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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家鑫“农民很难缠”引争议 媒体评述谁是农民

来源:人民网
2011年05月19日10:26
[提要] 5月20日,药家鑫案将进行二审。药家鑫讲述自己驾车肇事从无意伤人到故意杀人的动机时语出惊人——“农民很难缠”,引来舆论哗然。当下,“农民”一词充满纠结。它是一个身份的标签,还是一个职业的符号?无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流人群,还是已经与农业无关的农民工,他们是农民吗?他们似乎已经离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概念越来越远…[我来说两句]

  5月20日,举国关注的药家鑫案将进行二审。药家鑫讲述自己驾车肇事从无意伤人到故意杀人的动机时语出惊人——“农民很难缠”,引来舆论哗然。

  极端的个案背后,暴露出令人寒心的阶层歧视,农民问题愈显复杂、严峻与沉重。

  当下,“农民”一词充满纠结。它是一个身份的标签,还是一个职业的符号?无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流人群,还是已经与农业无关的农民工,他们是农民吗?他们还愿意被称作农民吗?他们似乎已经离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概念越来越远。真正的农民,是不是散落于乡间的弱势群体?是不是城里的农民工大军?

  农民这个词带有感情色彩吗?斑驳的色彩又是如何被涂上去的?

  南方农村报今日推出专题策划,围绕“谁是农民”的问题,从阶层界定、政治治理、城乡关系、文化印象以及社会心理五个方面展开探讨。

  谁是农民之阶层界定篇 农民:是身份,还是职业?

  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对农民的身份定义与农民的实际职业相匹配。“农民工”出现之后,“谁是农民”的纠结就开始了。农民工早已不从事农业生产,但国家给他们的身份标签却丝毫未变。农民工似工实农,本质上依然还是农民。在国家制度认定的身份上,农村居民的定义是清晰的,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农民的标准,不是职业,而是血统和出生地,这是对农民群体不公的根源。

  □南方农村报记者 彭进

  谁是农民?

  25岁的重庆人崔五认为,这问题很傻很天真。

  崔五喜欢自嘲:“文化不高,我只能做农民”。在他眼里,农民就是像他那样在农村出生、干体力活的人。不过,耕了几十年田的父亲老崔一眼就把他鄙视了:“你连锄头都没使过!怎么做农民?你就是个假农民!”

  崔五确实从不干农活。自15岁起,他就告别了故乡,在城里的工厂厮混谋生,对于农民那种古老的种养技艺,他不感兴趣,也从未真正接触。

  如果按照老崔的标准,崔五确实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而他的户口簿上明明白白写着,他属于农业户口。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施,它将我国居民分为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它标志着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管理格局形成。该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这种规定带给中国农民的伤害毋庸置疑,意味着普通农民进城的路基本被堵塞,他们的流动迁徙大受限制。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农民的标准,不再是职业,而是血统和出生地。对农民的定义偏离了经济行为的考量,成为一种政治涂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认定标准与贵族的认定标准无异,有明显的封建色彩。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它对农民的定义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正如崔五的父亲所判断:一个真正的农民,应该从事种养方面的劳动生产。

  老崔的判断来自一种延续了千年的直觉和本能。

  成书于西汉的《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里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晋代的范宁注释道:“农民,播殖耕稼者。”可见,古人基本是在劳动内容来定义农民。

  所谓的劳动,不是玩票,是指以此为生计者。如大诗人陶渊明,他辞官归田,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偶尔也上山采采菊,下地种种菜,可人们绝不把他当农民。在数千年历史变幻里,农民的定义都很简单,其经济行为决定身份。他们生产最基本的粮食,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统治者力图争取和盘剥的对象。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对农民的身份定义与农民的实际职业之间并无矛盾。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大量农民从集体土地上解放出来,他们放下锄头,涌进城里。在城市的底层或边缘,在形形色色的工厂里,勤劳的乡下人做着城里人不愿做或做不完的活,然后将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寄回乡下,养家小,盖房子。他们成了城市的“临时工”。

