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难怪媳妇不乐意。最早王双林想出民俗宴这个主意时，村里人顾虑重重——柳沟村一没名气，二不挨着景区，离着城区八丈远，靠什么吸引游客？再说，想做民俗接待就得重新装修房子，少说也得上万元。要知道，当时一家人外出打工一天才挣几十块钱，全村的人均年收入也就3000多元。“你说，砸那么多钱进去，客人不来咋办？！”

　　王双林也怕万一让大伙花了冤枉钱，心一横，他先把自己家装了——厨房镶上雪白的瓷砖，厕所改成水冲的，正屋的泥砖地换成地板砖，纸糊的顶棚全换成PVC板。干净，敞亮！

　　三万多块钱哗哗地搭进去，家里的存折一下就给取空了。等到民俗村开村，却不开张，凭什么？

　　原来，为了保证第一批开业的民俗户家家都有生意做，也为了让柳沟村一举成为过得硬的旅游品牌，王双林和村干部商量，决定先由村里统一分配客源：客人来了，村里设专人接待，平均分配到各家各户。

　　“这咱哪儿能开业啊？村里人会有想法的。”王双林反复劝媳妇，“咱是党员，就是不能往前抢。”

　　媳妇想不通，一赌气，饭也不做了，跑回娘家去。王双林就追到岳父家蹭饭吃。赔尽笑脸，什么埋怨话都乐呵呵听着。可只有一样，咬死牙关绝不开张。

　　村里民俗户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头仨月，村里7户民俗户的总收入达到8万多元。走在村里，家家都对双林媳妇挑大拇哥：“还是你家老王行！”媳妇的气消了。

　　第二年，村里民俗户增加到21户；第三年，35户……柳沟村的豆腐宴火了。

　　2010年全年，柳沟村共接待游客60万人次，旅游收入2650万元，排在八达岭长城和龙庆峡景区之后，位居全县第三。

　　一个小村子，没山没水没景点，竟然能成了知名景区，村民都说，这全靠我们的好书记王双林。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宗旨。90年来，无数像王双林一样的共产党员证明着，这一宗旨始终没变。

　　60多年前，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是飞出不朽名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地方。去年五月，堂上村关了矿，村里办起经济合作社吸纳劳动力。合作社只能招收383人，但富余劳动力有467个。谁上岗，谁不上？身有残疾的村党支部委员任金山主动放弃了上岗申请，把机会让给村民李进新、罗守军。

　　在霞云岭乡第一联合党总支，这早已是“铁打的规矩”。乡里有个“次序动员法”，四马台村、堂上村、大地港村、龙门台村和北直河村5个党支部的943名共产党员共同达成，共同信守。

　　什么是“次序动员法”？村里按照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村民代表，普通村民排列成序。但凡遇到急难险重的任务，像防汛、防疫、抗旱救灾，土地征用、地上物拆迁，安保服务，后勤保障，社会治安……都按照“顺序”，党员都要冲在前面；有了好事，比如福利调整、利益分配、社会保障等，就按照“倒序”，让群众先享受。

　　北京申奥成功后不久，朝阳区洼里乡洼边村的村民们就得到消息，要整村搬迁，为奥林匹克公园腾地儿。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的村民们故土难离，谁也不愿意搬走。

　　“搬，我头一个搬。”站在老宅前抽完最后一根烟，72岁的老支书那忠带头在搬迁协议上签了字。

　　签完协议，那老爷子围着自家屋前屋后转了一圈又一圈。这座老宅生活了那家祖祖辈辈17代，老爷子自己就是在老宅里出生的。第二天，那家老宅在机器的轰隆声中消失了。那老爷子含泪远远地望着，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凭着老支书的好人缘、高威望，最终，洼边村380户村民在短短的21天之内全部在搬迁协议上签了字。

　　几代人眼里，洼边村是宁静悠然的故土，而今，奥林匹克公园郁郁翠翠，是北京版图上一块美丽的“绿肺”。

　　59岁的他身患癌症，但当什邡援建的重任摆在眼前，他磨着医生开了半年的药，大包小包地带着，上了前线

　　“给我开半年的药量吧。”2008年6月的一天，“老建设”栾德成坐在了主治医生面前，赔着笑脸。

　　“这不是胡闹吗？不要命啦你？！”平日沉稳的医生看着眼前这个“老病号”，差点吼了起来，“绝对不行！你吃了十几年的药还不明白吗？你这种病得根据身体情况，按时复诊，每两星期调整一次剂量。”

　　碰了一鼻子灰，栾德成扭身又去找了科室主任，软磨硬泡。“真拿你没辙。”科室主任带着老栾回到了主治医师面前：“就破例给他开三个月的吧。”

　　“真没见过这种‘走后门’的！”主治医师无奈地摇摇头，“简直是豁命了啊。”

