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囚徒

　　本刊记者 邢人俨 发自昆明

　　图 邢人俨

　　四合院也叫“劳改村”，位于云南省第一监狱和昆明监狱之间，是一群曾经的重刑犯出狱后聚集的地方，他们在这个没有高墙的地方，历史、被现实以及没有未来的未来所“囚居”和遗忘

　　四合院的蔡延平死了。

　　来不及跨过2010年，这个又黑又瘦的老头就孤独地死在医院里。之前几天，他还给兰文光打过电话，“我有床位了，我的病也要好了。”

　　在监狱里，他和兰文光同在一个车间大队，一个电工，一个车工，经常打照面。出狱后，两人成了四合院的邻居，几乎天天凑在一起吹牛。

　　兰文光去医院看他，躺在床上的蔡延平已经奄奄一息，光秃秃的头，脚肿得厉害。“老蔡——”蔡延平缓缓睁开眼睛，点了下头。兰文光不明白老蔡为什么点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一天后，护士打来电话：你们赶紧来吧，人不行了。老蔡没有家人，赶去的是李福朝。李福朝拨开抢救的医生和护士，上前摸了摸老蔡的脉搏，才确定“走了”。

　　蔡延平把自己包裹得像一只准备冬眠的动物。人们从他层层叠叠的衣服里找到一本存折和3000块钱，这两样东西陪着他走完了人生。

　　李福朝拿其中的两千块钱替他交了住院费。剩下的钱不知道怎么办，最后交给了监狱保安科。

　　蔡延平的遗体被匆匆运往老马山火化。他在四合院的家，到现在还紧锁着，没人来过。人们听说老蔡有两个闺女，老婆几年前就死了。

　　活着的时候，老蔡常说自己进去以前是滇缅边境上的邮电局局长，但没人相信他。他的身体早在监狱里就坏透了，肺病、肾炎、心脏病，靠着止痛片才熬过来。

　　出狱后，老蔡独自一人在那间发了霉的屋子里过了二十几年。他性格孤僻，节省得要命。一颗包心菜下点面条能吃五六天，一个月都舍不得吃一顿肉。每次喘不过气，就跑来敲兰文光的门，让他陪着去医院。回到家，一颗药也舍不得吃。

　　他在四合院几乎没有朋友。过年的时候，也没人敢叫他一起吃饭。肺病，大家都怕，一口接一口的浓痰，让曾经是狱友的邻居们都觉得恶心。最后，他只好跟四合院里一个九十多岁的独居老头凑合着过年。

　　老蔡艰难攒着监狱柴油机厂每月给发的几百块工资，存到前年，终于省下了3万块钱，可住了四五次医院之后，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别人都不懂老蔡究竟在省什么。后来，老蔡偷偷告诉李福朝，省钱就是为了看病，“医得好，多活两年，我还想多看看世界”。

　　他没能等到这一天。

　　老蔡的死让兰文光觉得很悲凉。他一个人往四合院的菜地里走，这是他每天必走的路，二十几年好像就这么一条。以前是往监狱的厂里走，退休以后，偶尔去公园，遛遛鸟，再远点，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可去。

　　四合院并不是四四方方的，也没有院子。只有荒芜的山坡，几块菜地，破旧的平房。那里经常刮大风，吹得菜地里的叶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不远处，监狱瞭望台上那个四处巡视的哨兵，像一只盘旋在高墙上的鹰，有一种令人畏惧的威严。从高墙里边传来的机器轰鸣声渗进四合院的空气里，低沉、烦闷。刮风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夕阳斜挂在房檐的时候，那声音都在，搅得人分不清置身哪个世界。

　　从区委书记到囚徒

　　兰文光记不清自己死过多少回。

　　22岁跟着部队上山打土匪的时候，他总想着自己迟早会死。那是1955年的事情，他从中甸公安局被调往126团，天天上山打土匪，跑遍了整个甘孜州。

　　在巴塘、理塘的大平原上，土匪凶猛得很，骑着马就冲过来了。兰文光所在的部队一匹马也没有，只能在地里挖战壕，架着机枪与土匪激战。

　　更血腥的战斗发生在山里。部队刚抵达一个山头，就遭到了土匪的伏击。一阵混战，部队伤亡惨重。“每天都在死人，早上一起出去的，晚上回来少了好几个。”兰文光见过太多人死去，那些二十出头的小战士，满身鲜血，惨死在山里，又没法把尸体抬回来，只能就地掩埋。

