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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世界探秘:行行出拉拉 高学历者多(图)

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2011年08月13日15:42
讲述同性恋故事的《自梳》,刘嘉玲和杨彩妮的表演十分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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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同性恋故事的《自梳》,刘嘉玲和杨彩妮的表演十分出彩
讲述同性恋故事的《自梳》,刘嘉玲和杨彩妮的表演十分出彩
刘若英主演的《美丽在唱歌》荣获1997年康城影展法国媒体评论界“金棕榈树奖”
讲述同性恋故事的《自梳》,刘嘉玲和杨彩妮的表演十分出彩
香港女同性恋电影《蝴蝶》剧照
《刺青》这部描述同性情感的影片获得第57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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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同性恋故事的《自梳》,刘嘉玲和杨彩妮的表演十分出彩
讲述同性恋故事的《自梳》,刘嘉玲和杨彩妮的表演十分出彩
“女同”世界探秘
讲述同性恋故事的《自梳》,刘嘉玲和杨彩妮的表演十分出彩
据说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花吃了那女孩》,讲述了四对“拉拉”之间的不同感情

  那拉 黄巧珍

  一部《雪花秘扇》,让“老同”一词映入大众眼帘;

  不少人直观地将其理解为“女同性恋”,业内人士却着急地强调:“老同”非“女同”!

  其中的界线,是否真正明晰?内里的说不清、道不明又有谁能评说?

  无论如何,“女同”已大大方方地成为热点谈资;

  这个群体,自古便有记载;

  她们比“男同”更为低调、隐秘,更有历史渊源……

  现代中国“女同”真正走入大众视野,大概是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开始。会上,“性权利”问题被提出并引发激烈讨论,之后,中国的女同性恋者开始变得活跃。有人把这次大会称为“分水岭”,中国“女同”由此开始引起国际关注。

  ●“女同”题材作品有“井喷”之势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浪漫主义作品,都有大量女同性恋形象出现。各种描写逐渐从旧时的模糊隐晦,过渡到大胆直白。

  五四时期至今,从庐隐的《丽石的日记》、丁玲的《暑假中》、王安忆的《弟兄们》,到陈染的《破开》及林白的《瓶中之水》等,同性恋题材小说经历了从内容到思想内涵上的变迁。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的林白、陈染,她们受西方同性恋女性主义观点的影响,以“超性别意识”的观念,大胆地书写女同性恋题材的小说。

  在《暑假中》,有同性间惺惺相惜的描述,也有肌肤之亲的大胆描绘。文中有这样的情景:两个年青女教师倒在床上“用力地拥着,并恣肆地接起吻来”……

  这些女作家大多把女性同性恋摆在不为社会所容的位置上,并把其最终失败当作女性的一种人生痛苦来表现。

  新世纪反映女同性恋的影视作品也不少,且颇具影响。承接1997年出品的台湾电影《美丽在唱歌》和香港电影《自梳》的成功,2003年内地导演李玉拍的《今年夏天》备受关注,此外,还有《蓝色大门》、《蝴蝶》、《孤恋花》、《植物学家的女儿》、《刺青》、《花吃了那女孩》、《得闲炒饭》等,其中不少甚至获得“金马奖”之类权威大奖的鼓励。《今年夏天》的两位主演潘仪和石头,还借影片上映,公开她们是一对女性同性恋的事实。

  ●现实比文学作品“精彩”

  无论是因为《雪花秘扇》这类影视作品,还是吕丽萍等名人关于同性恋言论引发一系列争论的缘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今的中国大众对同性恋的看法已有极大转变。某校园网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讨论“男同”与“女同”的被接受程度,发现人们对“女同”的认同远超过“男同”,理由倒有点无厘头:“听起来没那么恶心。”

  大多数人确实已经不再那么排斥这种“另类”情感。2004年,我国官方首次公布了一组数据:男同性恋人群约为500-1000万人。但官方没有公布女同性恋的人数。我国研究同性恋问题的专家张北川教授估计,女同性恋人数应该也在1000万左右。而在这近千万的人数中,城市中的“女同”占了很大一部分。

