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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为了忘却 十年十人他们被改变(组图)

来源:新华网
2011年09月09日11:46
十年前的那一刻
十年前的那一刻
美国需要认真反思“9·11”
美国需要认真反思“9·11”

喀布尔“隐藏的脸”

 
喀布尔“隐藏的脸”


  顾震球:十年前的那一刻

  “我们从引桥上向西望去,只见世界贸易中心的位置上两股浓烟正在升腾,空气也变得浑浊起来。”——顾震球(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9·11”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逆着逃难人流冲向前去的,除了消防人员和警察外,就是赶往事发现场的新闻记者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顾震球发自纽约 记者是历史的见证人。而在常驻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纽约期间,我便亲历与报道了十年前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

  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上午大约8时50分,我和联合国分社的几位同事,正准备按既定计划从驻地纽约皇后区前往位于纽约曼哈顿区的联合国总部报道当天联合国大会开幕等重要新闻。突然,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世界贸易中心一座摩天大楼上正升起一股浓烟。播音员说,一架飞机刚刚撞上了大楼。

  在浑浊的空气中闯入封锁区

  在突然发生的重大灾难性事故面前,立即逆着逃难人流冲向前去的,除了消防人员和警察外,就是冒着生命危险赶往事发现场的新闻记者。在这一重大突发事件发生5分钟后,激烈的新闻竞争就在“第一时间”展开了。

  估计警方可能会实行交通管制,我和当时的新华社驻联合国分社社长段吉勇、分社文字记者郭立军,以及前来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的新华社国际部阿文编辑室主任潘立文合乘一辆车,准备尽量靠近事发现场进行采访。我们驱车从分社驻地穿过居民区,抄近道向连接皇后区与曼哈顿区的皇后大桥进发。

  一路上,我们边观察情况,边通过车载收音机了解情况。当我们的汽车行驶到靠近皇后大桥的加油站时,收音机里的播音员报道说,第二架飞机撞上了世界贸易中心的另一座摩天大楼。至此,举世闻名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子楼双双被撞。

  我迅速拿出手机,将第二架飞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另一座大楼的情况告诉了正在办公室留守值班的文字记者,请他迅速发出中英文快讯。随后,我又拨通了联合国发言人弗雷德·埃克哈德办公室的电话,他的助手告诉我联合国尚未对这一突发事件做出正式反应,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与联合国有关部门负责人正在研究。

  此间,我们的车子已经来到了皇后大桥上层快车道的入口处,但快车道入口已被警察封锁,协同把守的还有临时调来的美军和国民卫队的士兵。见此情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我,连忙举起胸前挂着的联合国颁发的绿色记者证、纽约市警察局和消防局联合颁发的红色的突发事件采访许可证朝警察晃了晃,大声告诉他我们要到联合国大厦去采访。

  不料,警察此时好像根本不认识那个最高级别的红色许可证似的,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并打手势要我们赶紧离开。我们从引桥上向西望去,只见世界贸易中心的位置上两股浓烟正在升腾,空气也变得浑浊起来。

  此时,我们已无路可退,绕了一个大圈后,又来到皇后大桥下层慢车道入口处。前方有警察在指挥交通,我们前面的车辆无一例外地被请出车道,让他们远离入口处。我摇下车窗玻璃,又亮出挂在脖子上的红色和绿色两张记者证,用英语对警察大声说:“我们都是记者,我们要赶到联合国总部去采访!”老段、小郭和老潘均对这位高个子黑人警察出示了挂在自己脖子上的联合国记者证,警察看了看我们的证件,又用眼睛瞟了一下我们“纽约新闻界(NYP)”的车牌后,转身挪开他身后的两个红色锥形交通隔离物,让我们通过大桥进入市中心。

  在满眼伤员和逃命者的街头记录

  在位于曼哈顿的第二大道上,警车、救护车和消防车往来不断,各种警笛声响成一片。当我们靠着记者证,通过一道道警戒线走了20个街区来到第40街时,警察再一次拦住了我们的汽车,告诉我们就此打住,任何人不得越过警戒线一步。

  不得已,我们只好就近停下车子,分头徒步采访,我沿着第一大道向北,在刺耳的警笛声中步行向位于第42街的联合国总部赶去,采访了正被联合国安保部门组织疏散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同时打电话询问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外交官朋友,问他们目前有没有关于中国人死亡或受伤的消息,他们回答说目前正在与在世界贸易中心设立办事机构的各中资机构联系,但具体数字暂时还出不来。在得到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将推迟开幕的确切消息后,我用手机将这一新情况告诉在分社驻地值班的记者。这是我当天用手机发出的最后一条消息,因为美国方面已对无线电通讯进行了管制,所有手机都打不通了。

