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的起飞陷阱

　　新兴国家的起飞陷阱

　　文|梅新育 商务部研究员

　　世界的经济政治中心是否正在东移，美国的中心地位会在近期被新兴国家取而代之？由于近年西方国家深陷金融危机困扰，风波迭起，新兴国家则表现相对优异，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提到了这个问题，以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5月25日下午在英国国会演讲时也认真地谈论了这个问题。金砖五国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总裁人选集体发声，更被世人视为对西方国际金融霸权的公开挑战。

　　其实，奥巴马大可不必如此紧张，因为纵观历史和现实，经历过经济迅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很多，修成正果跻身发达国家者很少，多数国家的提升进程都因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而夭折。就新兴国家而言，固然要保持赶超西方的雄心壮志和抓住机会提高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话语权，但不宜对新兴国家经济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的前景过分乐观。

　　新兴国家的成就不可高估

　　不错，近几年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表现优良，增速明显超过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显著提升：根据国际货币经济组织2011年4月号《世界经济展望》提供的数据，2008～2010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依次为2.9%、-0.5%和5%，其中先进经济体增长率依次为0.2%、-3.4%和3%，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则为6.1%、2.7%和7.3%。这样，在2010年全球实际GDP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份额已达47.7%，仅中国一国就占13.6%，接近整个欧元区所占份额（14.6%）。预计2011年全世界、先进经济体、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4.4%、2.4%和6.5%，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继续大大领先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某些西方人对其经济政治地位可能遭遇挑战的担忧正是来自于此。

　　然而，乐观地估计目前增长迅速的新兴国家仍会继续高速增长从而顺利、迅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是不现实的。实际上，从较长时间跨度上看，很少有国家能够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飞跃。1970年，全世界有108个人均收入低于7000美元的国家，到2010年，其中只有4个上升为按世界银行标准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其中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马耳他3个属于地小人少的岛屿经济体，赤道几内亚还盛产石油，且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在社会发展方面存在许多致命缺陷，只有韩国算是例外，人口较多，国土面积接近10万平方公里，社会发展指标也还算不错。

　　从总体上看，各国人均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1970～2010年间，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3%，而发展中国家为1.5%。1970年，全世界收入最高的1/4国家其平均收入是最低1/4国家的23倍，2010年可达29倍。最富裕和最贫困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鸿沟已经前所未有地扩大而难以逾越。今天，最富裕国家列支敦士登要比1970年最富裕的国家富裕两倍；而今天最贫困的国家津巴布韦则比1970年的最贫困国家（也是津巴布韦）穷25%。而且，实际平均收入低于1970年水平的不止津巴布韦一国，而是有13个国家，均处于全世界收入分布最后1/4的国家群体。

　　即使那些增长最快、被视为发展中国家之光的国家，其人均收入与西方国家差距也很大：1970～2010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21倍，博茨瓦纳增长8倍以上，马来西亚和泰国增长4倍以上，但中国人均收入仅有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4，博茨瓦纳、马来西亚和泰国离这个水平还相去甚远。更不用说这些国家的快速增长不能掩盖发展中国家群体内部分化大大加剧的现实。中国、博茨瓦纳、马来西亚等国自197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富裕国家，但科摩罗、伊朗、塞内加尔等国则停滞不前，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津巴布韦等国更深受经济崩溃之困。

　　经济崩溃的风险

　　更糟糕的是，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见证了奋力赶超的发展中国家遭遇经济崩溃而使其前期成就化为泡影：1950～1980年间，巴西人均GDP增长接近5%，但在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陷入全面经济崩溃“失去的10年”。阿根廷的经济崩溃更为惊人：1913年，其人均GDP超过欧洲，2007年则仅相当于西欧的1/5。

　　今天，这种大逆转的历史是否会重演呢？那是完全可能的。正是某些热门新兴市场此前几年的成就给他们埋下了经济逆转、倒退的风险，因为他们吸引了更多的热钱内流，资产泡沫更大，而政府、企业盲目投资扩张的冲动更强，留下的窟窿也更大，通货膨胀压力也更强。

