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政令难堪。截至7月26日10时，有81家中央部门端出了自己的账本，还有17家中央部门没有公布，距离国务院要求6月底公布的期限，已经延迟近一个月。
已经公开的数据也不能让民众满意，标准的模糊、数据的笼统，引发社会广泛质疑。
有专家认为，在保密文化由来已久的特定背景下，走向公开和透明意味着公共财政的急剧转型，更需要一部强制性的法律约束政府公开"三公"经费
本报记者 戴蕾蕾 高原 本报实习生 崔黄黄
“因公出国”花费，总数617万元，69个组团368人次。
“公车”经费，车辆购置支出115万元，新购轿车2辆(每辆25万元)、小型客车1辆(每辆27万元)、越野车1辆(每辆38万元)；实有公车206辆，平均每辆车运行维护费5.41万元。
“公务接待”经费，涉外接待支出140万元，接待国外来访24个团组139人次……
与多数中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相比，审计署于7月11日披露的“三公”数据赢得了一片褒奖之声。
“审计署做了它应该做的事情，把老百姓看得懂的数据拿了出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向《法治周末》记者如此评价。
而北京一位私家车主董霞在看到平均每辆车运行维护费5.41万元的数字之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她平时养车的花费来看，这个数字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其他部门公布的公车消费数字只是一个总数，她无从判断。
多少“秘密”不公开
截至7月25日，公布“三公”消费的中央部委已经达到了81个。北京市于7月21日公布了“三公”支出，成为首个公布“三公”的省级政府。
在已经公布的“三公”消费中，公车消费超过1000万元的达到了32个，过亿元的则有7个，分别是国家税务总局(含国税系统)、海关总署(含全国海关系统)、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气象局(含全国气象部门)、农业部和公安部。
北京市政府的公车消费达到了9.1亿元，占其“三公”消费总额的80.5%。其中，车辆购置费用3.3亿元，运行维护费5.8亿元。运行维护费占去了公车消费的63.7%。
董霞于2006年底购入了大众旗下一款价值19万元的轿车，包括税费保险办齐了差不多23万元。她给《法治周末》记者计算了养车所需费用。
由于父母家不在北京，董霞几乎每周都要在北京和河北之间往返一次。“过桥费一个月大约是200元。往年油价没有涨这么高，一个月大概是1000元左右，现在一个月大概1200元至1300元。”
至于车辆的保养，董霞说，根据车型不同，保养费用也不一样。“我的车大概是7500公里做一次小保养，也有的车是5500公里就要保养了。10万公里是个坎儿，是一定要做大保养的。”
小保养一次400元至500元，大保养在4000元左右，一年大约要做3次小保养，1至2次大保养，“保守估计一辆车一年的保养费用大约6000元。”
“再加上每年4000元左右的保险费、停车费、验车费用、罚款等，我的车一年花费大约是3.5万元。这还不包括汽车剐蹭后的修理费用。要是档次比我高的，使用次数多的车花费就更多了。”董霞说，“因为汽车配件的差别很大。”
而据媒体报道，在汽车修理行业，政府机构高开发票拿回扣不算是秘密。
据北京一家政府定点采购4S店的经理刘先生透露，汽车维修费可以高开发票，购车的费用则没法高开。而如果要高开发票的话，税收费用得由政府部门承担。高开1万元，按照17%的税率，政府部门相关人员可拿8300元的回扣，而这部分费用则由纳税人买单。
不止公车消费，公务接待费用让人存疑的地方也不少。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就向《法治周末》记者提出了他的疑问：“按照公布的数据，国税总局每天要花去180万元的招待费，是什么地方的招待要花去这么多钱？”
据北京一家人均消费250元左右的餐厅经理介绍，该餐厅常承接政府部门的宴请，一般按照人均250元到300元的标准定制，高开发票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而只要付税金，餐厅都会接受政府部门高开发票的要求。
按照目前公布的“三公”消费数据，19个政府部门的公务接待费过千万元。其中国税总局公务接待费最高，为6.6亿多元。
国务院政令受到亵渎
公共预算观察者吴君亮在6月3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三公支出”，总理喊你晒太阳》的文章，他在文中说：“6月底，是‘三公’支出应该出来晒太阳的日子。”
事实上，截至7月26日10时，仍有17个部门尚未公开“三公”支出。
今年3月23日，国务院定出时间表，要求各部门6月公开支出情况。按照国务院要求，98个中央部门要公开部门决算。
5月4日，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在6月底公开2010年度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地方比照中央公开经费。