  “农民工”出现,“谁是农民”的纠结就开始了。这种非工非农的尴尬已经延续了三十年。在一本面向小众的学术刊物上,1984年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1990年代,这个词的流行与进城农民人数的增速一致。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个词隐含着一种制度性的歧视,即农民渴望进城,但城市并不接纳他们,城市只是残酷地利用甚至榨取这批人廉价的劳动。“农民工”成了一个感情色彩复杂的“伪身份”。

  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已经大约有1.5亿名农民工。如崔五一样,那些80后、90后属于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农民工。他们早已不从事农业生产,但国家给他们的身份标签却丝毫未变。农民工似工实农,本质上依然还是农民。

  在国家制度认定的身份上,农村居民的定义是清晰的,亦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农民与城市居民在福利方面天差地别,涵盖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农民事实上沦为二等公民。奇特的“农转非”现象因此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向上流动之道,农民若想“晋升”为非农业人口,必须经历读书考学、入伍招工等艰难的挣扎历程,除了这些门槛,后来又引入了购房入户等经济杠杆。在层层严控之下,“农转非”之路难于上青天,乃至鲤鱼跳“农”门成为无数人一辈子的梦想与痛苦。绝大部分农民被牢牢摁在土地上,摆脱不掉那层桎梏。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曾经千难万难的“农转非”终于逐渐容易起来了,地方政府是热情的推动者。其原因很复杂,其中一种是:农民“进”城,农民手中的土地才能够名正言顺被集中开发。

  “农民工”崔五告诉记者,去年春节回家,他发现,乡亲们都在讨论当地宣传的“农转非”一事。在网上,崔五还发现了奇特的案例:为保留几分土地,许多大学生竟然宁愿把户口留在农村老家,也不愿意转入城里,搞得重庆部分大学竟然强迫大学生“农转非”,舆论哗然,重庆市长急忙出面澄清……

  “是不是农民不重要,能够拥有什么才重要。”崔五显得很谨慎。他认为,如果仅仅换掉户口簿上的几个字,却得不到比目前更好的福利保障,曾经价值千金的“农转非”将可能一文不值,甚至不过是另一场游戏的开始。

  崔五的想法值得尊重。从以往的主动型“农转非”,到如今政府推动下被动型“村改居”以及“非转农”,始终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半空中张扬,它拿着那张身份标签,往老百姓身上粘贴。

  谁是农民,谁不是农民,似乎从不由农民自己说了算。这才是最令人困惑的地方。

  城乡福利待遇 人均相差33万元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委员马力最近表示,户籍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需要解决户籍背后的福利覆盖。她介绍说,根据测算,中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来讲大城市是50万以上,中小城市是十几万。

  土地换社保农民吃亏了?

  近两三年来,各地加快城市化的文件推出了土地换社保的改革方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专访中表示:“社会保障是应该政府给我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讲,你要获得我的公共服务,你就要拿你自己的财产来换,没有过这种事情。这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深圳:在2004年开始已经全面城市化,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其“城市化政策”中包括: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他们的户籍由农业户口变更为城市居民户口;村民变成了市民,他们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也要由村委会变为社区居委会;转地,既然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全部成员都转为城市居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原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一次性全部转为国家所有。

  佛山:从2004年7月1日起,全市户籍人口中的“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后,全征土地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区、镇(街道)两级财政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区、镇(街道)财政分别按10%-30%的比例补贴,村(居)、组集体经济组织负担40%-80%,所缴费用不要农民自掏腰包(全征土地农村居民指耕地被征用90%以上的村或集体土地被征用70%以上的村,年满16周岁,未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湖南:对在同一城市有固定住所、稳定就业和连续居住的进城务工人员,以及自愿放弃承包地、宅基地并迁入城镇定居的农民,可安排落户。

  浙江嘉兴:由原来的按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划分,统一到以居民有无承包土地来划分,鼓励有地居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被征地居民养老保险、以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

  重庆:允许转户居民最长三年内继续保留宅基地、承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过渡期结束后,可继续按照依法自愿的原则处置农村土地,不强制农民退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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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UN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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