　　几天前，59岁的栾德成从几十公里外的居庸关奥运会公路自行车赛场赶到北京会议中心，满头大汗。“现在，党组织征求你意见，能不能参加对口援建？”刚一坐下，领导就开门见山。

　　整个2008年上半年，老栾干的都是急活难活。3月份刚刚完成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建设的指挥任务，马上转去指挥6个奥运场馆的建设收尾。“5·12”地震后，他又加班加点在北京组织生产了6万套抗震板房，一天都没闲着。

　　听到问话，栾德成正了正身子，环顾四周。这是一间能容纳几十人开会的会议室，一小时后，在这里召开的专题会议将研究对口援建工作。他必须马上做出选择。

　　栾德成可以说“不”。早在1999年他就确诊为肾癌，左肾切除了四分之一，手术后成了“药罐子”，每十来天就得跑趟医院。

　　栾德成有条件说“不”。老伴也是癌症患者，88岁的老母亲瘫痪在床。无论为夫为子，家庭都离不开他。

　　栾德成有理由说“不”。岁数一大把，头发早就白了。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就退休了，何必跑到地震废墟上受这份辛苦？

　　然而，关键时刻，不正需要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吗？入党多年的栾德成，几乎毫不犹豫就做出了决定：“没问题，我保证完成任务。”

　　“那好，明天上午10点的飞机。”

　　就这样，栾德成带着大包小包的药，担起了援建前线指挥部总指挥、临时党委书记的这副重担。

　　援建中的辛苦，栾德成从未抱怨过一句。水土不服让他起了湿疹，奇痒难耐。援建重担让他彻夜难眠，加班赶工规划设计。人瘦了一大圈，皮带不得不几次重新打孔。

　　2009年6月底，什邡援建工作走上了正轨，栾德成回到北京，当时已是晚上12点，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直奔父母家。

　　白内障已经让栾德成的老母亲看不清终日惦念的儿子。她含着热泪，颤巍巍地伸出一只手，抚摸着栾德成的脸和手：“儿子回来了？回来了就好。”

　　第二天，栾德成一整天都陪在母亲身旁，给她讲援建中的见闻，讲川蜀大地的趣事。老人家微笑地听着，一脸慈爱。

　　24小时后，老母亲安静地走了。弥留之际，她握着儿子的手，嘴角泛着一丝微笑。“老人家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了，可一直强撑着，那是在等我呢。”泪水在栾德成这个硬汉的脸上纵横流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内疚，可援建工作是我的职责，作为共产党员我别无选择！”

　　“只要说去灾区援建，不用开会，不用动员，党员们都抢着报名。”时隔两年，时任中建二局三公司党委书记鞠高德回忆起一批批共产党员踊跃报名的情景，仍然神情激动。

　　关键时刻，党员先上。有的党员刚结婚不到一个星期，有的党员家中有患病老人或蹒跚学步的孩子，有的自己身体情况欠佳，然而，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他们毅然站出来。

　　广青公路上的蓥华大桥是四川省灾后重建中最长的桥梁，全程要浇筑64根桥桩。那晚，北京城建道桥公司的项目经理郑民和他的项目团队刚刚打好两个桩孔，马上要进行混凝土浇筑。

　　突然间，老天变脸，雷电轰鸣，大雨像开了水龙头那样倾泻而下。郑民刚开始还打着伞，可没多久伞就在暴雨中被拧成了麻花。

　　当地工人吓着了：“几十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雨，先停停吧。” 可验收完的桩孔如果不马上灌注混凝土，极易导致返工，拖延工期。

　　“就是下刀子，灌注也不能停！党员突击队，跟我上！”郑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13名队员紧跟着他冲进工地。

　　等两个桩孔浇筑完成，已是整整八小时之后。郑民和突击队员们人人一身泥水。他们洗把脸，眯一会儿，又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

　　共产党员、广青公路二期项目经理葛四清遭遇交通意外，全身三处骨折，硬是瘸着一条腿进山施工。他说，腿断了，可共产党员的意志还在。就是爬，也要爬到工地去，不能因为我误了工期。

　　共产党员段文博，身上长了个瘤子还不肯休息，被同事们硬架上回京的飞机，可手术拆线第二天他就返回了什邡工地。

　　共产党员张权，每天总比别人早起两小时，晚睡两小时，得了个“熬经理”的外号。他带领施工队仅用7个半月就完成4所学校3万多平方米援建任务，两个多月完成渔江村87栋民居结构施工，创造了奇迹。

　　……

　　援建是一部英雄史诗，是和平时期的战场。共产党员们冲锋在前，力为人先，播撒下首都人民一片深厚的大爱。

　　为了把拖欠十年的工资发还给22个农民兄弟，他们跋山涉水，行程3000多公里，一家也没落下，一分钱也没少

　　从北京到成都两个多小时的飞行，从成都到射洪六个小时的崎岖山路，从重庆到奉节26个小时的颠簸水路……2009年夏天，门头沟区法院的三名法官开始了一次“长征”。（下转第二版）

