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红二代”的中国梦

周幼马（左一）参加全国两会。

马海德（右一）与夫人和苏联医生在一起。

　　马海德之子周幼马：我思想里没有第二条路

　　“有人问我这个社会足够好吗，我说没有足够好的社会，全世界都没有。一切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腐败、效率低、干部队伍规模过大，这些问题需要的是一一解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很多中国人知道白求恩，而与白求恩同时代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名字似乎不是那么响亮。但就是“马海德”这个名字，其实更长时间地、也更坚定地与新中国连在一起。

　　作为马海德与中国女演员苏菲的独子，如今担任《今日中国》杂志社高级记者的周幼马，毫无疑问是马海德五十多年中国岁月的最佳见证者。

　　对于周幼马而言，父亲的故事在当年并不见得多么吸引自己，但日后讲得越多，便越觉得父亲了不起，那一代人了不起。

　　父亲的一生都奉献在中国

　　马海德与中国的故事，开始于1933年。那之前，他还叫乔治·海德姆，穷苦出身的黎巴嫩人后裔，苦苦求学后终于考取医学博士。毕业那年，他和三个朋友周游世界，到了上海，发现在上海讲英文完全能活得下来，挣钱也容易，就留下了，从此再没离开。

　　1936年，在上海一家书店，马海德偶遇进步人士，并经引荐结识了宋庆龄。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马海德与埃德加·斯诺一起去陕西保安访问，随后便留下来参加了红军。跟随红军转移到延安后，马海德开始担任八路军总卫生部的顾问，筹建八路军军医院。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顾问身份一直延续到建国后，那时他没有选择做官，而是继续担任卫生部顾问，长年下农村，致力于消灭中国偏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性病和麻风病。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宣布消灭梅毒后，马海德立刻开始研究麻风病，直到1988年去世前，他代表中国官方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基本上消灭了麻风病。

　　从参加红军到八路军、解放军，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经济建设，身为外国人的马海德一直默默地参与其中。

　　“父亲这一生千辛万苦，却也很伟大”，多年后，周幼马才得出这个结论。他说，一切也许是潜移默化的，很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比当时给自己的震动更大。

　　美国身份的幸与不幸

　　1943年，周幼马出生在延安的窑洞里，大概算得上窑洞里出生的第一个外国人。当时，马海德是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而妻子苏菲和江青早年在上海一起演电影，到延安又相见，自然比较熟络。李讷比周幼马大一两岁，两家人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其乐融融。1947年，国民党进攻延安，撤离的时候一个骡子两个筐，母亲牵着牲口，这边是周幼马，那边是杨尚昆的儿子杨少怡，“所以后来杨少怡见着我妈都叫干妈，李讷每次见我都管我叫弟弟。”

　　如果说父亲的美国人身份曾让他们一家与中央领导们相对亲近，那么解放后，同样是因为美国身份，在当时“一切学习苏联”的中国，周幼马第一次体会到人情的疏离。

　　“虽然是中共党员，虽然是老革命，但我父亲也知道自己是美国人，他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解放后马海德复员，主动到卫生部做顾问，扛着行李卷，带着医疗队，翻山越岭下农村，仿佛一切又回到了1936年。就冲这一点，周幼马敬重父亲“是个爷们儿”。“他在解放后不当官不做领导，而是从事连普通医生都不愿意做的、最脏最不好办的事情，但是他做到了。”

　　在周幼马看来，父亲的伟大不仅仅在于解放前不惧艰苦毅然加入解放事业，更在于解放后仍然坚持过艰苦的生活。“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去见毛泽东，贺子珍从屋里端出一盆黑黢黢的东西，我父亲吃了，‘哎呦’就叫了一声，是那么酸的杏，一点儿糖不搁就腌起来，当时在陕北还是比较奢侈的小吃。”而这种艰苦，解放后也同样在经历着，不过其中也有很多喜悦。比如给人治病，治好了的病人生了孩子，遇到马海德回访，少数民族的人就送一团羊油作为重礼，回到北京，炼成油，做炸酱，再出去的时候，吃它就干粮……

　　抗美援朝期间，美国成为敌人，那时周幼马正在八一干部子弟学校就读。美国人的血统，让他体会到人生的压力，“老师们一旦抗美援朝的热情上来了，就把我叫过来，过来过来，给我过来，学个美国兵投降，我就把棉帽子那个带儿扒拉下去，像个猪耳朵一样，一举手，好好好，走吧……”

　　周幼马还记得，和父亲一起去颐和园，看见厕所墙上写着的外文，他问父亲，这是你的字儿吗？父亲说，不，这是俄文，我讲英文。周幼马觉得奇怪：是因为俄国人特别多吗？父亲回答他：现在是俄国人多，但将来也还会写上英文的。