　　每个夜晚，兰文光都在想，回不去了，要死了。子弹穿过右肩的时候，没死成，再打几回胆子就大了。飞机从头顶上经过，“我们的飞机来了”，土匪也这样以为，一个都没逃，几颗炸弹扔下来，土匪几乎都炸光了。

　　打土匪期间，兰文光入了党。1958年，他刚从甘孜州回来，就被调去做大中甸区代区委书记。

　　1961年，县里召开四级干部会，决定解散大伙房——为了“备战备荒”，老百姓的粮食都锁在生产队里——食堂断了粮，老百姓吃什么？兰文光与另外3个区的区委书记决定打开生产队的粮仓，把苞谷、小麦、大米分到各家各户，每人按月能分到40斤。

　　后来，这4位区委书记因开仓分粮被打成右派，批斗了4天4夜。

　　兰文光心一灰，骑着自己养的一匹马往中甸牧场跑，天天跟着牧民上山打猎。区里每次通知他开会，总要先传达给生产队长，再让村长往山上跑才把他找到。“离人群远了，两三个人讲话就觉得是在议论我。”

　　当他在山上再次遇到四十多个土匪时，土匪对他说，“跟我们一起跑印度吧。”他答应了，却被身边的一个民兵告了状。还没动身，县里通知他开会，一下山就把他抓起来。因为“勾结土匪，企图叛变”，他被判了无期徒刑，先在丽江大研农场劳改10年。

　　如今，坐在自家门前发呆的下午，78岁的兰文光看着笼子里两只老母鸡，一动不动，那是家里的宝贝，一直舍不得杀——他总是想到以前吃不饱的日子。

　　父母来看他，队里腾出一间房，让一家人团聚。父母给他煮了3天饭，吃得饱饱的。“我当时就想，我不会一辈子都在里面，一定会出来的。”

　　1972年，转入云南省第一监狱后，这个念头变得更加强烈。关押在这里的犯人，多数是与兰文光相似的政治犯，而更早一批建国初期进来的，则多为国民党军官和党政人员。

　　1978年，他们的好日子到来了——监狱无条件释放县团级以上人员，其余的犯人也在之后两三年内减刑、释放。

　　“四合院”的由来

　　因为数次减刑，1984年1月4日，兰文光刑满释放。从省一监出来的那个早晨，车间大队长把他带到伙房，杀了只鸡，弄了点猪肉，让他吃饱饭才出的监狱大门。“放你3天假，你上街玩3天。”

　　兰文光去了翠湖、圆通山，还在百货大楼给自己买了一套中山装。他心里想的是头天晚上副监狱长对他说的话，“你留下来，前途更好，你现在是技术骨干了。”

　　在劳改队，兰文光开始学车工，跟着一个上海师父学了3年，就能自己加工零件。转入省一监的时候，已经是骨干中的骨干，拿张图纸给他，就能做出个东西。后来，他成了车间里的师工，监督一个组的犯人。

　　监狱让本来就有技术的犯人下到车间当师工，每个车间三四个师工，教上三五年就培养出一批各有所长的工人。厂里每隔三五年还要搞一回考工评级，最高八级，八级以上就是工程师了。

　　那几年虽然苦，但日子还不算太差。加班加点苦干几百天，除了每月12块的零用钱，每个犯人额外能拿到两三百块的奖金。每顿都有两菜一汤，米饭摆开来吃个饱，一个礼拜还能吃上一两回肉。

　　1980年，随着大批犯人被释放，工厂大量工人流失的问题开始出现，监狱开始动员犯人留在厂里，先转为工人，考工定级以后按标准拿工资。

　　对于多数犯人来说，会一门技术，在厂里干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留厂的犯人后来几乎都讨到了老婆，女人们觉得，在农村嫁给一个种地的，远不如嫁给一个工人稳定、实惠。至于岁数大、有前科，她们并不计较。