　　在全球背景上考察，2008年以来高强度的反危机措施本已带来了资产泡沫极度膨胀和通货膨胀压力上扬的副作用，美日两大央行的定量宽松政策又给资产泡沫火上浇油，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必然到来的重新收紧货币政策为特征的货币战争第二阶段，有很大风险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19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发西方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和后发国家债务融资高潮，到19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铁腕推行的紧缩货币政策便引爆了席卷几乎全球第三世界国家和苏联东欧的债务危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相继陷入“失去的10年”，波兰外债危机更催生了团结工会，由此启动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程，中国也与墨西哥式债务危机几乎擦肩而过。这一次西方主要央行的两轮定量宽松政策是否会重演1970～1980年代的历史呢？作为全世界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我们不能无视其它国家潜在国际收支和货币危机传染的风险。

　　那么，这回哪个热门新兴市场将落到这一步？印度？巴西？俄罗斯？我们满怀忧虑地拭目以待，我们也已经看到，去年全年和今年一季度还在满怀信心要把其“十二五”计划期间经济增长率目标提高到10%的印度，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幅已经跌落到了7.8%，低于政府此前预期，而去年一季度为9.4%，四季度为8.3%，更不用说其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了。

　　经济起飞的最大杀手

　　假如说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避免一时的经济困难，单纯的经济困难还相对容易克服的话，那么，对于新兴国家起飞而言，内乱和战争就是最致命但并不十分少见的杀手了：

　　今天的巴基斯坦经济发展滞后显而易见，以至于被有媒体称为“世界上最破败的国家”。然而，巴基斯坦并非一直是这种破败模样，而是也曾经历过经济增长迅速的好时光，1960年代就被巴基斯坦政府称作“发展10年”。在那段时间里，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率连续十年超过6%。但也是在这一时期，巴基斯坦东西部收入差距扩大了一倍多，产业工人工资暴跌1/3，国家外汇收入落入精英阶层腰包，22个家族控制了全国2/3的工业资产、4/5的银行与保险业务……1970年12月，以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为首、代表东巴基斯坦利益的人民联盟获得大选胜利，东、西巴基斯坦区域矛盾陡然激化。1971年3月26日，人民联盟宣布东巴为自主、独立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当年11月21日，印军大举入侵东巴基斯坦，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12月17日，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巴基斯坦战败被肢解，原东巴独立成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而巴基斯坦的“发展十年”也彻底终结了。

　　巴博和瓦塔拉两派武力争夺总统权位的内战令科特迪瓦满目疮痍。倘若没有利比亚战争，科特迪瓦内战就是今年非洲最惨烈的战争。尽管瓦塔拉已在法军独角兽部队支持下取得了胜利，但他要收拾的科特迪瓦经济社会烂摊子也令人触目惊心：科特迪瓦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的“重债穷国”，即使在巴博-瓦塔拉内战爆发之前，近年经济也只能维持低速增长，社会状况更是一团糟。可是，科特迪瓦在二战后独立初期也曾经经历过发展的好时光。1960～1980年间，该国GDP增长22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1%，创造了“经济奇迹”，且独立后二三十年内国内政局一直平稳，在动荡不安的黑非洲堪称和平绿洲。因此，直到1990年代初，西方国家都一直将科特迪瓦誉为“黑非洲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尺”，法国人更将这个昔日不入眼的前殖民地亲昵地称作“法兰西后花园”。然而，进入1980年代后，受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科特迪瓦经济就陷入了多年的颓势，1990年代中期虽曾一度复苏，但1999年的军事政变彻底打断了该国经济重拾起飞势头的希望。

　　曾几何时，南斯拉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出国旅游、私家别墅、私人轿车……其居民早早过上了犹如西欧居民般的生活，曾令1980年代的中国国民艳羡不已。然而，一场内战把统一、富庶的南斯拉夫变成了一群孤立、穷困的小国，在南斯拉夫的废墟上还诞生了科索沃、波黑两个黑帮横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权统治的国家，数百万伤亡更给南斯拉夫内战打上了“二战之后欧洲最残酷战争”的标记。