  随后,根据分社领导的安排,我在混乱中走访了医院和急救中心,采访了许多皮破骨裂的伤员,并在大街上对惊慌逃命和在街道边公用电话亭旁排队等候打电话的人们进行了现场采访。

  在克服重重困难返回分社驻地后,我用英文写下了报道这一突如其来灾难特写的第一段:突然之间,纽约市全变了:行驶的车辆少了,路上的行人多了,他们在惊呼、喊叫。纽约地标性建筑世界贸易中心的大楼被毁,许多人都惊呆了……

  陈晓楠:“对不起,我没有化妆”

  【作者】陈晓楠 口述 本报记者 杨梅菊 刘嘉琦 采访整理

  “奔进公司大楼——那是一个极为熟悉的路线——上楼梯往右走是化妆间,向左走是演播室,我下意识地选择了左边。”——陈晓楠(凤凰卫视主持人,“9·11”发生后第一时间走进演播室进行直播。2003年起,担纲主持关注普通人命运的《冷暖人生》栏目。)

  十年后再看“9·11”,我能看到的,依然是它对无数生命的巨大改变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今年的9月11日,我会出现在凤凰卫视“9·11”十周年纪念的美国直播现场——就像五年前那次的直播活动一样。十年过去了,从第一次因为这场灾难匆匆走进演播室开始,我的名字便和“9·11”产生了无法分割的联系。

  很多人仍然记得十年前的那天晚上,我“蓬头垢面”地冲进演播室说的第一句话:“对不起,我没有化妆。”后来这句话被视为突发新闻的经典开场——也许有些夸张,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和凤凰卫视乃至整个世界面对那场灾难时的状态:因为没有任何先兆,也就没有任何准备。

  当时的我还算凤凰卫视的新人,加盟不到一年,一切所谓定位和风格都在摸索,就像刚刚起步的资讯台一样。是副台长的一个电话改变了那一天,晚上八点多,在公司附近的家里,我听见他在电话里气喘吁吁,像是在奔跑,他说陈晓楠你赶快来。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很多年后,我似乎还能记起从家到单位的步行距离是10分钟,跑步距离是7分钟。就在这几分钟里,我不断地想:“它应该是一个事故,如果是事故的话,我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连线、找什么样的人?”奔进公司大楼——那是一个极为熟悉的路线——上楼梯往右走是化妆间,向左走是演播室,我下意识地选择了左边,走到演播室门口,我才意识到情况有多紧急。我记得我一边穿过人群往主播台上走,一边接过别人递过来的纸条,没有时间停下来沟通,就听到有人说“上!快上!”。

  坐上主播台,刚戴上耳机,就听到导播跟我说还有半分钟,这意味着我要开始讲话,也就是在我要开口的时候,耳机里的声音说:“第二架飞机又撞了”。

  一切都好像是本能反应,也是一个特别连贯的过程,我开始播报:“已经发生的比我们想像的要严重得多”,我心里知道这是一个无比重大的事件,它将改变世界。后来他们问我为什么讲“对不起,我没有化妆”这句话,我说我不知道,我甚至不记得我讲了这句话。

  在那种情况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的眼睛能看到的信息马上表达出来。当时的我就像一个收集信息的机器:面前是一排外国的电视画面,耳机里切的信号是Fox news,我手头还有一些递上来的条子,整个状态就像打仗。那一刻坐上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来,你身处的就是一个正在发展的灾难当中,而且这个灾难的巨大无法想像,后来的事情都是我在主播台上的时候眼睁睁看到的。

  当时我们台驻美国的记者叫庞哲,她恰好就被困在现场,失踪了,好多个小时之后,她突然就出现了,她逃生了!当我和她的连线接通,我很激动,我问她你现在在哪,你还好吗,你刚才怎么了?一边问一边热泪盈眶。好像就是从她开始,我突然明白这个灾难到底真正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多少生命和命运就此被改变。

  那场直播我我在主播台上至少坐了连续七八个小时,再隔几个小时就又上去,车轮战整整持续了三天,但一点都不累。那种感觉,就是你与这个事件和事件中的人同在。

  我不同意“‘9·11’成就了某某”这样的话,这话太遭人恨了,哪能说一个悲剧成就了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呢?我始终认为从“9·11”开始,中国一个真正的新闻时代就此开始,它是我们对新闻认识的起点,这个起点是必然的。而机缘巧合,最先站在这个起点上的,是凤凰卫视,而在凤凰卫视的演播室里,我是第一个为“9·11”开口的主播。