　　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三位法官跋涉3000多公里，找到了分散在四川、重庆等6个县的22名农民工，把带着温度的血汗钱亲手交到每个人的手中。

　　34490块9毛，一分钱也没有少！22个农民工兄弟，一个也没落！

　　2001年，门头沟一家煤矿破产关闭，法院将矿厂拍卖后给农民工发还工资，可还有3万多元工资款的缺口。“法院尽力了，我们认了。”22名农民工离去时这句无奈的话，使得主理法官、老党员王淑霞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剩下的钱给追回来！”

　　2009年，这笔钱终于追回来了。可是，按照司法程序，当事人领款要在卷宗上签字确认。22笔执行款中最少的一笔只有三百多块钱，让农民兄弟从四川跑到北京来领款，连路费都不够，不是难为人家吗？

　　法院党组拍板：法官上门，亲自送到22人手里，必须一个也不落！

　　22个人，散落在四川和重庆的六个县。时隔九年多，很多人的地址和电话都已经变了，更有人连联系方式都没留下。这笔钱怎么个送还法？艰巨的任务落在了王淑霞、谢海和史炳庚这三位共产党员身上。

　　他们拎着重重的22包案卷上路了，打114，联系村委会、派出所，三位法官光电话费就花了600多元。

　　一路上，三位法官买过火车站票，坐过乡村司法所的摩托车，徒步走过十几里崎岖的山路，住过每晚十几块钱的简陋招待所，几十小时的路途间只泡一碗方便面果腹。所有辛苦，都只为了早一分钟把钱送到农民工手中。

　　当刚下地回来的农民工邓仕乐听说这些人是来给自己送十年前的那笔工资，肩上的扁担啪地掉到了地上。他颤抖着双手，接过有零有整的2130块2毛2分钱：“快十年了，我以为法院早就忘了我们。没想到啊！”

　　三位法官把党的温暖，深深地播撒在农民工心中。

　　熟悉北京市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金超杰的人，都称呼他“金子”。不仅因为他姓金，更是对他那金子般赤子之心的由衷敬意。

　　在查办一项专案的关键时期，金超杰连续发高烧两周，领导强令送他去了医院。可还不到五天，他就悄悄出院了。同事石建华回忆说：“当时我们都怪金主任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他却说：案子正是关键时候，我不能生病！我住院了，案子怎么办？”

　　一次办案，需要24小时轮班值守，金超杰让同事排个时间表，好轮流回家探望。排班表送来后，金超杰一看把他排在了第一个，马上严肃地说：“你们觉得把我排在第一个，合适吗？记住，我永远是最后一个！”

　　然而，一位同事生病需要做手术，金超杰从找医生到安排看护，桩桩件件安排得细致入微。一名犯罪嫌疑人要押解回家，金超杰细心地注意到他家有个8岁的女儿，为了不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他派了两名女同志将孩子接走。

　　积劳成疾，金超杰突发疾病，溘然离世，倒下时年仅53岁。此时，他为了查案已经连续一个多月没有回家，更没踏踏实实睡过一回觉。当天晚上，妻子见到金超杰回家时大喜过望：“老金，跟你说点事。”“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我太累了。”金超杰回答，但是他再也没有醒来，再也不能听见妻子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明天，是我们结婚26周年的纪念日……”

　　延庆县沈家营派出所所长祝建国牺牲在工作一线时，距离他的48岁生日还有三天。

　　在单位，祝建国是事事“我来吧”的“老黄牛”，回到家，却经常被妻子责怪“上班一团火，回家一团泥”。去世前的几分钟，祝建国还在一边清扫派出所院内的积雪，一边和镇政府领导商量近期的重点工作。

　　祝建国去世的第二天，一名戴眼镜的中年女子来到他的办公室里，伏案痛哭。这位祝建国口中的“牛大姐”曾是延庆县有名的上访人员，11年来，祝建国有空就去她家里谈心。“他从来没一句恶言恶语，而是从心里关心我。”牛大姐哭着说，“好兄弟，你走得太早了啊。”

　　非典肆虐时，她争着护理病人；染病后，她一次次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艰难地写下对自己病情的分析和诊断

　　距离2003年的春天已经过去了八年，李晓红网上纪念馆犹在，银色的烛光在广袤的网络空间永恒地闪耀。

　　2003年3月26日早上，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收治了一名高热病人，李晓红原本已经申请了休假，见情况紧急，又返回了工作岗位。

　　“把这个病人治好，我就休假！”李晓红执拗地对医院党组说，“科里人手紧，病号多，我是党员，怎么能当逃兵呢？”

