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斋：建党初期杰出的理论宣传工作者

　　杨明斋：建党初期杰出的理论宣传工作者

　　2011年05月07日11:05 来源：《人民政协报》

　　杨明斋(1882年3月—1938年5月)，名好德，字明斋，山东平度人，中国共产党初期上海发起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是我党创建初期的理论宣传杰出工作者。李大钊称他“万里投荒，一身是胆。”周恩来赞誉他为“忠厚长者”。

　　为“一大”呕心沥血

　　杨明斋15岁前在原籍山东平度读私塾，深修四书五经。19岁(1901年)因家庭败落被迫闯关东，落户黑龙江务农谋生。后进入俄罗斯，先后在海参崴、西伯利亚、莫斯科打工谋生，因勤奋学习而通晓俄语。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国共产党(布)，俄共(布)送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海参崴投入革命工作。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起共产国际重视。1920年初，列宁派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杨明斋等人来中国，在北京大学会见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又经李大钊介绍，去上海会见陈独秀等人，商讨建党事宜。

　　1920年5月，杨明斋参与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杨明斋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发起成立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与此同时，杨明斋和俞秀松受发起组委托，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中，杨明斋是华俄通讯社、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的主要负责人。曾与张太雷共同起草“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支部”的报告。杨明斋先后选送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任伟民等人去苏联学习。

　　1921年中共一大后，杨明斋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1922年7月，又出席了中共二大。他是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1924年出版的14万言的《评中西文化观》，对当时思想战线产生过重要影响。1925年夏，杨明斋在广州任苏联顾问团翻译。1925年10月，苏共决定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培养干部。杨明斋在上海负责选拔、招收留苏学员工作，在选送第一批学员后，第二批100余名学员由他亲自陪同，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吴亮平、孙冶方、潘自力、杨放之、刘少文、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黄秀珍、马骏、马骅、于树功、刘辉、曾鸿毅、罗文炳、俞秀松等。杨明斋一路上对学员体贴照顾，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到达莫斯科后，杨明斋被共产国际任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

　　1927年夏，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杨明斋要求回国，从事革命斗争。此时中山大学拉狄克校长被撤职，亲斯大林的米夫任校长，杨明斋与之思想分歧，经国产国际批准回国参加革命工作。1928年，杨明斋被党组织安排到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任教，在此写作完成了巨著《中国社会改造原理》，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先进思想，为中国革命初期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完成《中国社会改造原理》

　　杨明斋回国之后，北平天津白色恐怖严重，不得不隐居以保证安全，先是隐居北平景山西街西板桥20号，后北方党组织为保存力量及为其安排较好的写作环境，1928年派他前往唐山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任国文教员。

　　1928年春，共产党员李荫轩、陈仲允、苏乐尧等人组织了丰润县国民党指导委员会，开展农民运动，车轴山中学的学生多次参加群众大会，成为骨干力量。在郑洪勤介绍下，学生曹化春加入共产党。这年夏天，在学生李颉伯、曹化春、李宗行、李俊甲带领下，在校内外开展了反对封建教育的斗争。和全县各校师生一起把推行反动教育的县教育局长潘惠林赶下台，任命共产党员王玉书为教育局长。校长郭李航弃职离校，县革命委员会派共产党员、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董维新(又名董志良)任校长。董维新上任后，积极调整教师队伍，聘请王硕如、袁效之、刘蒙山、韦秉刚、邹锦城等共产党员任教，党又派张梦松、郑鸿勋、张毓祥等共产党员到校工作，教师队伍的成分发生了变化。车轴山中学党的组织坚强有力，为杨明斋精心研究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环境保障。

　　一方面，杨明斋积极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开展学生运动，使车轴山中学成为“赤色巢穴”，对学生影响深远。在这里发展的学生党员，成立了学生党支部，车轴山中学的许多学生党员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另一方面，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埋头著书，历时两年完成了18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巨著，此书当时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该书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揭露某些投机革命的分子“骑墙、投降、滑头，甚而至于做些卖身和害民的勾当”，充分论证了社会主义必胜的真理，表达了为理想奋斗百折不屈的坚强意志。”这部书是和唐山丰润车轴山中学密切不可分的。薄一波在撰写的《七十年奋斗思考》一书中，曾先后七次提到车轴山中学的革命活动和杨明斋的工作情况。

　　遭受错误打击，客死他乡

　　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对此，杨明斋认为开除陈独秀党籍处理过重。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共产国际也应负有一定领导责任。1930年，杨明斋在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辞去丰润县车轴山中学的教职，冒险私越国境，进入西伯利亚，准备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情况。但是到了伯力即被扣留，所写80页的长篇报告书几经周折转送到共产国际。报告书对1927年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失误，对中共党内连续出现“左”倾路线提出批评。强调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尤其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农民组织。因为对共产国际提出异议，杨明斋受到了牵连和打击。1931年，杨明斋被当做“叛逃者”流放到托阿斯克，当勤杂工。在流放期间，他仍然关注中国革命的形势，想著书系统地阐发意见，考虑书名定为《社会生存本义》，或《伟大革命和伟大创作》，或《伟大破坏和伟大建设》。他写信给张国焘:“现在第三国际公开了关于中国改造问题的政纲在各报上，我见了这个政纲后，不知怎么的不安于充军生活了。因此，请你顺便到第三国际里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犯了什么错误？得知后请给我一封信才好。”张国焘此时已经回国，而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或者第三国际的其他负责人，都没有理会杨明斋的这一要求。只有在苏联西伯利亚保卫机关工作的师哲一个人去看望过杨明斋。1934年8月，流放期满回到莫斯科，在工人出版社当投递员、誊写员、校对员。1938年2月，被共产国际以“偷越国境、擅离革命岗位”等罪名逮捕，5月26日被杀，死在异国他乡。

　　1989年1月，苏共中央通过决定，为所有由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恢复名誉，杨明斋得到平反。1989年8月，我国民政部门公布杨明斋同志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