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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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向阳（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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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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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
【编者按】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崛起已经摆在世人面前。然而，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崛起方式与战略，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大国崛起的一般规律，从历史中寻求答案。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外部环境的现状和未来作出客观科学的判断。鉴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性，也许我们需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崛起道路。5月21日，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举办了“中国的崛起战略——理论与历史”的研讨会。与会专家分别从外交战略、区域合作和货币国际化的角度对中国如何崛起进行了分析。本报选取其中部分有代表性的观点，以飨读者。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郭一娜 发自北京
以经济让步换取小国政治支持
【主讲人】李向阳（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
我想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来探讨大国崛起中的战略选择。
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区域合作战略有什么共性？决定他们成败的因素有哪些？我在这里主要选择三类国家做一个案例分析。第一个是成功的案例。战后最成功的案例要属伴随欧洲崛起中的法国与德国。第二个可以说是个失败的案例，就是东亚的日本。第三个是正在争取崛起的大国，南美洲的巴西。
欧盟的起源是煤钢联营协定。煤钢联营协定当初成立的目的，不是出于大国崛起的动机，而是美国为了东西方对抗，同时为了防止德国在欧洲再次发动战争。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欧洲大国通过合作来实现崛起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在过去二十年当中，欧洲一体化进程促使法德成为世界大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伴随欧洲统一市场与欧元的形成，法德两个大国崛起的目标可以说已经实现，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欧元及欧元区产生以后，他们对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挑战越来越明显。
欧洲经济一体化成功的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法德两个大国对欧洲统一有基本共识，并主导整个进程；二是法德两个大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国威信。即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大国通过经济上的让步获得小国政治上的支持。尽管法德单独都不足以与美国相抗衡，但法德主导的欧盟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者。因此我把它称作战后大国崛起的成功的例子。
与此相反，日本可能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曾经引发人们议论美日"G2"的说法，但实际上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一过程中，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即使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对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产生过重大影响。
为什么日本会失败呢？第一个原因是冷战时期日本确立了以美日同盟为对外战略的基础，在政治上不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大国，很多决策必须由美国人来替他定。第二个原因是在经济上的出口导向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日本虽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始终无力向世界提供足够大的出口市场。
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曾经推进过东亚合作进程，但是因为政治上美国的反对，经济上受自身的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制约，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外，日本在推进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一直没有与该地区的大国（如中国、韩国）结成合作伙伴，致使亚洲无法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日本自然也无法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自身的崛起。其结果是日本成为全球规则制定过程中的一个旁观者。
第三个例子是巴西，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巴西位居南美洲，总体上还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他成为大国的欲望非常强烈。尤其在军人政权结束之后，巴西就致力于推进南美洲的区域经济合作。1991年巴西与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四国签署《亚松森条约》，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1995年1月1日南方共同市场正式运行，关税联盟开始生效。在南方共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巴西与阿根廷的合作至关重要。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一度因为边境问题险些陷入军事冲突，但最终因为巴西与阿根廷的合作，使南美中的四个大国形成了一个共同市场。而可以说正是这一点奠定了巴西作为一个南美大国的基础。