　　收治这位病人的第5天，李晓红被非典病毒感染。她开始高烧，一夜用了整整一瓶酒精来退烧。31日清晨6时，她把最后一点酒精抹在额头上，让皮肤摸上去沁凉，同为医生的丈夫刘会昭相信了她已经退烧，两人结伴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

　　这一走，李晓红就再也没有回来。

　　她很快高烧到39℃多，科里也相继有10多个人开始发烧。为了及时切断传染源，上级决定把医院所有非典感染者全部转移到京郊一个隔离点治疗。由于担心隔离点医疗条件差，大家抵触情绪比较大，都不愿意上车。正在这个惶恐、犹豫的时刻，李晓红带头第一个登上了汽车。

　　为了全力抢救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各级领导机关千方百计联系治疗条件好、医疗水平高的医院床位。

　　4月1日，四个转院名额；4月4日，五个转院名额；4月5日，又腾出了一个宝贵的床位。李晓红的病比谁都重，但是面对宝贵的转院名额，她一连三次将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4月6日中午，第四批转院指标一到，医院领导不再征求意见，强行把李晓红转走。

　　住进医院后，李晓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手机把治疗方案发送到总队医院，为治疗工作提供帮助。直到牺牲，她先后7次为隔离点提供治疗方案和自己的建议，用生命写下了一张张宝贵的处方。

　　转院的第4天，她的呼吸已经极度困难，医生给她上了呼吸机。她不能说话，就在医生查房时艰难的在纸上写下：“如果有什么新药要做试验，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拿不准的，就先在我身上试一试。”

　　4月15日，去世前十几个小时，李晓红以惊人的毅力艰难地在纸上写下对自己病情的体验和分析，歪歪斜斜的上千字诊断，成为治疗非典的重要参考。

　　4月16日凌晨3点半，李晓红被非典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弥留之际，晓红用颤抖的手指，吃力地按下手机按键，给近在咫尺却再也无法言语交流的丈夫写下了最后的话：“嫁给你，我不后悔。做一名医生，我不后悔。”

　　李晓红去世四个小时后，刘会昭向上级递交了一份再上非典一线的《请战书》。他一字一句地把这份《请战书》读给晓红听，丈夫的泪水打湿了刚给晓红换上的崭新军装，她再也听不见了……

　　生与死的考验，时刻徘徊在医护工作者的身边。舍生忘死，是一种道义担当。义无反顾，更能衬托出一个人的刚毅和坚强。

　　在北京儿童医院，有个响当当的“贾立群B超”。这不是什么特殊的检查仪器，而是一位大夫因医术高超赢来的口碑。

　　儿童医院每天要接诊来自全国的患儿，很多家长连夜带着孩子横七竖八睡在走廊里。为了他们，贾立群给自己立了长长一串规矩：第一，中午不吃饭，省出时间多看病人。第二，只要外地家长拿出第二天的车票，无论多晚都加班把B超做完。第三，无论休息日还是节假日，24小时随叫随到。第四……

　　贾立群守着这些承诺，20多年从未食言。

　　一天深夜，贾立群匆匆走进B超室，细心的护士小刘发现，贾主任的脸色似乎格外疲惫。后来，小刘才听说，这一天本来该贾立群休息，但他在那天被叫来医院15次，最早一次，天还没亮。最晚一次，已经是次日凌晨两点半。

　　有一天，贾立群腹部清早起就有些隐隐作痛，后来逐渐变成剧烈的疼痛。他还坚持着给患儿做B超，汗珠一滴滴从额头渗出，再滚落下来。

　　等到四五个钟头后。贾立群才抽出工夫去看急诊。大夫用不解的眼光打量了他半天：“阑尾都穿孔了，你还是大夫呢，把自己都给耽误了。”

　　要知道，腹部B超诊断正是贾立群的看家本事。他正是为了患者，才耽误了自己的病情。

　　医学上，疼痛的最高等级是12级，阑尾炎是第11级，那几个小时，贾立群是怎么忍过来的，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20多年来，贾立群诊断过至少10万名患儿，被同事们称为“B超神探”。他高超的医术和敬业的精神，成了家长们口口相传的品牌。这是共产党员的品牌，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员的最高认可。

　　他们是生命科学领域卓有建树的师生三代，当年是老师谢绝国外著名研究所的挽留回国，今天是学生舍弃哈佛大学实验室的邀请回国，老师的老师说，他们都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老师，我决定回国了。”梅品超屏住呼吸，等着电话那头的反应。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分子遗传学家沈岩握着话筒，沉默半晌，轻轻说道：“回来就好。”

　　对于梅品超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舍弃哈佛大学实验室的邀请，回到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做一名教授。时常有人问梅品超：“是沈老师让你回来的吗？”他摇摇头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我知道老师心里很高兴。”