  另一位专家李银河针对现实中的同性恋有过很多著述。她曾比较过“女同”和“男同”的交友方式,认为前者不像后者那样愿意到公共场所去找伴侣,而较多在朋友、熟人中寻觅;她们同伴侣相处的时间更长,感情的投入更多。相对于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更容易让朋友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但也多数仅限于告诉最亲近的朋友。不过近年来已有一些比较大胆的女同性恋者,敢于“出柜”(公开性取向),甚至与女友公开举行“婚礼”。

  网上还流传着一句话:“行行出拉拉。”这里的“拉拉”便指女同性恋者。某网站“同性板块”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教育培训类、广告传媒类、国企机关类、艺术类及IT、设计等行业,女同性恋者占的比例较大。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心理科主任徐兰接受采访时说:“从我们接触的"女同"来看,人群结构很复杂,有高层人士,工薪阶层,也有打工妹。但高学历女性更多,占三分之二左右,依次为研究生、公务员、本科生、企业高管等。”也就是说,高学历者中更多女同性恋。徐兰认为,那是因为高学历或社会高层次女性,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更多一些,她们会更多地尝试新奇、刺激的生活方式。同时,这些高学历女性,本来就接触外界范围广、渠道多,易找到高层次的同性伴侣,而且认为“当拉拉很时尚”。

  ●专业人士看法:她们就像左撇子一样,很正常

  李银河在《同性恋亚文化》中的一份问卷数据指出,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最早在14岁,最晚在29岁。她认为女同性恋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主要包括身份感知、身份困惑以及身份接受的过程。她的态度是,同性恋者“是正常人,他们就像左撇子一样,很正常,对他们要宽容”。

  大多数关注同性恋或者做性研究的心理专家与学者,也都认同李银河这一观点。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柯倩婷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普通人其实都处于一种“性身份的流动”中,只是并没有意识到。她赞同更多人去实践并认知自己,“与其压抑到精神衰弱,再去看医生,不如勇敢地尝试探索自身感受,真诚面对,哪种感情都是真的。”

  记者:你所了解的女同性恋者,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

  柯倩婷:她们更多人会选择低调,这是“女同”比“男同”更神秘的原因之一。因为女性本身的弱势特征,她们甚至选择婚姻的机会更多,这样更稳定并有所依赖。所以“女同”群体中,“T”较多,“P”较少。因为“P”比较不那么抗拒异性,很多最后选择了婚姻。那些已经公开“出柜”的,大部分都是“女同”群体中的干事或者是热心的志愿者。她们多数都经历过挣扎,明确了自己的选择,有能力又有自由职业,而且都善于表达自己,能够很坦然与身边人相处。此外,她们没有什么特殊的特征,我认识的大多数“女同”价值观都很主流,很好相处,也很积极上进。

  记者:你所认识的女同性恋公开者是否很多?

  柯倩婷:不多。很多人选择不公开,主要还是担心社会舆论。就算没有明文规定,但很多事业单位或者国企,仍然会有不成文规定,如果公开这样的性取向,她们会直接或间接地被开除。所以我说公开身份的人多数有能力又有自由职业。比如一个做外语培训工作的老师他她(化名),她的工作能力很强,不会担心公开身份被工作单位以各种理由开除,能够“东家不打,打西家”。

  但我相信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1995年北京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时,NGO论坛吸引了大批国外女同性恋活动家的讨论,中国在近十几年里,女同性恋群体及相关活动的发展速度,已令全世界感到震惊。现在有更多人参与到这个“圈子”,她们明白被公开是必然的。

  记者:是否因为环境的包容让她们更公开了?

  柯倩婷:我并不觉得环境更加开放或者有包容性了。中国虽然没有像外国那样喊打喊杀,但普遍的态度是沉默,只是“知道有这群人”,但“不管”。这对这个群体是远远不够的。她们仍然被迫面对几大问题:1、公开身份有危险,比如失去工作机会;2、有被迫进入婚姻的压力;3、有普遍的眼神歧视;4、没有基本的婚姻保证。不过相较以前,环境已在不断改变,比如2000年前讨论同性恋,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没有”,但现在人们知道她们的存在,她们有了更大可见度;媒体的报道更偏向公正,而非猎奇;相关的华人组织已跟国际接轨,并相互间建立很多联盟组织等。只是在享受社会权利等问题上,还未完全“松动”。

  记者:同性婚姻,对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是否同样重要?