通过上述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以区域经济合作为平台实现大国崛起的一些共性因素。第一，在二战后大国无战争的国际环境下，大国的崛起必须走合作的道路。第二，政治上的独立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第三，在经济上，大国崛起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市场规模要足够大，并且是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第四，大国在区域合作中、崛起过程中要树立大国意识与大国战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欲取之，先予之”。也就是说，需要你用一些经济上的让步来获得小国政治上的支持，这是一个必要条件。第五，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
因此，我的结论是，中国要和平崛起，在大国无战争的环境下，区域经济合作至少是一个可选择的战略。
或可考虑改变“不结盟”战略
【主讲人】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今天中国面对的世界格局是什么？我认为世界进入了从一极格局向两级格局转变的过渡期。第一、美国的纠偏能力，使得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与美国的综合国力呈拉大趋势。第二，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使除美国外的所有国家与中国的综合实力呈拉大趋势。第三，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是在缩小趋势而不是拉大趋势。这三点表明，在实力格局层面，已经出现了两极化趋势，而不是多极化趋势。
当然我们不能只从实力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格局，因为国际格局是由实力结构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要素构成的。从战略关系角度讲，美国仍是世界上友好国家关系数量最多、友好关系质量最高的国家。然而，与美、俄、英、法、印、日等大国比，我国的友好关系数量是最少的，质量也是最低的。
我国需要解决友好关系数量少和质量低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认为，第一是思想转变，要认识到成功的战略是需要进行及时调整的，而不是坚持固定不变的原则。只有承认国家战略需要调整，才有可能进行战略调整。第二，国家战略有必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建设正义、公平与和谐的社会转变。第三，加快实力建设从经济优先向综合国力要素平衡发展的转变。第四，外交可考虑从不结盟向“全天候战略伙伴”转变。建立尽可能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提高友好关系的质量。
军事同盟是个老概念，人们都不愿意接受，因此我说现在可用“全天候战略伙伴”这个概念。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是全天候战略伙伴，这也是我国最好的友好关系。我国战国时期的《管子·霸言》说：“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管子所谓的“先举”，可以是实施军事打击，可以是发动战争，但也可以是在外交上争夺友好关系。与美国比，我国的外交友好关系处于弱势。如果能以中巴关系为模式，建立更多的这样友好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先举”，就是与美国争夺友好关系。
具体到现行的外交原则，我以为需要从韬光养晦向负责任大国转变。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会建议韩国这样的小国采取韬光养晦战略，而不会建议秦国这样的强国搞韬光养晦。特别是国际安全问题上，如果我国不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这些国家就可能寻求美国的安全保障，增加我国战略安全压力。
如果我国能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建设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那样的友好关系，就是一种“先举”。全世界公认上海合作组织的建设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外交成功的范例。建立上合组织就是挑战美国当时向中亚扩展军事势力的战略意图。把美国原本可以发展成为其军事势力范围的计划打掉，使中国与这一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得到极大提升。
要在我国周边地区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式的机构，我认为只能靠给周边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建立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如果不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我国就不可能有比美国多和比美国质量高的友好关系。
人民币国际化是崛起的必要支撑
【主讲人】张宇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经济学讨论崛起的逻辑框架中，器物（制造业）、制度和货币是三个重要因素。在此，我想强调的是货币的作用。我们发现一个事实，所有历史上的霸主，它的货币都是强势。英国时是英镑，美国时是美元。再往前追溯。我最近一直在读先秦春秋战国货币制度研究的书。先秦这些国家，最初分封上百个，从出土的货币来看，发现只有7个国家铸币，就是战国七雄。那些国家最鼎盛时期，都是铸币能力最强的时期。
我并不认为货币霸权支撑了政治霸权，但我们看到这两者吻合得很好。这些现象并非偶然。
货币到底能对一个国家的崛起或衰亡起到什么作用？崛起也好，称霸也好，你得有财力。如果我们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就要考虑在国际舞台上，你的财富从哪里来？
从器物角度说，通过交换可以获得财富。从制度角度说，通过非中性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可以获取一部分财富。而货币同样是一个财富的巨大来源。你印了钱，可以到全球去买东西。今天的美国就是这样。我们总在说和平红利，其实美国战后得到的最大的和平红利，就是美元化在全世界范围的迅速拓展。
衡量中国崛起，器物、制度、货币这三者是重要因素。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器物层面上说，整体做得还不错，中国的商品贸易额占全球的比重不断提高。制度层面，中国已经开始介入了国际规则的制订。货币层面上，2010年，我看到人民币作为国际的储备货币，占整个官方储备货币的0.1%。应该说，这个国际地位是非常差的。人民币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可以说是中国崛起的短板。
人民币国际化这件事不能急，这里面也有设计和抓住机遇的问题。另外，我们要注意，器物和制度层面的崛起和长期增长，是容易识别和实现的。但货币有一个明显的滞后性。
我有一个感觉，一个国家的崛起，等价于霸主的衰亡。而衰亡的国家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全球攫取来自货币的收益能力在下降。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美国已经开始面临这个问题。
特别是这次的金融危机，已经触及到了美国的神经。国际社会开始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今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会多快，我还无法预测。我认为中国崛起、参与全球分工，受益很大，但负担最大的成本和学费还是在货币。我隐约觉得，世界接受中国崛起的一个隐含的条件是中国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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