　　梅品超不知道的是，他老师的老师也很高兴。

　　“梅品超是个百分百做学问的人，我知道他会像沈岩一样学成回国。”梅品超的“师祖”吴冠芸微微偏着头，抿着笑，陷入回忆。

　　1980年12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来了一个刷试管的技工——共产党员沈岩。他患有小儿麻痹症，走路有点瘸，不过刷试管最快最干净。

　　没过多久，沈岩遇到了授业恩师吴冠芸，一位在上世纪50年代就加入党组织的老共产党员，中国开创产前基因诊断第一人。

　　“他每天做完清洁，就静静站在一旁看人做医学实验，晚上自己还去上夜校，这么勤奋的孩子为什么不给个机会？”吴冠芸开始手把手地培养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沈岩。而沈岩也不负师恩，艰难而执着地完成了从技工到技术员再到研究员的“三级跳”。

　　1990年起，吴冠芸先后举荐沈岩赴荷兰、法国著名医学研究所深造。两地争相挽留沈岩，却一再被他拒绝。

　　回国后，沈岩在世界范围内率先鉴定出DSPP基因是遗传性乳光牙本质致病基因，国际权威杂志《自然遗传》为此发表评论称，“定位克隆取得成功不再是西方科学界的专利”。

　　在2009年的一次慈善晚会上，师徒重聚，热泪盈眶。此时，沈岩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冠芸则是两鬓斑白的退休教授。

　　“不是您，怎会有我沈岩的今天！”

　　“送你走时，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报效祖国。”

　　“人才辈出，则国家富强。祖国培养人才，人才回报祖国，这是最好。”吴冠芸欣慰地感叹，自己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都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北京，中关村都承载着一个理想。

　　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之国后，中国需要向世界证明，她有能力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和最完备的科技创新和高新产业培育体系，有能力从一个追随者变成一个领跑者。中关村，肩负的正是这样的责任，共产党员的身先士卒精神和信仰理念的召唤在其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年如果没有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专家回国，我们中国也不会有现在的国际地位。绍伟，如果你能回到国内，我辈一起努力，我相信中国定会成为卫星导航的强国。”北斗星通的领军人物周儒欣在给韩绍伟的第一封邮件中这样写道。

　　可邮件发出后石沉大海。韩绍伟在美国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让他放弃一切，回国创业，一时之间难以抉择。

　　周儒欣一连给韩绍伟写了五封信，甚至亲自飞往美国，当面表达诚意。2009年2月1日，韩绍伟终于被周儒欣的真诚所打动，毅然踏上了回国归程。

　　在周儒欣、韩绍伟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北斗星通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导航芯片，具备了国际一流水平。

　　“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和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党员必须带头走在前面。”周儒欣说，“在革命年代如此，在建设年代更是如此。”

　　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师高松，党龄27年，埋头科研岗位25年。他率先报道了世界第一例同自旋的单链分子磁体，先后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使北大化学学科排名位居世界前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房建成，带领一支仅有5人的团队，向磁悬浮飞轮技术发起冲击，终于突破了核心技术瓶颈。国外的磁悬浮飞轮研究都是先从一个自由度开始做起，而他们一起步就瞄准了五自由度。“谁也没想到，我们从零开始，反而一猛子扎到了时代的最前沿。”房建成说着，开怀大笑。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岁月如何更替，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总是站在时代潮头，引领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

　　他接过父亲的班，成为一名出色的炉前工。当首钢迎来产业布局搬迁的时候，他又第一批报名来到曹妃甸，炼出了新钢厂的第一炉钢

　　看看张新国的双手，大大小小的疤痕有30多个。这些是他20多年炉前工的岁月痕迹。铁水的温度在1200摄氏度以上，一溅到皮肤上，“刺”的一声，马上就是一个泡。张新国的两只手臂随处都是一个个细小的疤。

　　这些伤疤，是张新国苦苦争取来的。

　　1982年，张新国刚进首钢时，分到的是全厂最轻闲的活儿——司炉工。他只干了三天，就找到组织要求换到高炉前工作。同事劝他：“很艰苦，而且工资待遇是一样的！”可执拗的张新国认准了这个理，找到领导软磨硬泡，终于当了一名炉前工。

　　张新国的父亲张小锁就是首钢工人。张新国打小就总听爸爸唠叨：“你看人家谁谁谁，入厂没两年就入了党，技术水平最高，废品最少，能给国家节约多少资源？！”“你看人家谁谁谁，设备维护得特棒，能给国家多炼多少钢？要不怎么是共产党员呢！”这些“谁谁谁”，张新国都不认识，可父亲羡慕的人，他也就跟着崇拜。

　　张新国记得，1960年的一天，父亲下班非常高兴，叫妈妈给打酒去，再多炒几个菜。等全家人凑在一起，父亲端起酒杯痛快地喝了一大口，对大伙儿说：“我入党啦！”父亲幸福的神情，张新国一直记忆犹新。