此前的4月14日，科技部率先公开“三公”经费预算，不过仅为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总数，后于7月15日再补充具体项目。
7月1日，财政部公布2010年中央机关“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即中央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4.7亿元。
7月6日，在6月期限过去一周后，中国工程院公开“三公”数据，之后部分部门跟进。
7月15日，7个部门单位选择临近周末的时间公布了“三公”支出。
7月21日，北京市公布了市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在谈及此事时表示：“大部分中央部委未按国务院规定的时间表公开2010年的‘三公’消费，多少有点令人惊讶。政令得不到切实执行的情况在中国并不鲜见，但大多出现在地方政府。这一次不同，中央部委直接‘撞红线’，而且其行为并非源自政令本身含糊其辞以致留下裁量空间，国务院关于‘三公’消费公开的时间表和内容相当清晰明了。技术原因(支出分类和数据采集)也不能提供足够合理的解释。”
王锡锌则向记者表示，他预料到可能有拖延的情况，但没有料到严重到这种程度。
汪玉凯则用“让人很难理解，国务院政令受到亵渎”的语句向《法治周末》记者形容他的感受。
“财政部已经都公布汇总的总数了，就只是各个部门公开的问题了。”汪玉凯说。
人们不禁要问，“三公”支出的公开，何以拖延至今？如果有些部门再拖上几个月公开，那么，今年的“三公”经费也都花得差不多了。
受访专家指出，部委不愿公布，是因为心理上有一定的抵触情绪。
有些部门主观上不愿那么行事，因为与部门利益相抵触，也因为担心数额不菲的“三公”消费公之于众有损部门形象。
而对公开缺乏问责等硬性约束机制，使得更多的部门心存侥幸，要看其他部门怎么公开。
这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往往是中国工程院这样的“清水衙门”率先公开“三公”支出，而那些“富裕”的部门则要观察风向，避免一上来就成为众矢之的。
尽管2008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财政信息公开等方面已作出了相应规定，但有很多应该重点公开的信息并没有公开，而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官员因此而受到处罚。
王雍君认为，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决预算数据，是中央政府履行过去的承诺，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文件去约束地方政府公开“三公”经费。
“责任不清楚，追责低效，责任机制尚未建立，离法律的要求还有很远的距离。”王锡锌说。
雾里看花看“三公”
千呼万唤，“三公”支出数据总算公之于众了，但有网友称，看“三公”支出如同雾里看花，更多的猜测和质疑之声涌现了出来。
质疑声之一就是标准模糊。
住建部7月18日公布的“三公”支出账单显示，在公务接待费方面，去年决算和今年预算分别为26.07万元和13.95万元，月均不足3万元，而国税总局的日均接待费为180多万元。
王锡锌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有朋友在看到住建部的数据后给自己打电话笑谈，一个人的接待费都不止这些。
这种情况在7月1日财政部公布的“三公”经费中也出现了。财政部公布2010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4.7亿元，公众觉得这个数字低了。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坦言，从口径上看，目前只公布的是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自收自支的没有涵盖，与老百姓的感觉相差较大。事实上，有的单位自收自支的钱远远超过财政拨款，这些钱怎么花的？无法看出。
此外，蒋洪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单位，特别是一些权势部门，会借助自己的权力，花的钱既不是财政拨款，也不是自收自支，而是让别的单位比如企业来为自己的“三公”消费买单。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说，在这样一个狭小而模糊的“三公”标准之下，中央机关就不得不发挥聪明才智，自己去理解“三公”的标准，于是出现了畸高畸低的数字。
质疑声之二在于晒出的数字是笼统的“模糊账”。
各部门晒出的明细表，被网友称为“惜墨如金”。从中央部门已公布的“三公”支出看，除审计署细化到每辆公车的平均费用外，大多部门只是交代几个笼统的数据。
国税系统不止公车支出排名第一，“三公”支出亦排名第一，接近22亿元，与总量排名第二的海关总署相比，整整多出4倍以上。然而，国税系统并没有明细的说明。