　　有些人是回不去了——如同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布，被监狱“体制化”了。监狱送过一部分人回去，当地不收。“那些重刑犯至少都关了十七八年，年纪都大了，又不知道出社会能靠什么生活，在一起十几二十年的老头，集体出来，又集体留下”。

　　陆陆续续有一两百人留下来。厂里就在监狱外的荒地上造了几幢房子，安排这些工人住下。房子越造越多，沿着监狱外的小山坡往上排开。起初是四五层筒子楼，过了几年，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建到了离相邻的昆明监狱仅十几米远的地方——这个区域叫“四合院”，不过，当地居民称之为“劳改村”。

　　每个工人从厂里分到一间几平米的房子，每月交一两块的房租。拉块布帘子，里面睡觉，外面摆沙发、桌子等旧家具。等到讨了老婆，生了娃，帘子里面再塞进一张单人床，一年四季都挂着蚊帐，天寒的时候就把家里的衣服全压在被子上。菜地边有一个水泥砌的公厕，男女老少都往那里跑。要洗澡就在自家屋子里接点水擦擦身子，偶尔花几块钱去外面的浴室。

　　四合院一度住满了从省一监里出来的柴油机厂工人，很多人一住就是几十年。老人去世了，儿子、孙子继续住，有几家三代人都住在一起。房子越住越破旧，菜地却越种越多——自家吃不完，还可以拿出去卖。

　　除了卖菜，很少有人愿意上街。“人家都知道四合院里住的是以前的犯人，就不想跟你打交道了，路上碰见，也避得远远的，（我们）走路都不如人。”

　　偶尔来了外人，聚在值班室门口的人们总要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一番，像对待误闯者一般，“来这儿能找谁啊？都是一些以前的犯人……”

　　夹在两个监狱之间的四合院，竟然也长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生老病死，柴米油盐，没有谁是特殊的。而对这里的人们来说，外面的世界才可怕，到处都要花钱，变化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有什么值得向往的？“被抛下过一次，就不想第二次再被抛得远远的。”

　　回不去的故乡

　　晚上7点，邻居李勤喊兰文光到家里吃饭。李勤70岁了，看上去精神挺好，头发梳得整齐，开领毛衣外面穿了一件靛蓝色西服，脚上拖着一双塑料拖鞋。

　　李勤家的墙头还贴着2002年的年历，上面印着《情深深雨濛濛》的剧照。除了一排塑料皮的老式矮柜，家里惟一的大件家具就是一张旧沙发，上面垫着一层脏兮兮的薄棉胎——这两件家当是他从监狱生活区的垃圾堆拣来的。小小的茶几上，像模像样地摆满了一桌菜：一碗白菜汤、一盘干腌肉、一碟花生米，还有一罐用来充数的辣椒酱。李勤拿出一只装着白酒的果粒橙饮料瓶，给兰文光的杯子满上。

　　“你尝尝这腌肉，是我自己养的猪，我养的猪都有一百八九十斤，大的三百斤哩！我就想，只要我勤劳，有什么事情做不好！”

　　因为年轻时跟人吹牛，说了过激言论，被打成“反革命”，李勤在监狱里待了18年。

　　李勤是当时不愿意留厂的工人之一。“我当时就跟厂委领导说，我不留，我有个老父亲，养我那么大还没得点利，我一定要回去。”

　　拿着从车间队长那里借来的300元，李勤回到老家云南文山。“地也分光了，释放手续也没办，户口落不成，在家待了一个月就回来了。”

　　在堂哥的介绍下，李勤讨了一个41岁的媳妇。“原先死了男人，带着一个男娃娃，一个女娃娃。”按照规定，家里有老婆，一年就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当时就想着这点讨的老婆，可以回家看看老父亲。”

　　“大部分人还是想留的，青春也没了，回去地也没了，年纪大了也苦不动咯。”李勤端起碗，咕噜咕噜喝下半碗白菜汤。

　　因为一直没办出身份证，李勤去找过监狱几次，却找不着当年的那份常住人口表。他又跑去派出所问，对方回答：“找不到了，年代太久了。”

