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生态协会秘书长刘小钢：慈善不仅是爱心

　　文|本刊记者 | 毛凌云 发自广州

　　慈善和商人，一个充满怜悯，一个充斥狡黠，但亦如双生花，慈善这个特殊的世界里，炫目的身影依旧是富豪。但在中国，做慈善从来不易，乐善好施已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一个商人的至高褒奖，富有而忙碌的企业家们四处散财无暇他顾，不一定能换来善意的回报。而不知如何运作并不庞大的机构、在NGO的纷繁事务前手足无措，更是当下中国慈善界面临的共同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下海”潮以来，第一代的企业家如今从商界“退潮”，20多年来积累的财富，如何处理？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热衷于慈善，然而他们准备好了吗？

　　刘小钢，是一个在富豪排行榜上找不到的名字。她也不认为自己是富豪，“我只是做了20年生意，赚了点钱，而现在想为社会做点什么。”

　　刘现在是广州千禾基金会理事长、阿拉善生态协会秘书长，在她看来，慈善必须超越“救助”、“同情”的层面，知识储备比爱心更为重要。这是她在47岁“高龄”负笈哈佛两年的最大收获。而在和中国NGO共事的过程中，刘小钢对中国的理解越来越深厚，从强烈的精英意识到重视草根的力量，重视公民社会的力量，5年来，刘小钢的慈善观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从商业到慈善

　　投身慈善的灵感来源于刘小钢加入的“狮子会”。2002年，广东狮子会刚刚成立，作为企业家的刘小钢成为其中一员，国际狮子会是声名日隆的百年慈善组织，以卓有成效的“扫盲行动”享誉国际。但在中国，刚刚成立的广东狮子会存在着“官办”的困惑，会员的自发积极性不足。即便如此，刘小钢还是感受到了慈善的力量，“2003年，我开始有些厌倦做商人的日子，一个人跑到英国，沉淀之后我问自己，哪段人生才是我最幸福的时光？”她遁隐英伦3个月，找到了一个令她感觉幸福的事业——慈善。

　　“在中国，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慈善，大家都在试，我更不知道从何下手，但我明白从志愿者到职业化这条路行来不易，不能单凭一腔热血。”

　　2004年，47岁的刘小钢关掉了经营多年的房地产公司，开始申请美国学校。

　　关掉公司的决定，起初她并没有告诉自己的独生儿子。

　　儿子林彬高中就被送去美国念书，2008年毕业后回国，在广州开了家音乐学校，从事爵士鼓的教育工作，对母亲的资产和事业从不过问。

　　“我从小就不知道她有多少钱，对此也没兴趣。”林彬觉得那是她母亲赚的钱，如何处置由她自己决定，“我不知道这些年，为了做慈善她花过多少钱，但这和我没多大关系，钱是她赚的，她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不用征求我的意见。只要她觉得快乐就行，但我希望她不要那么忙。”

　　刘小钢曾担心儿子对关掉公司的决定有想法，但她不知道，儿子担心的不是财产的问题，而是她的学业。“我知道她要申请哈佛的非营利机构管理专业，语言和准备研究论文并不是多大的问题，但她没有任何相关工作经验，完全不知道公益领域是怎么回事，即便申请到了，学习起来也很困难，和她想的完全是两码事。”

　　但出乎林彬的预料，刘小钢最终还是拿到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攻读“非营利机构管理”的硕士学位。“我的托福成绩并不算太优秀，可能他们看中的是我20年的从商经历及转行做公益的决心并愿意回到祖国付诸实践的愿景。”刘小钢说。

　　在哈佛，刘小钢发现念这个学科的中国人还真不多。“我当年选了很多关于公共管理的课程，但上课的时候总是很孤单，因为上课的全是白人，连亚洲人都很少见。”

　　刘小钢认为自己是个比较较真的人。儿子林彬不太愿意对他的母亲做评判，觉得一切都很正常，但林彬的妻子对此印象深刻。“她很喜欢与我们分享，有时候看书累了也会打电话给我抱怨一下，当她论文拿到‘A’的时候她会告诉我们，她因此感到了快乐。”

