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同行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在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早期，这是流传最广、影响了一代革命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5月7日，上海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观众参观复原一大会场情景的蜡像

　　苏联：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和政治斗争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开“一大”时，只有56名党员，到了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就发展为有1万名党员的全国性大党。发展如此之快，既有内因，又有外因。

　　日本历史学家石川祯浩在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曾有这样的判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为天时；五四运动后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结是为人和；而地利，则是来自苏俄的积极推动——这一推动由于陆地相接而成为可能。

　　在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名单上，除了13名来自中国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还有两位外国人：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代表尼科尔斯基。他们的在场决非偶然。

　　输出革命，这是列宁的一贯思想，他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很难在一个国家内建成。1919年初，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列宁就联合欧洲各国左派革命党人，开始发起成立名为“共产国际”的世界共产党组织，意在扶持各国的革命。

　　这就是1920年俄共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到中国的北京和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背景。俄国的共产党人参与到这批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活动中，乃至参与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创办《劳动界》等一批重要宣传刊物，出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等书籍，成立了一个“革命局”——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雏形。

　　俄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有多大？

　　对于陈独秀等人说来，成立共产党，是要做职业革命家了，第一个遇到的实际问题，就是经费何来。

　　历史学者杨奎松在其《“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一书中披露：“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共产党理当是职业革命家组织，再加上组织初创，各种宣传组织工作很多，多数成员渐无固定薪金收入。因此，维经斯基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向陈独秀等提供经费，帮助中共开展各项活动。不难想象，要是没有俄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仅靠中共早期参加者自己拿钱来大量发行刊物，印制革命书籍和宣传品，组织各种活动，如集会、结社，组织外国语学社及工人夜校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植根工农：赢得劳苦大众认同

　　在早期的时候，中共的发展相当缓慢。“在开一大时，有56名党员；过了一年在开二大时，发展到195人；再到1923年三大召开前夕，发展到420人。这种组织发展速度相对于他们急切想要成就的革命目标，其力量相差不知多少。”杨奎松说。

　　而苏共对于这种状况也有着自己的考虑。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期间，列宁率先考虑到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办法，来促进其革命化。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这一设想具体化了。实际上，一开始陈独秀并不同意这个策略，曾写信给维经斯基激烈反对。然而在1923年5月，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应立即扩大与中国国民党的合作。他提出要召开中共三大，三大的中心议题，即是国共合作问题。

　　在三大上，中共内部对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争论激烈。反对者中包括张国焘和蔡和森。但是陈独秀、毛泽东、张太雷等都是同意马林的意见，最终，三大代表们以举手表决通过了这个国共合作决议案。

　　再往后，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委任共产国际的鲍罗廷为其政治顾问，1924年1月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重要职务。可以说，这一场国共“联姻”，苏共是不可少的媒人。

　　孙中山为什么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有自己的考虑。1922年6月，他刚刚经历了陈炯明的叛乱，那是他所遭受的一次最痛苦的失败。一方面，他的政治地位不稳固需要政治盟友，另一方面，他看到了国民党组织涣散的弊病。

　　当时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党同仁说过：“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尔等自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杨奎松对此分析道：“孙中山看重共产党人，并把组织发展等重任交诸共产党人，本身就是试图利用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来推动国民党的组织发展。”

　　孙中山还看重共产党人朝气蓬勃的活力。在他看来，国民党人已经趋向消沉涣散，缺少生气，“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

　　国民党在改组前，其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狭小的上层社会，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而中国共产党立志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开展工农运动一直是主要任务之一。从中共成立以后，其所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已经震惊中外。林祥谦、施洋等一批中共党员为了劳工的利益献出了生命。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热情、理想和鲜血，赢得了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的认同。

　　在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后，共产党在他们所擅长的开展工农运动上，更是搞得如火如荼。从1924年7月起，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连续举办六届，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山东、直隶、湖北、四川、陕西、江西等20个省、区培训7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

　　而1925年的五卅运动，更是将大革命推向高潮。上海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经过五卅惨案的触发，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都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五卅运动期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据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而共产党员的人数，也迅速发展到了1万多人。

　　“到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为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已经具有了全国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杨奎松说。

　　当然，历史后来的发展我们都是熟知的：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突然对共产党人挥起屠刀，将中国共产党推到血海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消灭，反而开始了自己的武装斗争新阶段。而大革命中的那段发展，正是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推向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大党不可少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是谈论信仰与理想，而是以俄为师，从苏共那里学到了政治斗争的艺术与策略。

　　历史是如此吊诡。回头再看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没有苏共的援助也就没有中共的后来。但是，正如杨奎松所说：“在中国革命最初的十几年里，共产党人所经历的种种挫折无疑都与太过依赖于莫斯科的做事方式有密切关联。”

　　杨奎松感叹道：“中国革命的成功，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何以弱小的共产党就能够屡仆屡起，逐渐壮大？何以原本足够强大的国民党却会由盛而衰，进而一步步被削弱，乃至最终被中共所推翻？既有外部国际大环境以及苏联的作用，又有内部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以及毛泽东的精明与决断。”

　　也就是说，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最终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1949年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