　　跟李勤相比，兰文光似乎更不如意。1982年以前出来的那批犯人，很多都转成了正式工人，境况差点的，也属于留队人员。像他这样的车工，却变成了暂留待迁人员。在监狱里，还拿过三百多块的工资。二十几年过去，直到去年7月，工资才涨到830块。医保也办不了，最害怕生病，一生病钱就花光了。过年分肉，工人可以领到一斤半；政府搞菜篮子补贴，其他人每月可以补到10块钱——这些福利暂留待迁人员都享受不到。

　　兰文光夹起一块腌肉，叹了一口气，嚼了好几下才咽下肚。

　　人一老，想做的事就越来越少，就像被身体困住了似的。

　　前些年，李勤还时常回老家住上一段，养猪养鸡种地。父亲和妻子去世后，回家的动力也没了。家里还有一个兄弟，连自家都顾不上，渐渐也疏了联络。搬回四合院的李勤，还住在留厂时的那间屋子里，当年挤下8个工人的地方，现在只剩他一个。

　　几个老头凑在一起的时候，除了吹牛，没别的事情可做。一份报纸传了几家，最后拿来垫桌子了，头版上“力争大病住院报销70%”、“将建300个社区生鲜直销菜市场”的新闻，被一袋油答答的饼一搁，字迹就花了。

　　兰文光也不读报纸，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四合院里走，还会踩到路上的狗屎。他看什么都吃力，却总是伸长脖子张望着什么。他时常纳闷，年轻时还充满勇气，年纪越大，就越怨自己。“活得太长自己也受罪，眼睛不行了，饭也煮不了。”

　　找监狱给自己争取福利，也折腾不动了，还得指望别人。3年前，从监狱农场下山的拜有智搬进了四合院，住在西头柴房改成的屋子里，他也成了兰文光等人的希望。

　　追不回的大儿子

　　平日里，拜有智家的门总是紧紧地关着，门上棕红色的油漆像是新刷的一样，推门进去，家里却一片狼藉。光线从透明的塑料雨棚射进屋子里，家里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他和妻子的房间与儿子的房间只用一块木板挡开。儿子的床边还放着一个大澡盆，里面装满喂鸡的青菜叶。

　　在邻居眼里，拜有智算是有文化的，话讲得清楚，也读过书，尽管只读到小学。他还一直藏着一张几年前就写好的个人情况说明，上面写着从监狱到退休前这么些年来做过的事。在他看来，赎完罪以后，这就算一种奉献了。有时，他说不出来，就拿出那张纸看看，心里才觉得安慰。

　　到省一监医院做护工时，拜有智还是26岁的小伙儿。有人问他，“犯哪个罪？”“反革命。”“杀过人没？”“鸡都没杀过。”

　　还在老家元谋的时候，村里有个国民党军官，跟一群小年轻说好出逃到缅甸，拜有智是其中一个。军官被抓以后，这些小年轻跟着倒了霉。“1970年被定为反革命集团，6个死缓，6个无期，剩下的都是15到20年。”

　　1970年代的省一监，关着一千多名犯人，平均年龄五十多岁。监狱医院里住的都是身患重病的犯人，大部分是国民党军官，中风的、半身不遂的，护工每天做的就是给病人端屎端尿，洗澡、洗衣服。

　　刚到省一监医院，他是最年轻的一个，教他学医的老医生曾经是国民党卫生队长，为抗战专门考的医科大学文凭，后来在保山开了一家诊所。“不管有罪没罪，进来就是犯人。”

　　有个87岁的老人，胖得连翻身都难，拜有智服侍了他几年。老人觉得他服侍得好，就拿出监狱给服刑人员发的两块零用钱，叫他去买支钢笔。老人死后，监狱没人出面处理老人的尸体，拜有智和几个人就用拖拉机把尸体拉到山上埋掉，插上一块木板，当作墓碑。