　　王石如今也在哈佛游学，刘小钢认为他回国之后也一定会做些什么。有一次，刘小钢去美国出差，本打算约王石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玩玩，但王石说要忙着上课，没空。已经拿到学位的刘小钢不忘幽他一默：“你又不用拿学位，干嘛这么认真？”

　　理解两个中国

　　2006年，拿到哈佛硕士学位的刘小钢开始思考回国后的工作，“从1983年经商开始，我就从未给别人打过工，我不知道如何在一个制度化的机构中做雇员，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短板。”最终，她接受了中大朱健刚教授的建议，“我感觉中大公民与社会研究中心这个平台很有趣，既有学理的指引也可以进行各种大胆的实验。”

　　2006年1月14日下午，中国NGO年会在中山大学召开，也是刘小钢回国的第一天。“一下飞机我就赶到了会场，在那儿乱发言，提了一堆臭主意，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中国的NGO环境对我而言太陌生了，虽然我在美国学了NGO管理，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此半年中，我完全找不到北。”

　　那段时间，刘小钢在中大公民与社会研究中心做研究员，接触到很多底层的NGO组织，“有些机构就只有两三个人，更谈不上管理，都是一些无助的工人农民。我能做的就是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其他什么都做不了。”她甚至找不到和他们沟通的方式，“我觉得我说的，他们一点都听不懂”。

　　“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我曾经在日立基金会实习，一开理事会，参加的全是政府高官和大企业家，运作规范，一下子把我给震住了，当时我就想，好好学习一下人家的治理模式，把它用到中国去。”

　　但在中国，刘小钢很难找到这样的平台。

　　“刚从美国回来的刘小钢曾寄望于富人慈善、精英慈善，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实力雄厚的富豪和官员对慈善有推动性的作用。”与刘小钢共事6年的朱健刚说，“但她后来发现富人很难游说，他们对慈善很难尽心尽力。”

　　刘小钢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更准确点说是一位“红色后代”。父亲刘田夫是老革命，曾任广东省省长。刘小钢一直住在广东省委大院里，和“高干子弟”们一同成长。

　　对于自己的人生，刘小钢一直很感恩，“‘文革’时，我很幸运一直在念书；‘文革’后，我又赶上了大潮，成为第一批大学生，前半段几乎都在校园度过。”但大学毕业时，她却莫名对校园产生了恐慌，“毕业后有个留校的机会，但一想到这辈子都要呆在校园，我突然觉得很不甘心，想出去闯一闯。”

　　刘小钢198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之后进入了广东省外经贸委调研处工作。两年后辞去公职开始电子科技产品事业，在香港创建东方科技，打造中国第一代品牌电脑——“东方”，彼时，大陆近八成的电子工厂都是东方的客户。1994年回归广州，适逢房改新政下市场经济的繁华之势，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先驱。

　　她踏着精英主义步上与世隔绝的空中楼阁，良好的家世、顺利的学业、成功的商业冒险，刘小钢一直生活在另一个中国，那个只有繁荣的中国。进入NGO，尤其是草根NGO之后，她才认识了另外一个中国，一个缺乏教育、医疗资源，贫穷如影随形的中国。

　　“在我真正能做到和第二个中国守望相助之时，我对中国的理解才是完整的。两个中国放在一起，我才完成了对中国的理解。”

　　“虽然她刚回国的时候，和草根NGO的沟通确实存在障碍，但现在她是我们之中最善于和他们打交道的人，比我们的适应能力强多了。” 朱健刚说，在和NGO的共事过程中，刘小钢对中国的理解越来越深厚，她慢慢感受到社会各种基层力量给她的支持，这都是刘小钢在中国的新发现。

　　“视觉第一·广东行动”是刘小钢回归狮子会之后大力推进的一个项目。 2008年，广东狮子会发起为期3年的“视觉第一·广东行动”，为贫困白内障患者施行免费复明手术。刘小钢带着狮子会的会员们，奔波于广东各地的乡间，动员政府、医护人员和社会力量投身慈善。

