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作者：朱柳笛 赵月若雪 长沙 北京
1921年秋天，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迎来了一对新人。
在邻居眼中，这是一对普通的大学生夫妻。然而，不时来访的陌生面孔则表明，这个家庭不一般。
新郎叫何孟雄，新娘叫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被誉为"英’‘雄’夫妇”的他们都是湖南人。
“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枫树湾走出的缪伯英从“教育救国”到无政府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30年的人生岁月一直在追求“光明的路”，更为革命牺牲了家庭，丈夫牺牲、两个孩子在战乱中失散。
本欲“教育救国”
1920年，北大课堂上，李大钊高呼：“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课后，缪伯英径直走到李大钊面前，要求做他的学生。缪伯英的大胆和勇气让李大钊应允了她的要求。
缪伯英故居里陈列着一张她和李大钊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照片。照片里的缪伯英齐耳短发，身着白上衣、黑裙子，双手抱在腰间，眼神肃穆，嘴角没有笑意，欠缺一点女孩子的温柔。
缪伯英是1919年秋天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的，她的考分是长沙地区第一名，但这个成绩并未得到除家人之外的赞许，她北上的行为曾遭到亲朋乡邻的反对。
庆幸的是，父亲缪芸可力排众议，凑足了路费供她求学。
缪芸可是前清秀才，曾在湖南省教育部门供职，后去日本考察。他热衷兴办学校，先后与别人创办过3所女子职业学校。曾写下“孤怀未展行吾素，一字无传即是贫”诗句的缪芸可，常对女儿讲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希望她读师范，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抱负。
家庭氛围对于缪伯英的影响不言而喻，1916年，她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部。
在众人眼中，17岁的缪伯英喜爱接触新鲜事物，爱思考，以稳重著称。后担任湖南省立女子师范校长的姜国仁，与缪伯英同窗三载。在其记忆里，当年的缪伯英不爱打扮，不爱说话，但文章却写的极漂亮，有些男孩子的风度。
稳重平和的缪伯英，与性烈似火、富正义感的同学向警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学校有同学戏称两人是“志同道合、刚柔相济”的新女性。
停学参加“工读互助”
缪伯英的闯劲与冲动，进京后发挥到了极致。
新派女学生认为留长发是封建意识，缪伯英等人剪掉一头秀发，留起齐耳短发。校方下令短发学生立即把头发养长。缪伯英等四名女生死不遵命，最终此事只能不了了之。
同年，缪伯英还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中断学业，去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
这是一个自愿结合，实行半工半读、集体生活的团体。它有4个组，何孟雄在第一组，缪伯英在第三组。第三组都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们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社会。出于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追求，缪伯英与十几名女生在东安门北河沿17号租赁了一间房子，开起洗衣店来。
尽管她们不怕吃苦，但她们不可能置身于“世外桃源”。1920年9月，女子工读互助团难以为继，解散了。虽然这让缪伯英的毕业期推迟了一年，但她并不后悔，“这是走向社会很必要的一课。”
彼时的媒体报道里，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有学者们将其解读为“经济独立的女性意识的苏醒”。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的许赤瑜认为，缪伯英早期参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工读互助团”是自然之举，“从小在一个开明的家庭长大，父母都通文化，她自己从长沙考到北京，作为一个年轻人，有自然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对新思想的新鲜感，在选择上带有一定的冲动性。”
“拜师”李大钊
从1919年到1922年，缪伯英的社会圈子扩大了。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时代趋势，另一方面也在于她所接触的人，如后来她的先生何孟雄以及老师李大钊等。”缪伯英研究者、中南大学教授曾长秋说。
缪伯英的侄儿缪纯组认为，姑母的这段经历得益于同乡杨开慧杨的故居距缪家仅3公里左右，二人所在的“清泰乡”后更名为“开慧乡”。
当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的湖南同乡会，是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人的聚集地。缪伯英因与杨开慧交好，逐渐进入到这个探讨如何改造社会的“小圈子”。她开始阅读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书籍，去旁听李大钊的课，并萌生了“拜师”的想法。
1920年11月，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缪伯英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位女团员。同月，诞生一个多月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内部，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人退出。为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决定从青年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等5人入党。
至此，时年21岁的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向光明的路上走”
此后，缪伯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思考问题。她在《家庭与女子》一文，阐述家庭的演变和妇女解放的关系，号召中国广大妇女“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
1921年秋天，何孟雄和缪伯英结婚。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成为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此地。缪伯英、何孟雄也被同志们称为"英’‘雄"夫妇。
1925年，“女党员”的身份暴露，缪伯英回到长沙。
缪伯英到女师附小担任主事，实际的身份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会书记，开展湖南妇女工作。
在学校，她组织成立了一个模拟小社会，取名为“心田市”，设有市代会，并定有各种规章制度和法规，市代会由学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会和工人代表会组成，管理学校。