  柯倩婷:在中国,结婚这件事可总结为三大功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跟父母有所交待;相互间关系有了基本保障,比如共同承担责任、有继承权、手术前的签署权等。这些对同性恋者来说也一样重要,起码在伦理传统中尤其有被承认的需要,所以不论男女,他们都会强烈争取婚姻的权利。但目前来讲,很多同性恋者都不会考虑结婚。因为同性恋中关系稳定的本来就少,也都知道结婚的可能性不大。

  记者:争取婚姻权利是她们群体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吗?她们平时的活动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

  柯倩婷:由于这个群体被认同的程度还远远不够,争取婚姻权利每年都有提出,但遭到的批评与反扑依然很大。所以我所知道的女同性恋群体活动,更多主题只是交友,在咖啡厅、酒吧等聚会场所进行,而且并不排斥异性恋者。还有一些活动主题也很明确,会用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画画、戏剧等来讲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观点,也通过活动认识自我。此外,就是一些亲友会,像吴幼坚主持的那个,是为了同性恋者的长辈彼此交流,协助家人了解他们,并帮助“出柜”者。

  记者:这个群体中,有没有年龄特征?

  柯倩婷:我认为没有。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女同性恋者,正视自己都很晚,很多一早已卷入异性婚姻,有很多可能身体上意识到了,但事实却没发生过。“80后”的爆发期的确在初中阶段,因为社会给了她们更宽阔的空间去认识自我。这个过程中其实难以区分是或者不是,因为性或者恋爱很多一开始都不是直接指向婚姻的。

  记者:你怎么看现在流行的“伪同性恋”?

  柯倩婷:很多人会这样问,但我不认为这是赶时髦。如果只是寻求刺激,可以认为是赶时髦。但不能认为去实践,就是“伪”的。那也是一种个人探索。一个人一辈子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在已确认自己身份的女同性恋中,也有很多是交过男友的,那只是探索自身的一个过程,我称之为“性身份的流动”。我相信有情欲并不是问题,真诚面对自己的情欲,哪种类别的感情都是真的。正视自己的性取向,从社会意义来讲,起码还可以少一些欺骗性的婚姻。

  ●“女同”之“活在当下”

  案例一:女编剧酒吧里遇上“真爱”

  简化(化名),38岁。除了几个相交多年的老友,在工作单位几乎没人知道她是“拉拉”。她大学毕业后到广州某平媒工作,后来辞去工作专心写作。她说:“到28岁时我才正视了自己的性取向。”

  大学时她曾与一位女校友交往密切,当她告诉对方自己可能有同性恋倾向时,好友却开始疏远她。她很灰心,同时也并不确定自己就是同性恋,所以后来试着跟男生拍拖,有过一个差不多已谈婚论嫁的男友,最终却因发现男友脚踏两船而分手。

  单身多年后,她在朋友介绍下走进广州某女同性恋主题酒吧,结识了一个“拉拉”群体,并在这里找到今天陪伴在身边已5年之久的真爱。“我发现这个圈子有很多志同道合之人。现在我才明白,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找到自我、享受真实才重要。”

  案例二:前卫女大学生“公开身份”

  繁花(化名),25岁,已与一富家男结婚。她做过几年模特,一直活跃在校园网,是某大学知名校花。大三时,公开交往过很多位男友的她,突然高调地在网上宣布自己是“拉拉”,出入同性酒吧,与不少“女同”交往甚密,甚至公开自己与“亲密爱人”的亲昵相片。但不到半年时间,她又突然嫁给一富家男,成为“豪门少奶奶”。此举让很多人咋舌,认为她属于“伪同性恋”,目的只是为了出名。

