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百年：科学与政治之间

　　“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大标语，在清华大学校园的大显示屏上反复播放，这所迎来百年大庆的大学，毫不掩饰地宣扬着自己的价值理想。

　　4月24日的清华百年庆典，不仅迎回了万千校友，更赢得了整个国家的瞩目，中国现代史上，还没有哪所学校获得过如此政治殊荣。

　　围绕清华的百年校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学术与权力的纠葛，这些人类高等教育史上争论不休的命题，得以在中国社会展开，也让更多人有机会重新审视我们的大学。

　　科学之路

　　科学与民主，毫无疑问是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转型最核心的两大主题。历史的安排看起来也相当合理，“赛先生”和“德先生”，分别被派发给清华和北大这两所中国最好的大学来孕育。

　　与“德先生”相比，“赛先生”看起来与政治和权力的距离远了一些。所以，当年由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清华学堂，其前几批留学生们出国之前，就被清政府规定了专业方向，“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以此避免学生们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

　　清政府的举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15年，正是那帮留美学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而不是像黄兴、宋教仁等其他海外留学生那样参与同盟会等政治社团，最终颠覆了清政府的统治。

　　中国科学社则不论政治风云变幻，始终埋头发展，逐渐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庞大也最具影响力的科学社团，其会员大都是中国科学各个领域的开创者，其中多数又都回到清华教书，包括金邦正、梅贻琦等等清华早期校长。

　　从那时起，“科学救国”之类的口号便开始一代代植入清华大学的基因中。一直到1949年，科学救国理念下的清华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大师级的人物，正是那一代学生，为1950年以后的中国制造出了卫星、导弹、核弹，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历史走向。

　　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清华大学最为人称道的科学贡献仍旧是那批包括王淦昌、钱三强、邓稼先在内的“两弹一星元勋”。他们让中国虽然饱经战争、天灾和动乱，却在国防等尖端科技领域始终没有被落下太远，从根本上锻造了今日中国的大国底气。

　　1950年以后的清华，在科学之路上开始经历一场重大分歧。时任清华校长的蒋南翔与副校长钱伟长之间的争论人所共知。毕业于清华中文系的蒋南翔立志将清华改造成“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他向中央政府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5年左右，取得大批培养具有高度技术水平和政治质量的新工程师的实际经验。钱伟长则认为，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工程师，而是培养学生的理科基础、自学能力，工程师只能是在长期建设工作实践中成长起来。

　　但是，在整个国家的发展脉络中，那个时代急需的是大量的工程人才，是那些能将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建设能力的人，而不是一两个物理学大师。

　　最终，蒋南翔的红色工程师理想占据了上风。象牙塔里的清高学问被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淹没，“又红又专，全面发展”这样的口号开始植入新时期的清华，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也不曾褪色。水利、电力这些更偏重实用的学科逐渐取代了物理系，成为清华大学发展最快的院系。

　　在红色工程师摇篮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科学上的成就虽未突出超越前人，却承担起了各种大型工程建设的重任，大部分的清华学生在蒋南翔“听话出活”的教导下，服从国家需要，一出校门，就去了遥远的边疆，艰苦的基层，很多人一辈子都再也没有回来北京。回来的很多人则都成了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包括胡锦涛、吴邦国等国家领导人。

　　进入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高考恢复，中国社会开启了个人主义无限张扬的历史。整个国家最聪明的年轻人再一次汇集清华，但是，经过一代人的耽搁，整个国家在现代科技竞争的道路上已经掉队了，出国成了那个时代最精英的中国学生最好的选择，清华大学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轮回之后，似乎又变成了当年的留美预备学校。

　　施一公算得上是那一代清华学生中的佼佼者。他1985年进入清华，1989年以年级第一的成绩提前毕业， 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取得了生物物理及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凭借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科学成果，2007年施一公就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讲席教授。

　　2008年，他回归清华，担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如今，他已经是清华园里最知名的年轻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施一公说，他欣赏校长顾秉林送给毕业生们的一句话：“做第一等的事业，做中国的脊梁。”“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必须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技术、智力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关口，这种转变最重要的保障就是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人才，但今天显然还很匮乏，我希望自己可以培养出一批胸怀大志而又脚踏实地的人才。”