  我是在好多年之后,才回看那次播报。还是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当时的气息,但同时觉得自己太紧绷了……

  后来,我因为“9·11”事件到过两次纽约,一次是媒体关于那次报道的论坛,一次是五周年纪念的美国直播。迄今为止,我仍然记得一位救援人员的话,他说:“直到现在我路过这个地方,我依然觉得这两个楼在,就像一个截断了腿的人,腿没有了,但是他总觉得腿还有,那个疼痛还在。”

  而在之后的这十年,我经历了没有转折但随时都在渐进的新闻之路,我去了巴格达,去了更多的战争现场,经历了更多的直播。再之后,我开始越来越关注我们自己身边的新闻,国际新闻可能是我的知识储备,但身边的人发生了什么事,却真正是我的责任,而且我的情感在里面,我的良知在里面,我的天职在里面,所以到地震、王家岭矿难的时候,我开始进入到一个我更喜欢的层次——到现场去发现我想要发现的真实。

  2003年,我走进《冷暖人生》,开始体味尘世辛酸百态,至今已经是8年,冷暖人生令我感到过瘾的是它的真实,它能近距离所观察到的人性。正如一切大事终归是人的点滴,十年后再看“9·11”,我能看到的,依然是它对无数生命的巨大改变。

  乔良:美国需要认真反思“9·11”

  【作者】乔良 口述 本报记者 陈娟 采访整理

  “‘9·11’向人类昭示了一点,强大如美国这样的国家仍然是脆弱的,仍然有软肋。”——乔良(中国著名军旅作家、军事理论家,空军少将。1999年2月,与空军大校王湘穗合著《超限战》,准确预言21世纪初美国会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目标。)

  “9·11”前后,“超限战”理论得到欧美军方及情报部门的重视,该书也成为美国西点军校及海军学院教材。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战争会继续,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战争将扮演B角,而其他领域的战争将扮演A角

  “都让你们说准了!”“9·11”发生的第一时间,就有许多人给我打电话这样说。当时正好在国防大学,电视上的画面是第二座楼开始倒塌。看到这种场景,我们并没有因为被《超限战》不幸言中而欣慰。这是一件令人震惊和痛心的事情,那么多无辜的生命在一瞬间毁于一旦。当面对恐怖主义分子的残暴行径时,我们有的只是愤怒和谴责。

  《超限战》的创作初衷与“9·11”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和王湘穗的想法就是研究下美军和美国的军事战略。

  什么是超限战?超限战就是超越限制和界限的战争。意为打破一切限制,一切手段,特别是非军事手段迭加组合、为我所用,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打击敌人,直到达到战争目的。我们当时认为在新的世纪里战争会继续,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战争将扮演B角,而其他领域的战争将扮演A角,比如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网络战争等。一旦这些扮演A角,那么他的主要扮演人将不再仅仅是军队,很可能是银行家、网络工程师、恐怖分子。那么美国现有的军事理论所涵盖的幅度不足以应对人类在21世纪即将面临的种种新威胁,而如果美国找不到应对这些新威胁的办法,美国将在下个世纪的初期遭到恐怖主义的打击。于是,“9·11”的发生成为超限战理论在现实中最触目惊心的印证。

  事实上,早在《超限战》出版当年,也就是1999年,该书就被美国西点军校列为必读之书,次年又被美国海军学院列为必修教材。直到“9·11”事件发生,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在面对世贸大厦的废墟时,都不得不承认书中对恐怖主义的警觉和预见性。2001年9月12日那天,全世界都从电视里听到了那位三星将军沉痛的反思:“看来有必要回过头去重新读读这本书”。

  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对恐怖主义都是有形的警觉和打击,对无形的东西没有真正思考。他们去追踪恐怖主义的头目和组织结构,基地在什么地方,如何杀死他等等,这些都是有形的。但是对于什么造成恐怖主义,什么使得其在全球蔓延并且主要对西方,特别是基督教世界构成强大的敌对和威胁,这些都没有去研究和反思。

  我们认为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因为宗教文化的不同,也不像小布什宣传的那样恐怖主义是对美国自由和民主的敌视。

  回过头来看,进入21世纪有两大事件彻底改变了世界:一个是“9·11”,一个是美国金融危机。这两个事件都与美国有关,且都是非军事领域的战争,它标志着美国霸权衰落的开始。“9·11”向人类昭示了一点,强大如美国这样的国家仍然是脆弱的,仍然有软肋。而金融危机为我们昭示的是,如果恐怖主义还可以打击和压制,金融危机却是很难克服的。金融危机是美国内在的东西,内生的危机要比“9·11”更可怕。