　　自打来到了高炉旁，张新国暗下决心，也要成为别人嘴里的“谁谁谁”。为此，他炼钢不仅用力，更用心。1985年，张新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5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就在那年，首钢迎来了产业布局的搬迁调整。

　　2005年，首钢曹妃甸厂区开始建设，吹沙填海，一片荒凉。当厂里动员工人去曹妃甸工作时，放弃北京舒适工作条件，率先报名的是共产党员；2010年，首钢石景山厂区停产，几万名工人面临转岗。厂里列出了11条分流去向。一圈调查下来，主动申请去别人不愿去的地方，把好去向留给别人的，是共产党员。

　　2008年6月，张新国所在的三炼钢厂派出了第一批去曹妃甸的钢铁工人，当时，从唐山到曹妃甸的高速公路还没修通，他们折到唐海县后才沿着一条40公里长、被大货车轧得坑洼不平的道路到达曹妃甸，就是这40公里，颠得大伙儿股骨生疼，到最后都不敢坐下来。

　　当时，岛上的基础设施还没建好，寸草不生，一片荒芜。强烈的海风隔几分钟就来袭一次，鼻子里、耳朵里、嗓子眼里……到处是细小的沙子。

　　几个月后，新钢厂炼出了第一炉钢。曹妃甸沸腾了，鞭炮齐鸣，大家用矿泉水当酒，举杯庆贺，大伙抱着，跳着，庆贺新首钢第一炉钢的诞生！

　　张新国抹去激动的泪水，立刻给父亲打电话：“爸，炼成了！”80岁的老父亲甚至没有向他道一声辛苦，就马上转头用颤抖的声音说：“老伴儿，炼成了！炼成了！”

　　而今，首钢原位于石景山区的钢铁主流程全部停产，但位于唐山曹妃甸的新钢厂却蓬勃兴盛。

　　冬天的海风硬得能砸人，不知不觉间就能把人吹病。可位于曹妃甸的新京唐钢厂里，人人都知道有个30岁的妈妈田志红，在寒冬腊月把襁褓里的宝宝带在了身边。

　　首钢技术研究院炼钢专业首席工程师、共产党员田志红一直担任京唐钢铁厂炼钢组组长，2009年12月份，京唐公司高级别管线钢开发的关键技术到了攻关时分。当时，田志红的孩子只有两个半月大。

　　工厂的生产就是命令，田志红提前结束了产假，带着小宝宝奔赴曹妃甸，带领课题组开展攻关。

　　“真舍得啊？”有人问田志红，“把两个多月的孩子带在身旁？”她只是笑笑：“让孩子经历海风的洗礼，不也很好？”可是，作为一个母亲的辛苦，又有谁知道？田志红在当地租了一个两居室。白天在单位埋头苦干，晚上回家再忙家务，半夜还要起身喂几次奶。

　　背着电脑去外地边充电边工作的老党员夏长林，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党员陈冀春……在首钢实现华丽转身的过程中，无数共产党员为之辛劳，为之努力，书写了一部部壮丽的诗篇。他们承载的，是一代代钢铁人的期盼。他们参与的，是首都产业升级换代的历史使命。

　　她是一名高校党委书记，刚刚到任时，迎接她的曾是一片怀疑声。三年后，当她面临工作调动，几百名教师联名上书挽留

　　2006年下半年，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国音乐学院的教师展开了一次“争抢”，目标是时任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张雪。

　　2003年冬天，从首都师范大学调到中国音乐学院时，迎接张雪的是一片质疑声：“一个外行，想管内行的事？”

　　整整一个寒假，张雪一天都没有休息，白天工作，晚上接待群众来访，抽空拜访离退休的老教授……办公室里堆了高高的一摞笔记本，每一本都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事项，大到党建、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学生培养，小到食堂哪道菜咸了、哪位老教工的生活补贴少了几块钱……每办完一件，就划去一件。

　　三年来，中国音乐学院群众对党员的满意率从不足50%跃升到96.7%，张雪也赢来了“雪书记”这个亲切的称呼。

　　2006年下半年，首都师范大学领导班子换届，上百名教授专家联名写信，请求将张雪调回首师大。“‘雪书记’要走？”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急了，也联名给教工委上书，信尾长长地缀了几百个名字，还有80多岁的退休老教师拄着拐棍，大老远顶风冒雪赶来签名。

　　李文珍是惟一没有在联名信上签字的老师。她说，这个名我不签，“雪书记”太累了，我看着实在心疼，也许到首师大能轻松点？

　　回到首师大，张雪还是一样忙碌，每天工作起码十四五个小时，加班到凌晨是家常便饭。几年下来，首师大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了17项新突破，核心竞争力和社会贡献力大幅提升。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拖垮了张雪的身体，2009年底的一次体检，张雪被查出癌症。为了不耽误工作，她3个月后才向学校和家人说出实情。就在临去住院的当天，“雪书记”还在安排新学年的工作。

