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对一个人品质的考验是最彻底的;权威不是基于权力形成的,而是基于人们的认同和信任形成的;权力可以使一个人变得严谨、高尚、博大,也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智昏、贪婪、卑劣。
非权力影响力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却是一个新课题;不是一个新内容,但却是一个新挑战;不是一个新要求,但却是一种新走向。不重视、不思考、不研究、不实践这个问题的人,很难登上成功领导的高地。就像我们周围处于领导位置的不少人一样,他很少或者根本不关心领导行为的实质,更谈不上思考、研究对组织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的珍惜和维护,而是简单地把自身行为置于非理性的被动过程和循环往复,甚至在追求和形成一种绝对权威,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由此造成周边关系紧张、自身威信缺失。
当然,我们不能把原因归咎于哪一个人或哪一些人。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性,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在精华之外也充斥有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权力独裁、皇权至上,留下的烙印之深、辐射之广、遗传之固、意识之浓,与崇权、畏权、滥权、追权,是这一历史阶段尤为突出的特征。不可否认,当权力和开明、清正、勤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巩固基业、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当权力和昏庸、贪婪、享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是民心背离、内忧外患、国破家亡。
权力是社会的核心,观念是权力的灵魂。权力运行的曲线,总是由观念的支点划定的。一个人究竟怎样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归根到底还是由他的权力观决定的。如果不能把党的性质、宗旨、制度这些根本性的东西装在脑子里、牢记心中,自觉兑现到行动上,就很难做到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好务,为事业尽到责。
任何事物都具备两重性和可变性。权力,既是走向成功的平台,也是导致失败的通道;既是造福民族的灯塔,也是毁灭国家的工具;既是献身事业的载体,也是腐化堕落的温床;既是高尚君子的沃野,也是卑鄙小人的私田。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重视和修炼非权力影响力,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所谓非权力影响力,是由领导者个人的人格、品德、知识、能力、情感、行为等个体因素组成,是一种恒久的影响力,和权力影响力有质的区别。一个人只要在社会某个组织中担任某个职位,就可以获得与这个职位相应的权力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随着职位的变化而变化,随着职位的失去而消失。不要以为单靠权力影响力就可以推动工作、取得成功。因为权力影响是一种强制性影响,这种影响的短暂性决定了权力本身的短命性。古今中外不胜枚举的事例说明,不管谁,不论职位多高、权势多强,如果仅仅企图靠手中的权力一意孤行、独断专横,把自己摆在救世主的位置上,自以为是地认为有了权力别人就应该听你的,就必须跟你走,其结果必然逃不脱失败和覆灭的命运。
我们仔细观察、分析权力运行的轨迹就会发现,处于领导位置的人很多,但真正成为成功领导的并不多;能管人的人很多,但真正能管住人心的并不多;对权力感兴趣的人很多,关注非权力影响力的人并不多。一个面向未来的领导干部,或立志在领导方面有所作为的人,不可不思考、不可不研究、不可不重视、不可不具备、不可不运用非权力影响力。
非权力影响力是一种文化力。对文化力的审视、珍重和积聚,促使领导行为逐渐递进为一种文化自觉,是领导素质的核心;非权力影响力是一种品质力。对品质力的自省、追逐和凝淀,促使领导行为始终凸现为一种品质导向,就会产生同心同德的效应;非权力影响力是一种人格力。对人格力的匡扶、锤炼和固化,促使领导行为能够擢升为一种人格魅力,显得异常重要;非权力影响力是一种凝聚力。对凝聚力的培育、锻造和强化,促使领导行为不断转变为一种合力凝聚,是成功领导的佐证;非权力影响力是一种协调力。对协调力的看重、熟思和运用,促使领导行为确实显现为一种协调艺术,需要比较高的素质;非权力影响力是一种智慧力。对智慧力的磨炼、吸纳和扩充,促使领导行为自然形成为一种智慧感染,就会有更多的人信服;非权力影响力是一种决策力。对决策力的研究、统筹和优化,促使领导行为时常聚焦为一种决策科学,是透视施政质量的镜子;非权力影响力是一种意志力。对意志力的锤炼、砥砺和增强,促使领导行为内化外展为一种意志体现,就能够做到攻坚克难;非权力影响力是一种示范力。对示范力的重视、自警和保持,促使领导行为真正树立为一种示范引导,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只有自觉地主动地把非权力影响力诸因素的培育、修炼、持续作为领导行为的主导,以贤为师、终身学习,律念慎行、静心明志,才可能使自己在走向成功的路上,步履更加稳健。(作者单位:太原铁路局)
李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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