　　医院转到山上的农场后，拜有智独自一人照顾剩下的四十多个残障老人。刑满释放、结婚都在山上，一待就是22年。妻子李柱香也跟着上山，生了两个儿子，靠着捡拾监狱运到山上的垃圾，每月卖个百十块钱。山上的老人越来越少，农场的食堂也撤了。拜有智和李柱香就自己烧水、煮饭给剩下的老人吃。

　　有时，拜有智也会让李柱香一起帮着抬尸体。拜有智对尸体已经非常熟悉，“有些尸体硬得不好穿衣服，就先套手，抬起脖子，反着套进去。”

　　2000年夏天，夫妻俩在农场干活，两个儿子在山上的鱼塘玩水。吃晚饭的时候，久久不见大儿子，只有小儿子回来了，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等到人们发现的时候，大儿子的尸体已经浮在水上了。

　　李柱香带着衣服裤子赶到鱼塘边时，儿子的鼻孔里都出血了。“咋个整？”绝望的夫妻俩只能拿毯子把儿子的尸体包好，背到山上埋掉，连个坟头都没做。

　　大儿子死后，李柱香晚上睡不着觉，也想跟着寻死。她和拜有智来到鱼塘边，两人泣不成声，突然想到家里还有一个小的，只好抹掉眼泪回家。

　　拜有智和李柱香再没有去山上看过大儿子，“就把他忘了吧”——不能养老送终的孩子就不是自己的孩子，不要去看，也不能跟老人埋在一起。拜有智和李柱香都相信这个说法。

　　2006年，农场里的老人基本都走完了，拜有智也从护工变成了门卫。每天，他都要上山绕着农场3公里的外围走上一圈，白天晚上各一次。

　　他还是忘不了大儿子。以前送大儿子下山去上学，大儿子看见路上拉人的摩托，总要跟他说，“爸，你买个摩托给我，我去拉人，就能赚钱给你用了。”

　　说起大儿子，李柱香忍不住失声痛哭。蹲在地上的拜有智面无表情。如今，小儿子的个头已经比他高了，还在读书，他还总惦念着大的，“以前没好好对他，要是他活着，一定已经开着摩托帮家里赚钱了。”

　　2008年，拜有智带着写好的一沓材料到北京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暂留待迁人员讨说法。火车刚到石家庄，他透过车窗看见几个熟悉的脸孔。他被带下火车，送上了回程的飞机。那是他头一回坐飞机。

　　“你说，像我们这样的，在里面赎了这么多年罪，也该赎完了吧？那后面的就算是奉献了吧？”

　　没人回答他。

　　同学少年，直到风烛残年

　　邻居娄近禄拄着木棍摸进王启深家的时候，这个87岁的前国民党军官正靠在椅子上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电视里放的是《铁梨花》，王启深看得入迷，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坐在一旁的老伴戴一顶印着广告的黄色鸭舌帽，拿一根白线穿针，准备纳鞋底。

　　王启深双腿僵硬地搁在一张小板凳上，一长一短。短的那条是辽沈战役时炸断后重接的，长的那条后来因为椎间盘突出也直不起来了。

　　因为行动不便，他几乎不出门，只能在家里待着，老伴耳朵不好，两人说不上话，看电视是惟一的活动。这样的下午对他来说，再平常不过。

　　家里除了一台电视，其他摆设几乎二十几年没变过，艳丽的塑料假花、生锈的饼干箱和热水瓶。发黄的布帘子后面，几只苍蝇在他和老伴的床之间打转。邻居家的猫溜进来，跳到床上，一睡就是一下午。墙上挂着家里收藏的几张老照片，一张王启深当年的军装照，二十几岁，还是个帅小伙；还有几张黄埔军校的同学会照片。

　　娄近禄摸到沙发，一屁股坐下，就开始跟王启深抱怨起来，“我今天去农行取钱，走到信用社，有个女的跟我说我走错了，就是不告诉我农行在哪里，我就骂了她。后来我坐出租车，司机看我是个瞎子，没要我钱。”