　　比施一公稍晚一些进入清华的那代人，走过的几乎是同样的道路，高考、进清华、然后出国深造、工作，只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如今都还徘徊于回国还是不回国之间。

　　“云无心”是国内知名的科普网站科学松鼠会最受欢迎的一个科普作者，他1993年进入清华，一直到2001年，拿到硕士学位后出国，如今，白天在圣路易斯一家公司为资本家打工，晚上则喜欢泡在国内网站上，一篇接一篇地写科普文章，为网友普及科学常识。

　　“进入清华之前，对科学的理解就是‘正确的知识’，清华8年，逐渐理解了科学的本质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所得到的知识本身；出国之后，才算真正接触科学研究，对于科学如何认识世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云无心”说，对于他这一代人来说，报效祖国的号召，以及对民族和国家责任感之类的价值宣扬多少显得有些太虚太空泛了，但是，多数清华的学生，进入社会之后生存都不会有问题，还是会希望自己能够对社会做出一些贡献。

　　政治之道

　　在百年校庆期间，清华大学制作了一张宣传画，将政界校友置于最显著的位置，400多位部级以上领导人，被很多清华人视为无上的荣耀，却也招致了大量的批评，一个大学怎么能以出多少官员为荣？

　　但是，刨除那些故纸堆里的辉煌，清华大学对今天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影响毫无疑问就是培育了大批官员。包括胡锦涛、朱镕基、吴邦国、习近平在内的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最高决策层里，清华学子占据了最显著的位置。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切都与当时蒋南翔的教育思想有关。蒋南翔的教育理想中并不仅仅只有口号，还有大学校园里的政治辅导员等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些都深刻地塑造了当代清华人的气质。

　　当年那些数量庞大的清华工程师群体，早已成长为198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各种大型建设事务的顶梁柱。一方面，大量官员的涌现不过是中国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心理的自然后果。另一方面，清华所塑造的工程师型气质，务实严谨，考虑长远，追求效率，看重数字，这些与邓小平时代整个国家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可谓不谋而合。如果论效率，工程师永远都比那些喋喋不休、乐于空谈的文科生们更加出色。

　　但是，与科学上的成就难以比肩前人的现实一样，清华大学政治上的辉煌，百年庆典上的盛况，后来者恐怕再难企及。在“云无心”那代人从清华毕业之时，多数人选择了出国，即使留在国内，土木建筑、水利电力、工程机械这些技术性事务中的重要职务，多数已经被前辈所占据，人满为患。“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清华学子数量也不能与过往时代相比。

　　另一方面， 中国社会的官僚系统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政府层面大规模的公务员考试竞争激烈，地方层面，既得利益群体的后代们对于公务员职位的瓜分也愈见剧烈。在这方面，清华学生早就不再具备什么独特的优势了。

　　中国未来的政治家最重要的事务也将会从发展经济，建大坝、修铁路、搞卫星扩展到处理社会矛盾、缓和阶层对立等等，在处理这些更加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仅有工程师的效率就显得很不够，需要新的政治智慧。

　　但这一切对于清华大学的下一个百年而言，绝对算不上坏事。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最缺少的不是官员，而是真正能在人类科学史上攀登高峰的人才。在过去的百年里，科学与政治的联姻，为清华带来了无尚荣光，也让整个民族多受其利，但今天，官僚政治正在成为阻碍科学进步的一大因素，大学行政化、学术官僚化的积弊已经人所共知。

　　在去年的英文版《科学》杂志上，施一公和北大教授饶毅也合作撰写了一篇社论，称“在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系中，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这种方式压抑了创新”。“科技进步的阻碍因素很多，其中关键之一就是科研基金的分配方式。”施一公说。

　　百年校庆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访清华时，一共去了3个学院，除了他当年求学的水利系之外，分别去了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和结构生物学中心，最高领导人关切的重点，深刻地表达了整个国家的科技诉求。信息网络科学、生命科学这些人类社会最前沿的科学领域里是否能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有赖于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学术氛围，一个公正而高效的科技体制。

　　百年校庆结束，清华校园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座百年学府，静悄悄地迎来了下一个百年，它依然会是最有智慧的中国学子集聚之地，会是这个民族在人类科学史上争得一席之地的最大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