“如果要起到监督的目的，不仅仅总数要公开，细项也要公开，具体性方面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拿公车来说，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甚至司机的工资也应该公开。燃油费出来，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车到底跑了多少路，使用情况如何。”王锡锌说。
汪玉凯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目前公布的数据没有横向的可比性，人均数应该公布，预算多少、执行多少，是超支了还是怎样都应该公布。
叶青认为，因为口径不明，各部门的说明也不够详细，公众很难看懂现在的“三公”数字，
目前来看，国务院扶贫办的人均“三公”消费数约为10816元，国家知识产权局人均支出5093元；中科院人均4610元；国税总局人均3731元；农业部人均2500元；交通部人均支出1940元；卫生部人均476元(其他没公开人数的部门，连平均数都无法计算)。
王锡锌认为，预算报告不应该只有专家才能看得懂，还要普通百姓也看得懂。
所谓“秘诀”即制衡
以往“三公”消费不公开，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认为技术上存在困难。曾有地方财政官员表示，“三公”的开支在预算里找不着。
王锡锌则认为上述说法不成立，在政府预算编制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的支出经济分类科目里，“三公”支出是有项目的。
“阳光政府是未来发展的潮流，‘三公’支出的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突破口。”王锡锌说。
汪玉凯向记者强调，我们需要形成长效、细化的公开制度，公开要有标准，哪些项目必须公开，公开要细到什么程度。
王雍君则向记者表示，在保密文化由来已久的特定背景下，走向公开和透明意味着公共财政的急剧转型。
他认为，期待政府是透明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公开“三公”消费可以作为一个有益的起点，但要做的事、要做好的事比这多得多。
最终出路在于深化改革，最大的挑战也在此：那些分散利益(于公众)而集中成本(于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从来就不会一帆风顺，关键在于足够的政治意志、广泛的社会共识、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良好设计的改革策略。
“公开只是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有了知情权并不等于有了监督权，更不等于有了制约权。只有后续的审计、问责等配套措施立即跟进，形成专业化制度化的监督，才能实现公开‘三公’支出的初衷。”王锡锌说。
王锡锌认为，当人大、审计部门、社会公众和媒体都发挥作用，将对政府财政的监督程序化、日常化，形成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氛围时，可以对政府花钱实施有效的监督。
6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关于2010年中央决算的报告，首次审查了中央财政“三公”经费决算支出的情况。
“审查‘三公’经费开支数据，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加快推进预算公开的决心，也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公共权力的监督奠定了基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有关于诉权的规定，要让法院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发挥诉讼救济的作用。”王锡锌说。
当有人问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系副教授的刘瑜，美国“治理”公款奢侈消费的“秘诀”是什么，她在文章中写道：“所谓秘诀，不过就是制衡而已。”
有评论认为，我们中国今天治理公款吃喝，一会儿制定“四菜一汤标准”，一会儿制定“公款吃喝公示制”，却全都治标不治本，甚至越治越病，因为治来治去都还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
立法机构如果能有效审查监督政府开支，公款消费也就“断了炊”。
司法机关如果能裁判政府越界，公款消费就得提心吊胆。
公众、媒体如果对越界者“拳脚相加”，公款消费者就得道德破产。
2010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表示，“三公”消费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是公开透明，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是民主监督。
开启中国公共财政时代，是必须痛下决心的时候了。王雍君认为。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