　　“我从未想过做慈善、做好事也会被拒绝。”广东狮子会会员蔡力回忆，“我们到了第一个镇，小钢姐详细解释了这个项目，但镇长一口回绝，表示对此事毫无兴趣。”据蔡力回忆，刘小钢一点也不生气，也不吃惊，反而邀请这位镇长参与他们的活动。

　　据刘小钢的同伴们回忆，在与基层中国的接触中，她平和亲切而善用资源，特别善于协调政府和NGO之间的关系。

　　陈光标“不可爱了”

　　2011年5月，刘小钢接受了王石的邀请，加盟北京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担任协会秘书长。“这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专职工作，我是领薪水的。”

　　刘小钢一开始并没有多大信心接任这份工作，多次拒绝王石的邀约。“我经常开玩笑说，拒绝了99次，最后一次没坚持住。”而她最终接受这份工作的理由，还是学习，“就当作学习吧”。

　　她如此描述新工作，“上班的第一天，真是什么都不懂，他们拿着各种文件来找我，但我对生态一无所知，没办法给他们意见。我只能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给你们争取最大的支持。”

　　“在现有的体系中，大家都有一种无力感，草根公益组织得不到官方的认可，争取不到合法的地位，而有钱人也不知道怎么做。”刘小钢认为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游说、沟通，为专业NGO组织争取最大化的社会资源。

　　“我希望能为阿拉善建立一个基本的框架，然后在北京找到一些能力更强的人、更专业的人。最终，我还是会回到中大。”

　　刘小钢毫不讳言，她曾经也是陈光标的“粉丝”。她说那个时候，很想和陈光标好好聊一下，“不论动机如何，他毕竟是拿出了真金白银，但我觉得他特傻，我想和他分享，这样做是没有效果的，是在浪费金钱，应该更有效运用他的资源，才能真正帮助社会。”

　　刘小钢对陈光标似乎有种恨铁不成钢的复杂情感。她说，当初，在电视上看到陈光标说曾因为做慈善从睡梦中笑醒，滚到地上的时候，觉得陈光标很傻、很可爱，“我觉得他不知道怎么做得更好，不懂慈善，我很想去帮助他。”

　　随着新闻媒体对陈光标调查的不断曝光，刘小钢发现她对陈光标的理解错了。“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把钱捐出来不是为了做慈善，只是为了宣传自己，他关心的是自己是否世界首善。虽然他还在不断地捐钱，但这些钱他是花在自己身上了，并不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我一下就觉得他不可爱了，不再是他的粉丝了。”

　　慈善是爱人类。刘小钢多次向记者解释她理解的慈善，她认为每个人做慈善都应该有个梦想，虽然她不是一个经常有梦想的人，但对慈善她怀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我希望这个世界更好，建立好的制度是其中的一个路径，制度是改变社会的根本办法，这是支撑我做下去的信念。”

　　当年的生意伙伴、一位有名的“文学商人”，曾多次提醒刘小钢，“别以为你是一个富豪，其实我们就是个中产阶级。”这个善意的提醒影响了刘小钢做慈善的方式，“重要的是专业性，和你投入的精力，钱并不重要”。因此，她并没有将所有的资产投入慈善，但会捐出名下物业公司每年的盈利。她将公司的股份分给了员工，“这样公司能运作得更好，我保留点股份，每年分点花红，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金钱做慈善，多好！”

　　对于这一点，儿子林彬并不在意。“我不需要钱，如果需要我可以自己去赚。”关于“你没埋怨过母亲没有把公司留给你”的问题，他很不屑，“我外公曾对母亲说过，如果你要做生意，就别在南中国出现。她是自己做起来的，我自己也能做起来，我们家就是这样的。”

　　朱健刚则表示，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投身专业慈善事业，“慈善如何改变世界，如何改变资本主义？企业家在社会变革中充当了一个重要力量，不仅仅是捐钱，而是做专业的慈善，盖茨、巴菲特代表了一股社会潮流，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企业家。”

　　“刘小钢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专业慈善家，她具备学识、有行动能力。企业家放弃商业梦想，以慈善为事业，以慈善为职业，刘小钢比盖茨更早迈出这一步。”朱建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