　　娄近禄只比王启深小一岁，双眼失明，脑子和嘴巴却灵活得很，像个说书先生一样絮絮叨叨，一口一个“王师”。“我讨老婆还是王师帮我写的情书，我当时看中一个38岁的农村妇女，没了老公，我就看中她那一男一女的娃娃，将来可以养我。”

　　王启深看着电视，仍然一言不发。

　　茶几上，一本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纪念册上沾满了灰尘，却依然摆在最显眼的位置。“高中毕业就考去了，第20期的。”王启深的记忆停在了那里，再后面的事，仿佛从他脑子里抹除得一干二净。有人来找过他，让他说说过去的事，王启深一个字都不愿意说，拍照也被拒绝。“拍我干什么，难道要在我的照片底下写上一大堆话，然后说是我说的吗？我什么都不想说！”

　　除了主动来找他吹牛的娄近禄，王启深在四合院没有别的朋友。几年前，四合院里另外两个黄埔军校出来的老人相继去世，他变得更沉默了。“他是瞎子，我是瘸子，有时他来找我，就凑在一起吹吹牛。我就想过平静的日子。”

　　王启深似乎什么都明白，尤其当他掏出老花镜帮着娄近禄看存折的时候，跟那个在电视前只会傻笑的老头判若两人。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存折上有多少钱。

　　“每个人思想不一样，说过去干啥，没啥意思。”刑满释放后，王启深转为柴油机厂工人，现在每月拿一千多块的工资。60岁结婚的时候，老伴在农村还有一双子女，当时没接到城里来，现在在老家种地，他和老伴相只能在此依为命。

　　对于王启深来说，平淡生活里惟一的念想或许就是那几张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合影。每次有同学聚会，再艰难他也会拄着拐杖赶去参加，回来以后，就把合影一张一张贴在墙上，有次是一幅《枫桥夜泊》的书法，“朋友写的”，语气里有一种微妙的满足，那是他与外界难得的联系。

　　“他们怎么联系到你呢？”

　　王启深伸手扯了扯脖子上挂着的一根旧绳子，绳子下端的一只编织小袋从衣服里抖了出来，里面装着一个手机，那是四合院的老人几乎都不会用的东西。

　　“你会用吗？”

　　王启深点点头，立刻又把编织小袋收进衣服里。这手机他当作宝贝一样随身带着，平日里也不拿出来，就等着有人打电话来请他参加同学会。

　　晚上，王启深和老伴挤在厨房里吃晚饭。桌上只有一碗清清的菜汤，以及装在小茶杯里的一点腐乳。王启深在汤里捞了好几下，才捞出几片菜叶，挑了一点腐乳，把最后几口饭吃下去。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沉默了很久，王启深说。老伴在一旁收拾碗筷，给吃剩的腐乳盖上茶杯盖，收好放进橱柜里。

　　外面的世界却每天都在改变。通往省一监的路边，热热闹闹地开出了农贸市场、川菜馆、美发店、小超市。傍晚时分，饭馆里坐满了人，连卖洋芋粑粑的小摊生意都忙不过来。每隔几米，就有一两个老人百无聊赖地坐在路边，守着地上几把湿漉漉的青菜，呆望着经过的人和车。

　　越往里走，越冷清。

　　卖完菜回家的老妇人拎着篮子吃力地走在回四合院的路上。在监狱大门的另一侧，一辆小轿车飞快地驶向生活区，那是监狱干部和家属住的地方。

　　寂静的生活并不是没有波澜。2008年，监狱后勤部门通知四合院的住户，每人交5万块，用于建造经济适用房。房子直到今年还没开工，弄得大家忧心忡忡。老人们总担心房子造好后，价格会不会高到他们买不起；或是等到造好的时候，根本住不上几天……

　　那5万块钱，兰文光没有交。每次想到四合院迟早要拆掉，他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以前总想脱离这里，现在却觉得不能离开，再活两三年也就差不多了。”兰文光抬头望了一眼远处的山坡，想到老蔡就埋在那里，好像一点也不远。风吹过村里的菜畦，哗啦哗啦又绿了一片。从他头顶上吹过的春天的风，也吹拂着埋葬老蔡的那片山坡，可他也不知道老蔡到底埋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