　　直到现在，首都师范大学二层最东侧的办公室灯光还经常亮到午夜。“‘雪书记’还忙着呢。”人们路过时都会摇摇头，动情地说。

　　张雪，是无数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之一。“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已经内化为千万党员的行动宗旨，深深地刻在他们心里。

　　北京西坝河西里社区，一棵高大的槐树下，一间小巧却又醒目的橙色活动板房挂着“叶如陵团队工作室”的牌子，这里被居民亲切地称为“爱心小屋”。

　　一张检查床、一套办公桌椅、血压计、听诊器、体重秤……小屋虽然只有十几平方米，但“五脏”俱全。叶如陵在这间小屋里免费给居民看病，至今已是11个年头。

　　1970年1月，年轻的叶如陵响应祖国“支边”号召，来到了西藏，一干就是30年。在海拔5200米的藏区，叶如陵入了党，成了医疗骨干。他与同事一起在拉萨建起了雪域高原上惟一一所三级甲等医院；西藏几十个县的沟沟坎坎，都留下了他下乡送医的足迹；他出任西藏民族学院医疗系教授，为高原培养带不走的医疗人才……

　　2000年，60岁的叶如陵退休回到北京，各大医院纷纷发出返聘邀请。可叶如陵一直下不定决心，他隐约觉得，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一天，叶如陵在社区里锻炼，一位邻居走到面前：“我等你两天了，想请你给我看看病。”听到这句话，叶如陵的眼眶湿润了，他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

　　一边是医院的高薪聘请，一边是社区群众的殷切咨询。金钱与义务之间，叶如陵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从此，他谢绝一切返聘，在社区无偿为居民看病。他还经常到空巢老人家去看望，陪老人看病和办理住院手续。现在，叶如陵还在家中开通了24小时电话咨询热线，方便居民遇到紧急情况能随时和他联系。

　　是什么使得这位30年前西藏人民眼里的贴心人，30年后又成为北京市“群众心目中的好党员”？叶如陵的案头，有他书写的座右铭：“做一辈子的志愿者，把我的爱心和知识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直到永远。”

　　“22年的党日活动，老沈从来都第一个到！”同是沙河镇机关退休人员党支部成员的郑继章提起老党员沈永廉，言语里透着敬佩，“支部里就属他家离得最远，可到的比谁都早，从来不迟到，不早退，不请假！”

　　沈永廉今年已经82岁高龄。退休后，党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22年，每月15日的党组织活动，不管刮风下雨，寒冬酷暑，一次也没落过。

　　从沈永廉所住的朝阳区核桃园北里到昌平沙河镇机关，20多公里的路程，要走两个多小时：坐118路先到地安门，然后转5路公交车；坐5路公交到德胜门下，换乘去往昌平的345路长途快车；坐到沙河北大桥站下，再换乘945路汽车，前后辗转四趟，才能到达。

　　每天早上7时到10时，是沈永廉雷打不动的读报时间。读报时，老沈把内容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只要认为对工作有参考价值的，他都会戴上老花镜，用端正的小楷把内容梗概一笔一笔地抄下来，做成简报。抄好了，送到德胜门公交345支总站、302车队、305车队，附近的民生银行、社区医院以及自己居住的朝阳核桃园北里社区居委会，20年来，从不间断。

　　“我做这些纯粹出于义务，就是想尽一个老党员的本分。”沈永廉说。

　　心系群众，牢记群众，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践行宗旨，用他们的真诚和爱心，换来了人民的爱戴。

　　新兴东社区的居民们不会忘记，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志东为给居民安装上可视型防护门，在一个月里打了一万多个电话。经常耳鸣，他没当回事。等到防护门安好，他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右耳失聪。

　　西长安街街道西黄城根南街社区的居民们不会忘记，社区党委书记叶超云，把居委会的工作电话呼转到自己手机上，改成了24小时不间断的便民服务热线。空巢老人把自己反锁在家里，居民下班归来发现自家水管爆裂了，轮椅老人要出门看病，车胎扎了，电源跳闸了……什么电话都接，什么急事都管。

　　朝阳区朝外街道吉祥里社区的居民们不会忘记，1997年就退休了的原宣武区常务副区长田景廉，本该颐养天年，却十四年如一日地当起了义务的“居委会干部”。女儿实在惦记，要接田景廉去同住，可老人不去。“社区还需要我。”入党52年的田景廉说，“人生的距离如果有10尺，我现在走完了7尺4，剩下的，我也要全部交给党和人民。”

