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杂志
美债危机闹得全球经济风声鹤唳之际，不要忘记盯住闹剧背后那只牵线的手——国际信用评级机制
《环球》杂志记者/任峰 张舵
标准普尔公司日前下调了美国AAA主权信用评级，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撼动整个世界。一些专家对《环球》杂志表示，标普此举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评级体系，但这使得原有格局发生微妙变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评级新秩序的呼声会再次高涨。而作为新兴市场代表的中国，正可借机参与新秩序的推动，提升自身在国际评级市场的话语权。
评级幕后的猫腻
标普宣称，美国信用降级是基于对美国预算赤字的担忧，但业内人士认为，标普此举可能还与美国政府停止对其委托评级业务有关系。
在金融全球化世界，每个国家都被“评级”，每个银行、大公司都得去三大评级机构（标普、穆迪、惠誉）拿一个信用评级。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分为主动评级和委托评级。前者是评级公司对目标国主动做出评级分析，不收取费用；后者是受目标国政府委托，收费服务。中国人民大学信用评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晶妹表示，对评级公司来说，主动评级只能提高影响力，委托评级才能带来收入。
评级机构与目标国之间的纠葛，还可以从标普与美国政府间的矛盾中窥出端倪。4月18日，标普率先宣布将美国的评级前景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并称至少有1/3的可能性在两年内下调美国的长期评级。对此，美方回应，标普低估了美国应对财政困难的能力。双方的矛盾公开化。随后，美国财政部停止了对标普的评级委托。
评级下调，意味着美国“负债经济”模式可能难以为继。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如果美国只纠缠于评级是否准确合理，而不采取强有力的刺激经济政策，其“负债经济”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评级下调导致借债困难，借债困难导致经济发展乏力，进而遭遇新一轮信用评级下调。
中国面临的机会和挑战
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信用危机。此次美债危机和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降，充分暴露国际信用评级模式的种种弊端，给各国参与国际信用评级体系重构带来了机会。
4月30日，欧盟宣布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清华大学教授孙哲称之为“国际信用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他认为，这表明欧盟愈加意识到信用评级的重要性，标志着长期由美国掌控国际评级话语权的格局将发生改变。
但中国独立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建中认为，国际评级体系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仍将是三大家垄断的格局，不过这为新兴国家扩大国际评级市场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也为中国建立独立自主的信用评级体系、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创造了历史机遇。
其实，早在标普8月5日下调美国评级之前，大公国际8月3日就率先下调了对美国的评级。关建中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评级机构的水准，提升了声誉。吴晶妹认为，中国可借此机会加强舆论影响，提升自己在评级领域的话语权。
“在债权债务关系日益全球化时代，评级话语权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影响前所未有。中国应把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列入国家战略，支持自主评级机构走出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
然而，正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样，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评级新秩序也非易事，挑战主要来自美国三大评级机构。
据大公国际透露：4月14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大公国际在美没有办公室和客户、无法确定其法律框架能否适用于大公国际为由，将大公国际提交的“美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资质申请列入拒绝程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江涌指出，美国意在阻止我国评级机构跻身国际评级市场，进而遏制我国获取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
当然，中国要扩大在国际评级体系中的话语权，仅靠单兵作战远远不够，需联合其他国家评级机构的力量，构建一个国际评级体系新秩序。专家认为，该体系可由三部分组成：新的国际评级机构、统一的国际评级标准和监管机制。中国的评级机构可联合“金砖国家”及德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的评级机构，联合组建非主权性国际评级机构，并争取在多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与现有三大机构并行的双评级机制，力求实现评级的风险制衡。
来源：2011年8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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