“五卅惨案”后，她组织成立“女子宣传队”、“女子募捐队”、“女子纠察队”。女孩子们光着脚板或穿着露脚趾的草鞋，昂首阔步，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振臂高呼口号，轰动长沙。
当时的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称赞她：诚实朴素，沉着勇敢……能灵活地用公开与秘密、非法与合法相结合的策略。
遗憾“未战死沙场”
曾在女师附小读书的余甲男，当时写了篇名为《我的痛史》的日记，“抒发了对旧社会的痛恨”。缪伯英提笔写下批语：“生以青年有为之日，兼秉中人以上之资，苟能艰苦卓绝，勇往直前，则女娲石也，精卫沙也，愚公子子孙孙也，天可补也，海可填也，天下事何遽不为乎！”
但时间并没有给缪伯英“有为”的机会。
食无定时，居无定所，天未亮出门，深夜才归。在后人眼里，是这种长期清贫和不稳定的生活拖垮了缪伯英。
频繁迁移的生活始于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重心移到长江流域。缪伯英与丈夫辗转长沙、武汉、上海等地，先后生下儿子何重九和女儿何小英。
缪伯英胞弟缪立三曾回忆说，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提前搬家。为了让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常需要找借口，缪伯英就装作与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干脆连家也不要了。
1929年10月，她突然患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的医院，因抢救无效辞世，时年30岁。
“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缪伯英病危时，拉着何孟雄的手说道。
她的灵柩存在上海扬州会馆，后会馆改建时登报通知各户迁出，但因何孟雄被国民党逮捕，已在龙华壮烈就义，缪伯英的遗体就不知被会馆代迁何处了。
而她的两个孩子，后被监禁于上海龙华监狱一年多，何孟雄罹难后被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上海时均失散于战乱，至今下落不明。
（感谢：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长秋，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吕芳文，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许赤瑜，缪伯英侄儿缪纯组，缪伯英故居管理人、侄孙缪俊杰等受访并提供大量资料。）
【人物志】
缪伯英
湖南长沙人，生于1899年，卒于1929年。1920年初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参加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缪伯英并未给自己30岁的人生留下过多的注脚，世人给她贴上的“标签”却不止一个：中国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最得意的女学生……
她生性对于新鲜事物有着一种追求，聪颖机敏，愿意抛开一切“向光明的路上走”。
寻访录
“教育救国”是缪家一脉相承的抱负
汽车顺着山路蜿蜒一个小时左右，才抵达缪伯英生活过的地方。
这里处于长沙县的偏远地带，山丘上是绛红的杜鹃，再往下便是水田。缪伯英故居是一座土黄色的平房，坐落在水潭旁，旁边竖着一块孤零零的石碑。
已退休在家的缪纯组是缪伯英的侄儿、缪伯英胞弟缪立三之子。
缪纯组说，他关于姑母缪伯英的最初记忆，都来自父亲，“原本他说的很少，我只知道她是为革命牺牲的姑母，命途多舛的姑母。”
缪纯组说，父亲年纪大了，退休之后，突然开始寻找关于姑母的资料，每天都在书桌前搜集整理，累了就靠在藤椅上，长叹一声，父子间聊得也多了起来。
在缪立三的讲述中，缪伯英是个质朴、思想单纯，没什么私心杂念的人。小时候，她在水塘前洗菜，一片大菜叶子漂走了，她慌忙跳进了水塘里去抓，差点淹死，后来被邻居救了上来。“姑母和父亲一样，话不多，但写得一手好文章，我曾把她的手稿《家庭与女子》翻出来看，文字犀利，思想澎湃。”
“从我的祖辈到父辈，有一脉相承的‘教育救国’的想法，所以伯英姑母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不稀奇，最终也是救国。”缪纯组说。
2005年，缪伯英的故居修缮完成，对外开放。
不过，除了陈列室里展出的老照片外，整个故居乏善可陈。而缪纯组则认为，在故居的布置上，那些陈列的纺织机和农具是凑数的摆设，落入了旅游景点的俗套，与缪家“书香门第”的气质不符。
纪念馆
蝴蝶梳妆盒
缪芸可东渡日本考察时，给女儿缪伯英带回了两样礼物，蝴蝶饰样的梳妆盒是其中之一，另一个礼物是蓝色的石英钟。缪伯英回赠了父亲一个精致的酒碗。后来，缪伯英胞弟将酒碗捐献给了相关单位，留下了梳妆盒、石英钟作为纪念。
伟大历程
枪杆子里出政权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次后来被称为“八七会议”的会议因环境险恶，只开了一天。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此后不久，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内，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开始讨论秋收起义的计划，由毛泽东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也随即成立。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向长沙进击。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作战受到严重挫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决定起义军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
1927年9月29日，起义部队行至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整编，将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并确定了党组织建在连上这一“党指挥枪”的原则。
罗荣桓元帅曾在回忆中谈到：“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其后的广州起义和全国其他地方党领导的一系列起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友良说，从八一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再到三湾改编，正因为很快形成了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方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的革命之火才能历经曲折而不灭，最终在22年后夺取全国政权，创建新中国。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记者 朱柳笛 实习生 赵月若雪 长沙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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