　　她们是时传祥的传人，她们是清一色的女将，为了万家净，宁愿一身脏。她们这个集体已传到第四代，今年又有两个年轻的姑娘加入进来

　　1959年，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时传祥时，曾握住他的手勉励说：“我们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而今，在原崇文区环卫三队这个著名劳模时传祥生前所在的单位，有这样一个团队——“三八女子抽粪班”。12位成员，清一色是女将，负责全区160余座公共厕所的粪便抽运、清渣及管道疏通。

　　13年前上班第一天，李学玲就有了打退堂鼓的念头。

　　抽粪泵一开，几十斤重的粪管子被粪便堵塞，内部的巨大压力突然把管子撑破，喷出的粪汤劈头盖脸地浇了李学玲一身。她哪儿受过这个，哇的一声嚎啕大哭，眼泪、粪汤混在一起。

　　回到队里，老班长看见李学玲的样子，明白了。事后，她慢慢开导小李，给她讲队史，讲老劳模时传祥的故事，李学玲被感动了：“老师傅们以前用粪勺掏，肩膀背，现在都是机械抽，作业时戴口罩、手套，干净多了。”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决不能给先进集体抹黑！

　　一年365天，每日重复着简单枯燥的劳动，李学玲再没有过怨言。后来，她当上了“三八女子抽粪班”的第四任班长，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今年，“三八女子抽粪班”里又来了两个新人——李萌和段唯依。刚刚22岁的小李党龄已经有三年了。做起掏粪工作，现在已经熟练自如。

　　北京南站附近的彭庄，一米六高的李萌走进狭窄的胡同，钩开井盖，异味扑面而来，小李浑然不觉，还抱着二三十斤的粪管子直晃悠：“这叫打漂，好抽干净井下边边角角的脏东西。”抽完粪，李萌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刷子，扫净地面上的几滴粪汤，“谁也不愿家门口脏。”

　　从时传祥，到李学玲、再到李萌……40多年来，曾鼓舞过万千劳动者的“时传祥精神”仍然在他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延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的精神薪火相传。

　　很多人，在千锤百炼之下创下光辉的业绩。更多的人，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默默发光发热。

　　共产党员金志达住在怀柔水库边的担子山，山上建了座75米高的广播电视发射塔。从1991年起，金志达和妻子承担起电台、电视台的播出、发射、值机工作。

　　猛一听挺专业，其实就是守塔。

　　20个年头，吃住都在山上，没有休息日，没有交接班。老金原本是个极爱热闹的人，可山上除了媳妇和孩子，就再也没有别人了。有时闷得发慌，他就一个人在塔下来回走圈儿。老金曾开玩笑地对媳妇说：“咱俩千万别打架，要是打架，连个劝架的都没有。”

　　有区里领导上山慰问老金，回去后告诉别人：“初来一看挺好，两面环城、两面环水；待上三天还凑合，五天就想走人；要是待上七天，就根本不想再来了。”

　　其实，发射塔并不偏僻，步行约一公里就是怀柔区最热闹的兴怀大街。可就是这么不起眼的一段距离，老金和他的媳妇居然从来没有一起走过——电视发射塔必须全天24小时值守，他们两人不能同时离开岗位。

　　守塔，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工作，老金和他的媳妇却坚守了20年，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时间跨度，呈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

　　房山区琉璃河镇西地村，一公里长的主干道两边，没有一个垃圾桶，也没有一点废弃物。13年来，党员们自发收拾、清运全村垃圾。西地村不花一分钱，不用别人插手，一年365天都这么干净。

　　丰台区卢沟桥乡，9名乡党委委员每人联系10名以上乡党代表，121名乡党代表每人联系25名以上党员，3263名党员每人联系8到15户群众，党员、党代表、党委委员结成一张树形大网，上下联通。群众有困难，马上反映给党代表，总能第一时间得到反馈和解决。在位于望京的叶青大厦，每个党员桌上都摆着“党员责任岗”的标牌，在客户眼里，这个标牌俨然是服务质量的不二保证。“‘责任岗’上的员工责任心强，办事效率高，放心。”

　　韩国人卢载万是北京现代汽车总经理，他认识的中文并不多，但在招聘的时候，他总是仔细地翻看一份份简历，从中寻找“共产党员”这四个字。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在中国，只要是共产党员，就做事认真，敬业精神强，靠得住！

　　“共产党员就是优秀的代名词！”卢载万说。现在，只要是党组织活动，北京现代的韩方驻厂人员不仅百分之百支持，只要有机会还会积极参与进来。

　　今天的北京，共产党员人数已经超过180万。在全国，共产党员已经超过8000万。共产党员这四个字，历经岁月磨砺，愈加闪光，愈加响亮。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平日里，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工作领域，湮没在都市熙熙攘攘的人潮里，朴素而又普通。

　　关键时刻，他们是中流砥柱；危急关头，他们勇于担当；艰险时分，他们迎难而上。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共产党人，永远是时代的先锋。

　　刊头题字：曾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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