　　苏联曾经是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一场剧变彻底断送了它的地位，300年来统一的俄罗斯/苏联国家四分五裂，俄罗斯等前苏联共和国经历的经济倒退和损失超过卫国战争，社会倒退更令人触目惊心，全世界目前共有9个国家的预期寿命低于其1970年水平，除了6个非洲国家外，另外3个是前苏联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据估算，当今各内战国家要恢复到没有战争时期的GDP水平，平均需要21年时间。塞拉利昂经历了11年战争后，居民收入减半；利比里亚估计的退步程度为80%。代顿和平协议签署18个月后，波黑居民失业率仍高达65%～75%。而目前世界上面临战争和内乱风险的国家不止一个，其中不乏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如被列为“金砖国家”之一的印度，同时又是全世界反政府武装组织最多的国家。2009年，印度仅依据《防止非法活动法》而禁止的武装组织就有34个，此外还存在一批没有被官方列为非法组织的武装，仅东北部分离主义组织和地下武装就有120多支，长期活动的有50余支。正是基于丰富的量化资料，在《2010人类发展报告》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印度定性为陷入小规模内战的国家，与以色列、刚果（金）、苏丹等国相提并论。

　　中国的问题

　　为什么要重视新兴国家起飞夭折的风险教训？这是为了准确评估中国的外部经济政治环境和我们贸易伙伴的发展潜力、商业环境等要素，以便趋利避害；更是为了中国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避免重蹈覆辙。

　　中国是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最高的经济大国，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又是中国增长最快的贸易伙伴。以中印双边经贸而言，论贸易，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印贸易不过49.46亿美元，到2010年已上升至617.60亿美元，年均增长37%，在此期间中国外贸总额从6207.66亿美元上升至29727.61亿美元，年均增幅22%，比中印贸易年均增幅低15个百分点。时至今日，印度已经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

　　论直接投资，三一重工、华为等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的企业也经营得有声有色。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准确评估印度之类新兴国家的政治经济稳定性及其潜力。笔者在与企业界接触过程中感受到，不少中国企业及其业务人员知道并看重印度市场的迅速扩张，却对印度社会的动荡因素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印度存在强大的反政府武装，这种片面的了解使得他们未来有很大可能决策失误，从而陷入风险泥潭。企业应当勇于冒险，但清醒地知道风险存在、在做好了防范风险准备工作的条件下去追求与风险伴生的高收益，这与懵懵懂懂踏入以为不存在风险、实际上风险横生的区域完全是两码事。

　　就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倘若出现全面重大逆转，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将面临如同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外债危机那样的严峻挑战。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要总结新兴国家起飞夭折的教训，避免自己重蹈覆辙。

　　回顾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败得失，不难发现土改是决定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绩的关键。因为土改不深入彻底，土地占有关系仍然严重不平等，不仅妨碍农村和农业生产发展，更直接严重损害改善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和维护国民基本生活。须知每一个大地主必然对应着一批无地农民，而“无地则反”是农业社会的铁律，这一点不因某些专家学者妙笔生花而改变。即使在拥有大量可开发荒地的拉美，大地产所有制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妨碍数百年也已经非常明显，在人口稠密、剩余荒地稀缺的东亚和南亚，这一点更为突出。

　　从这一点来看，一度甚嚣尘上的土地流转堪称当今中国最大风险之一。因为人多地少决定了小农体系将是中国农村、农业长期不可改变的现实，在农村和农业大规模基础设施已经在毛泽东时代建设完成、工业化基础已经相当雄厚的情况下，在“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双层土地所有制度下，这一结构能够让农户以兼业方式参与工业化，分享其收益，以渐进方式加入城镇化，尽可能消除其副作用，因此有着显著的优越性。保持这一体系的稳定，相应也就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根基。

　　然而，在各路资本觊觎之下，“土地流转”和“产业开发”完全可能成为掠夺农民衣食之本的借口，资本、腐败权力和黑恶势力结盟，更急剧放大了这一风险。这些年来，打着形形色色旗号的收益私有化、成本社会化招数已经制造、激化了众多社会矛盾，而在土地问题上如果有人企图如法炮制，社会化的“成本”将是整个社会的天翻地覆，某些局部地区的恶性案例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