，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未来的形态和功能。
总的来说，“我们会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关注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政治影响，以及北京和华盛顿将如何避免冲突。”汤姆逊说。
兰德声望的四大“砝码”
声誉和地位使得兰德公司既能兼具国际视野，又能兼顾每个项目的特定要求。汤姆逊认为，兰德声望的建立，取决于它的四大“砝码”。
第一，是兰德公司里研究人员覆盖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兰德拥有1600名成员，包括95名研究员。“这是最接近的竞争者的数倍。”汤姆逊说。
同样重要的，还有研究人员的多样性。兰德的研究人员覆盖了广泛而多样的专业领域，如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行为科学家、工程师、行动研究、卫生政策专家、计算机科学家和其他种类繁多的专家。
汤姆逊说，数量和多样性上的优势，在对中国进行研究时，得以完全体现。 “在兰德的团队里，有6位在语言上过关并经过博士训练的中国专家；还有约同样数目的学者，这些人将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研究中国或中国相关问题，一部分在来兰德之前，就有在中国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
除了这些稳定的“中国通”之外，兰德公司还调兵遣将，将这些个人与适合的功能性专家搭配，创建最好的团队来解决单个问题。
汤姆逊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兰德为天津所做的工作中，就雇佣了一位政治学家、一位金融专家、两位环境专家和一些工程师。这些人都在不同的科技政策领域拥有专长；而在“评估中国的区域影响”项目中，将中国的专家与一位经济学家、一位韩国专家、一位日本专家和一位东南亚分析师进行组合。
第二，兰德公司兼具自身分析的独立性和与美国政府部门的联系。汤姆逊将这两点看成兰德公司声誉的核心。但是兰德公司宣称不强调意识形态、不偏激，并且运行在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基础上。“我们强烈坚持独立性。对于赞助者和公众来说，这是我们声望和价值的精髓。”汤姆逊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当兰德无法确定某个赞助商是否真的要求客观和独立分析，或者不能保证研究结果最终可以被公开时，他们会很干脆地拒绝这项工作。
兰德公司保持独立性的“秘诀”，是它从不依赖于某个单一的赞助商。即便在美国政府中，兰德也没有单一的“所有者”，而是与大约70个不同的部门和办公室（以及180个其他类型的机构），都保持着不同层面的交流与合作。
与政府部门的广泛合作，使兰德的研究人员与项目具备独家的背景和经验，并为兰德带来了更高的可信度。
第三个“砝码”，是兰德拥有严格的质量控制流程，不达到审核标准的报告，就无法出版。汤姆逊说，所有兰德发表的刊物都面临来自内部学者和外部专家的双重评审。在这个阶段，不合格的报告会被修改，甚至有一部分被退回。
“这在其他智库是不存在的。”汤姆逊说，“这个过程对保护和加强兰德的声誉至关重要，保证了最高质量的、严谨的分析。”
第四，是设有专项的自主研究基金。汤姆逊说，这是兰德目前研究机制的一个必要补充。
由于兰德的项目设定往往由赞助方来决定，有时候兰德的专家认为很重要的课题无人问津。为了保证一些重要的课题不被遗漏，兰德公司设立了一个专项基金，资助此类研究。这项基金通过慈善捐助和研究利润两部分组成，迄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积累。
汤姆逊说，“这些兰德资助的项目一般集中于前瞻性的主题。这些主题可能今天并未被赞助商的‘雷达’发现，但兰德公司相信它们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就变得至关重要。”
中国智库有六大变化
不同于布鲁金斯学会和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兰德在中国未设办公室。与中国主要合作方的往来交流，都是通过各种会议或访问等非正式的形式来进行的。
兰德公司提议中美两国的智库进行经常性的交流与接触，因为这使双方能更好理解对方的角度、利益以及所受的限制。“我当然希望在我们两个国家的主要研究人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将为双方都提供更利于自身的政策。”
同时，汤姆逊认为，“过去几年来，日益增加的中国智囊团的范围和活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过去几年里，我们与许多类似的中国机构一起举办中高层会议，包括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
汤姆逊说，虽然兰德公司与这些组织并没有任何正式关系，但它已与一些机构有了富有成效的持续接触。也许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过去13年，兰德公司包括汤姆逊本人参与了该论坛涵盖广泛主题的年度会议。
汤姆逊回忆道，通过在不同场合与中国智库交流的机会，以及和一些对中国智库了解的研究人员进行交谈，他感到中国研究界发展十分迅速。这种发展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活跃，许多改变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智库领导人和中国研究人员似乎在起到更积极的作用，通过各种渠道，被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更频繁地征求意见。
第二，虽然许多智囊团仍然有与单一政府机构的密切联系，但很多人都为一个以上的部门或办公室工作。“正如我在我的对兰德公司的发言中提到的，为多个政府办公室工作将可以得到出更大的分析独立性。”
第三，在大学系统内政策专家越来越多，而且知识渊博，在某些情况下能获得与领导见面的机会。
第四，新的智库不断出现，而且尽管他们大多数规模小，却往往有更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其中一些拥有重要的私人资金来源。
第五，现有的智库正在创新，以提高他们的活力和在环境中保持其更具竞争力的地位。
第六，智囊团正在赢得更多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他们可以将他们的意见和分析直接传递给中国公众。
汤姆逊也表示，中国智库体系仍然有弱点，譬如没有出现很多真正独立的智库机构。不过，他认为，在中国智库界最近发生的变化，正在将公共政策智库带向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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