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地震三周年快到了，日本地震给了我们很大的深刻的教训，世界很不平静，地震、海啸这种灾难是否可以预测，网上对此争议很多，对国家、社会来说，影响很大，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研讨民间地震预测：科学还是神话？副标题是“地震群测群防的问题和对策”。核心问题是地震的预测如何将官方的力量和民间的力量通过制度平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调动全民力量群测群防，这需要在制度上进行研究和改善。
66年邢台大地震，一位老人对周总理说：“出现这么大的的灾害，能不能在震前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周总理确定了“专群结合，土洋结合、联合作战，多路探索的群测群防措施。”这个使我想到司法改革，专和群要结合，土和洋要结合。
天灾预测委员会副主任耿庆国认为“越强大的地震越容易预报和预测，全球每年6级以上地震120次，8级1—2次”。
中科院兰州地球物理研所地震郭增建：人体找准学位，可治疗疾病。地球找到学位，可把握地震。
中科院王世保认为：地震预防应借鉴中医诊断，在地震发生时期，鉴于自然影响和气象预报，进行分析和诊断。也就是说按照中医综合诊断方法，而不是西医疗法。
地震非空穴来风，论民间预测。地震预测专家郭增建预测：1999年台湾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同年9月21日发生7.6级地震。兰州的郭安宁预测，2010年前后两年，青海境内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而同年4月青海玉树地震。张德亮提前4个月预测了5·12地震。2010年提前一个月预测了云南2·25地震，而李有才先生在2002年论文中指出，四川水坝可能发生7.5级地震。这是民间地震的真实预测。
建国以来中国大陆地震预警史：
1950—1974年，先后6.8—8.5级，西藏察隅、河北邢台等，1974年地震之前都没有地震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有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期预报和临阵预报；1976年5—29，云南地震，有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期预报和临阵预报；1976年7—28河北唐山发生地震，7.8级和7.1级，无短期预报、临阵预报，而有中长期预报；1976年8—23四川松潘和平武地震，这个地震有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期预报和临阵预报；1988年11月，云南——地震，无短期临阵预报，有长期、中期预报。从我们建国史来看，有很多地震是可以长期、短期包括临阵的预报，有些没有。
国际上高度评价青龙预防，海城地震确实存在减灾时效的预报，1996年青龙县被联合国发展、自主和管理实务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地震预测典型。唐山地震，有一个县的人全部活，他们采纳了地震预报，所以唐山地震并不是不存在预报，是有预测但没有报出来。
汪成民认为，预测地震等于治病救人。汶川地震以后，他先同地震局的地震资源委员会、地球物理的检测委员会对三次较大余震进行了实验性预测，并且非常成功，预测主要依据是HRT波检测曲线。
而国家地震局陈会忠认为：地震肯定是不能准确预测的。北大地球与空间学院的雷军教授：虽然海城地震预测成功，但预测方法没有普遍性。
2008年5月13日，国家地震台网中心一副主任说：地震预测是世界性难题。民间认为，国家地震局之所以一直说地震不可预测，是想掩盖他们的失职。这是民间的意见，而国家地震局说，这并不是我们失职，理由在于：地球的不可入性；地震孕律的复杂性；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
外国也有这种做法，地震预测无法规避“天灾杀手”，美国地震专家露西尔·琼斯认为：地震前，震级大小无法检测及精确预测是不可能的。法国巴黎物理研究所一专家认为，“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科学家只能判断某一个地区在20年之内有没有地震危险，根据时间位置无法预测。”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的预报员也认为地震预测非常困难，大地震小地震能观测，但前震未必是大震的前兆。
地震“群测群防的证明与重生。钱钢认为，汶川地震后，防灾减灾法作了重大修订：“国家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地震群测群防活动，对地震进行检测和预防。”1976年全国地震预测报点3万余个，业余测报员20万个，而到1980年测报人降到5000人，测报员减到2万，1985年不足1000人。1998年以前我们把自己很好的传统即群测群防没有搞起来。
高建国认为，群测群防缺制度保障。群测群防需要进一步解释，我最近跟他们联系感觉到最大的问题是：民间预报员预报以后，怎么来发布？国家不允许发布，要对外发布了，说是制造谣言，这个东西比较麻烦，但如果放上去以后，不给报，国家地震局拿过来以后也烫手，因为民间说有地震，不报万一地震了，就麻烦了，砸在你的手里，要是报万一不震了，也会麻烦，这里面有个难题，中国什么样的预报机制没有。
美国《地质》杂志瑞典科学家认为：检测地震的附件的地下水可以提前几周预测地震。
克林顿说，如果对天灾的预测结果不能及时公之于众，让人们了解如何去应对，那么再先进的科技也变得一文不值”。
中国的地震到底可否预测？17世纪，中国古籍有：“昼中或日落之后，天际晴朗，而有细云如一线，甚长，震兆也”。
钱钢认为：中国别无选择，不能放弃地震预警。20世纪以来，中国死于地震的人数达到50万人以上，美国是1000多人，在和平年代，我们死于地震的人数是最多的。钱钢的思考是这样的：第一是彻底改革巨灾应急体制，第二是给地震可能研究充分的学术自由，这就有言论自由和言论自由规制问题，到底放还是不放，比如台湾地震，第三是增加震情信息开放度，第四是减压，第五是建立预警过程中的“复盘核查”制度。
汶川地震时，网上有一个消息，汶川地震之前做了一个平息谣言的工作，结果地震来了，后来帖子找不到了，现在不知道能否找到。对政府来说，就是打谣言，从言论规律自由者角度来说，从来没有考虑到谣言者的价值，从来认为谣言只有负面价值，谣言打完了，老百姓不吭声，政府说话，这就出现问题，反正不让老百姓说，政府说，但又说不准，这样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在一定意义上谣言弥补了社会的一些稳定功能，我们应当让老百姓敢说。
国家准备在“十二五”强化地震预测，预测到底是科学还是神话？英国哲学家休谟说，没有足够的理由能让人确信，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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