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思想的樊篱 冲破姓“资”姓“社”的紧箍咒

1992 年初，邓小平南巡时参观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

邱继宝等私营企业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党代表的事实，意味着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式得到了肯定

　　从将私营经济拒之门外，到张开怀抱接纳私企老板入党，中共跨出了划时代的一步。每次改革创新必然伴随着争议与质疑，但是，“与时俱进”的要求，不断推动中共党建工作迈出大胆而谨慎的步伐

　　本刊记者/刘婉媛

　　在2002年11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江泽民、胡锦涛等大会的中心人物以外，一位之前名不见经传的浙江男子也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他是邱继宝，浙江台州飞跃集团董事长。2002年11月10日晚，在中外记者闪烁的镁光灯之下，他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一项纪录——私营企业业主作为党代表，首次召开记者招待会。

　　被罚站的私企老板出任党代表

　　邱继宝年届不惑。20世纪80年代初，藉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用当鞋匠挣来的少许积蓄以及贷款300元，在家乡台州办起了一个家庭式作坊，制作电器仪表。几年后，这个作坊转产缝纫机。1988年秋天，邱继宝扛着自家生产的缝纫机到广交会上“赶集”，可是，作为一个没名没分的个体户，他被拒之门外了。情急之下，他决定翻墙进入会场，结果被警觉的保安人员发现，当场罚款50元，还被罚站了半个小时。

　　时间过去十多年，邱继宝已非同日而语。他的小作坊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缝纫机生产基地，据说身家上亿，产品大量出口，每年为中国创汇6000多万美元。

　　在改革开放的滔滔巨流之中，上述财富传奇无非是成千上万位农民企业家奋斗故事之典型案例，并不稀奇。然而，当这位曾经在广交会上遭到歧视和罚站的个体户，如今站在中国执政党代表大会的中心，其政治意义非同凡响。

　　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唱响改革开放的序幕，在新旧思潮并驾齐驱之时，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党内的讨论此起彼伏。在改革开放初期，每每出现新事务，随即容易陷入姓“社”还是姓“资”的拷问。其中，关于改革开放所产生的非公有经济成份如何定位，几十年来便是议而未决。

　　终于，在中共十六大上，这个议题总算尘埃落定。在这次大会上，“三个代表”思想正式写入党章；作为“三个代表”的延伸，党章更是以委婉的措辞而明确的态度，规定私营企业业主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意味着，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式得到了肯定。长期争论的问题，诸如“非公有经济是否正当合理？”“私营企业主属于什么阶层？”“私营企业的财产受什么保护”之类的问题，在党的文件中都有了答案。

　　在十六大的两千多名代表中，就有了包括邱继宝在内的9位民营企业家。而此前半年在中共广东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出席的880名代表中，首次出现18名新阶层代表，也受到极大关注。

　　以邱继宝为代表的私营业主，不仅有了当选党代表的权利，甚至可以在党代会上面见记者，宣示话语权，这在中共81年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其他企业家也都为我感到骄傲。当党代表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是千千万万私营企业家的荣誉。” 邱继宝激动地表示。而翻开那一年的报章杂志，关于企业家们“理直了，气顺了，劲足了”表态的报道，比比皆是。

　　冲破姓“资”姓“社”的紧箍咒

　　回首中共的发展历程，允许私营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于党建工作无疑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一项创举。

　　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何这一话题如此敏感？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里有这么一句话：“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教条如此，以至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中，关于非公有经济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如何厘清，总会成为话题。

　　1991年春节，正当改革开放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一场舆论风暴在中国的精英界中再掀起波澜。2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的评论，之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歌唱改革的文章，文中说，“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化’。”

　　此言一出即招致保守人士的激烈批评，也引起了知识界的热烈讨论。这一系列文章，事后人们才知道是由上海市委研究室和《解放日报》评论部合作撰写而成；文章署名“皇甫平”，即是取“黄埔江评论”的谐音。而就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刚刚来到上海，在这里发表了主旨为“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的突破性讲话，“皇甫平”系列文章便是秉承和延续了邓小平讲话的思路。

　　一年之后，同样是早春二月，邓小平到南方考察，南巡期间对争议中的话题作了定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当年举行的中共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四字前冠以“社会主义”这一定语，就可以回答“姓资姓社”的诘问了。

　　然而，关于私有经济的争议仍未平息。1995年，党内出现第一份“万言书”，题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对非公经济的发展提出尖锐批评。“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

　　当时有观察家惊呼：一场规模巨大的私有化运动，和一场更大的关于私有化的激烈争论，在中国同时上演！！

　　改革在质疑之声中踯躅前行。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有了新的探索和突破，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定位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意味着，过去被严格限定在“从属”“补充”地位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此，非公经济有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到了2000年，非公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中国内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约为42．8％，加上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比重则约占55％，超过了公有经济的比重。

　　而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社会逐步形成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是“先富起来”的一群，力量日益壮大。而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定义这个阶层的性质，在理论上又找不到适合的说法，这又对执政者提出了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