　　给宋庆龄当摄影师

　　因为学习不好，后来周幼马没考上好中学，就上了北安河鹫峰下的一所乡村中学。高中从清华附中转到二十二中，紧紧巴巴毕业。事实上，周幼马的心思不在此处，而在摄影。

　　高中毕业后，面临上大学的问题，正好父亲卫生部的战友在筹建医科大，周幼马问父亲学医行吗？父亲连连摇头，算了，你要照相照坏了还可以再照，当医生当坏了那可不行，你照相去吧。就考电影学院，竟然给考上了。大学生活周幼马如鱼得水，不想两年不到就赶上文革。

　　文革对周幼马及其家人的冲击不可谓不大。他不想放弃摄影爱好，也不想跟着打打闹闹，于是就做了《红卫兵报》的摄影记者，也因此拍下许多历史瞬间：第一次斗彭真，王光美第一次戴乒乓球当项链在清华大学挨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到了文革后期，父亲因为美国身份受到怀疑，而在北影厂工作的母亲则被作为黑导演批斗，“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一群跪着的人当中就有我妈妈，旁边就是谢芳（曾出演《早春二月》）。”周幼马也曾劝说父母，给林彪写封信吧，打仗的时候都给他看过病；给江青写封信吧，都一块儿过来的，她还不了解你。然而父亲和母亲给谁都没写那封信。

　　当别的外国友人纷纷写大字报，参与批斗时，马海德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他与好友路易·艾黎·米勒躲在家里，聊天、讲过去，吃吃喝喝。

　　看着昔日的战友纷纷被打倒，马海德的心里并不理解，他很苦恼也很难过，但仍然选择相信中国共产党。“这是他的信念。”周幼马说。

　　再苦再可怕的时代，也总会向前推移。上世纪七十年代，周幼马被分配去了张家口，又回到最原始的农村，掏粪、挑渠、浇水、吃小米饭……这都不算什么，然而最令他痛苦的是不能照相，手痒心痒。

　　后来斯诺来了，美国的叔叔也获准来探亲，周幼马被父亲叫回北京，去机场接叔叔。后来，周幼马写了封信给周恩来总理：我是电影学院学生，很希望继续摄影，不想回张家口。周恩来很快回复：可以到宋庆龄的《中国建设》杂志。

　　送了几张片子过去，宋庆龄很喜欢，说你来吧，顺便也给我做私人摄影记者。

　　就这样，周幼马当了十年宋庆龄的摄影师，她生命中最后十年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周幼马拍的，直到去世。“这是我一生中（惟一）有一点儿闪亮的地方，”周幼马说，“当年宋庆龄把我父亲接来，最后我和父亲又把她送走了。”

　　“一切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重新得以受到重用，恢复了针对麻风病的研究工作，而缘于1976年跟胡耀邦在协和医院建立起来的患难友谊，马海德使“中国籍的外国人担任政协委员”这件事成为可能。

　　说来其中还有个笑话：由于马海德的语言问题，在给胡耀邦提建议的时候，竟然将“政协委员”说成了“政治局委员”，当时胡耀邦听了甚为为难。等终于搞清楚马海德说的是“政协委员”，胡耀邦乐了，说这太没问题了。后来爱泼斯坦等人，都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1988年，马海德因工作中体力不支而去世。令周幼马深感羞愧的是，父亲生前对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一向自由散漫，直到父亲去世，都没能入党。在父亲的葬礼上，邓颖超当时拉着周幼马的手说：幼马呀，你一定要成为像你父亲一样优秀的共产党员。后来，旁边的媒体记者问周幼马：你是党员吗？周幼马说：不是。直到三年后，1991年，周幼马才终于像他父亲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信仰的问题上，周幼马看得很明确：“我没有第二条路”。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父母坚持一生的信念。尤其父亲是第一个外国人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员，也第一个加入中国籍，文革也没能动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在心底里，周幼马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彻底的中国人，是个吃过苦，经过了各式各样运动的中国人。他不只看到年轻新中国的这几十年，也体验了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这种身份上的问题从不会困扰他。“有人问我这个社会足够好吗，我说没有足够好的社会，全世界都没有。一切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腐败、效率低、干部队伍（数量）过大，这些问题需要的是一一解决。”周幼马说。

　　现在，周幼马仍然住在自家后海边的四合院里，每天接送孙子上幼儿园是他的一件乐事。平时参加政协的活动、写写文章，看上去更像一个标准的中国退休干部的晚年，他说，自己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