  案例三:假小子“秘密”不能说

  Aaren(化名),25岁,在读研究生。她留着一头短发,平时话不多,给人第一印象就是“有点腼腆,像个假小子”。

  她说从小就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同,会因为小女孩亲她一口而脸红心跳。初中时,她曾喜欢过班上一个女生,但未表白。进入大学后,Aaren才开始主动追求对方,一次醉酒后在电话中的告白,令二人走到一起。但那个女孩明确告诉她,她以后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所以Aaren后来主动提出分手,因为她觉得不能耽误对方。现在那个女孩已交男友,Aaren仍然孑然一身。她说:“希望经济独立后,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找到真爱。”

  案例四:美女坦言“爱得起”

  他她(化名),33岁,某大学外语老师。她和女友从大学时代相恋至今已有10年,已在广州东山共筑爱巢。在她看来,之所以能坚定自我认同,得益于平时喜欢看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博客,内心不断成长。

  为增加公众对自身所处这个群体的理解,他她身体力行为同性恋者争取利益与认同。在单位她从不避讳自己的特殊身份,还成为广州同性恋者亲友会的一名义工。业余时间她把自己的QQ空间经营成一个帮助广大同性恋者接纳自我、积极生活的心灵驿站。“让我最开心的事就是,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看了我的空间,开始接纳自己,做真实的自己,这让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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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老同”

  旧时南方民间立誓结为姐妹的一种说法,要在神佛面前盟誓,要有见证,生生死死不离不弃。这是女人间最亲密的关系,甚至超越夫妻、姐妹。彼此沟通靠写在扇面上的一种秘密语言女书。

  “女同”中的“T”与“P”

  “T”指特质倾向于阳刚,或外貌喜欢作男性化/中性化装扮者,T的称呼可能来自英文的Tomboy;“P”即“婆”,指装扮、行为、气质阴柔的女同性恋者。此外,还有一种称为“H”,是指不分“T”或“P”的那种人,严格地说,“H”才是真正的女同性恋者。

  “女同”的别称

  英文中用Lesbian表示女同性恋,这一词来自古希腊的著名女诗人萨福。她曾于公元前6世纪生活在莱斯波斯岛的妇女群体中,由于萨福、莱斯波斯岛和女同性恋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莱斯波斯风”和“萨福之风”这两个词均被用作女同性恋的同义语。Lesbian,通常简称为LES,中文常翻译为“拉子”或“女同志”,另外还有“拉拉”、“蕾丝边”等。而“拉子”的最早使用与发明是在女同性恋作家邱妙津的《鳄鱼手记》一书中,后来成为女同性恋社群内部用来指称自己的术语之一。

  近代岭南地区的

  “女同”现象

  关于岭南地区类似“女同”的记载,到清代中叶以后尤其详尽。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书画家罗天池的《诗翰卷》中有一段涉及清中叶广州地区的女同性恋的描写:“引诱少妇观戏剧游寺院,在家则只知吸水烟打纸牌,不知中馈针黹为何事。其尤甚者,两妇相契名曰朋友,合欢如夫妇。”据推测,此当为岭南地区“自梳女”盛况。

  与罗天池约略同时的梁绍壬在他的《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记载了广东顺德蚕女组成的“金兰会”。曰:“广东顺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结姐妹,名金兰。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妻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姐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虽贤有司弗能禁也。”

  到清代光绪年间,张心泰的《粤游小志》也有广州妇女结成“金兰”的记载,和梁绍壬的记载大略相同。《粤游小志》中更称:“此等弊习为他省所无。近十余年,风气又复一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俨若藁砧者。然此风起自顺德村落,后渐染至番禺、沙茭一带,效之则甚,即省会中亦不能免。又谓之"拜相知"。凡妇女订交后,情好绸缪,逾于琴瑟,竟可终身不嫁,风气极坏矣。”

  此外,福建沿海以捕鱼为生的惠安女中,与顺德蚕女相似的同性之恋也很常见。有研究分析,认为明清两朝及民国初期,在福建、广东等地,后至首府北京,女子结成“姐妹”或是“金兰”的情形之所以成为风气,可能与当地经济发达、女子可以独立的状况有关。

  那拉、黄巧珍
(责任编辑:UN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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