  贾迈勒:伊拉克每天都是“9·11”

  【作者】贾迈勒 自述 发自巴格达 本报记者 葛雪蕾 编译

  “不错,‘9·11’是个悲剧,但我们伊拉克人很大程度上是那场悲剧的牺牲品。”——贾迈勒(伊拉克人,长期担任本报驻巴格达特约撰稿人。)

  伊拉克的种种乱象在我看来,莫不是美国人在伊拉克各派别间制造仇恨的结果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2001年9月11日的惊天惨剧和随之产生的后果,引发了太多的不幸和悲伤。然而在伊拉克,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堪比“9·11”的血腥事件中。

  不错,“9·11”是个悲剧,但我们伊拉克人很大程度上是那场悲剧的牺牲品。伊拉克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一样,和“9·11”没有太大关系,但这却成为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的借口。

  恐怖袭击事后,我的祖国随后遭到的侵略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也从此丧失了对生活和家庭的安全感。

  “软弱囚徒”也有安全

  先来讲讲“9·11”发生和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倒台之前的生活:我们也不太满意。由于战争和联合国常年实施制裁,我们就像是铁腕控制下的软弱囚徒。

  萨达姆政权告诉我们该想什么,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说什么,从事什么工作。伊拉克当时只有5家报纸,都属于政府所有。此外,伊拉克没有手机和卫星接收装置,因为这些都是违禁物品。谁敢违反规定,就会有牢狱之灾。如果我们去买东西,会发现几乎所有市场的商品都一模一样,因为只有与萨达姆家族关系密切的极少数人才会获准进口商品并销售。

  但另一方面,政府充分保障了社会供应。前政权几乎免费提供了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我们大体上无需花钱,就能满足燃料、主食、电力、医疗、交通和其他基本需求。

  总体来说,尽管我们受到萨达姆政权的严格控制,尽管该政权给我们带来了战争的灾难,并且因不负责任的致命错误而遭到严厉制裁,但我们生活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活得很自豪,也很有尊严。

  “9·11”之前,我们期盼着消除战争的阴影。我们以为,时光渐渐流逝,我们又与邻国相安无事,最终必定能和平共处,但“9·11”打破了我们的希望。

  16岁的长子无法随意出门

  恐怖袭击发生10年后的今天,我们只得到了虚假的民主和失败的国家。美国在伊拉克扶持的民主建立在伊拉克社会分裂的基础上,把社会分成不同教派、民族和地区。数千年来,伊拉克各派别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上团结共处。如今,他们却内斗不断。

  “9·11”发生、前政权垮台后,伊拉克变成了混乱和不安全的所在,也殃及了我的孩子们,他们不可能像其他国家的同龄人那样快乐地生活。

  2007年前后,教派屠杀期间,一次我的孩子阿西尔需要接受手术,我们却很难找到医院,因为医院都控制在令人畏惧的“迈赫迪军”(伊拉克主要什叶派反美武装)手中。

  ……我不得不两次前往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路上很危险,我们两次被扣押,一次是在拜莱德附近的公路上遭遇什叶派民兵,但他们看到车上是妇女和3个孩子,而且路上的车很多,就放我们走了。第二次,“基地”组织在萨马拉附近拦住我们,问我们从哪儿来。当他们得知我们来自巴格达西部的逊尼派居住区后,就打发我们继续赶路了。

  埃尔比勒位于巴格达以北大约400公里的地方。如果动手术,必须要去第三趟,但我不敢去了,后来幸亏在巴格达找到一位在私人医院工作过的医生。

  如今,我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不再是小孩子了,但我的大儿子还是不敢随便前往巴格达的许多地方。……可是,他已经16岁了,我们还能控制他多久?我也不知道。

  伊拉克的种种乱象在我看来,无一不是美国人在伊拉克各派别之间制造仇恨的结果。

  伊拉克的悲剧谁埋单?

  事实上,“9·11”正中美国大企业和政治精英的下怀。他们犯下了最丑恶的盗窃罪行。这还不算,他们对我的同胞实施了最令人发指的暴行。全世界都在电视和互联网上看到美军和外国保安公司的雇员大肆残杀我的同胞。

  目前,已有100多万伊拉克人丧生。战争使500万儿童沦为孤儿,100多万妇女失去丈夫,400万人流离失所。对一个总人口约为3000万的国家来说,上述数字骇人听闻。

  如果说谁应该为后“9·11”时代的伊拉克负责?那么无疑将是美国政治精英们。他们的“牛仔外交政策”应该受到谴责。他们把“基地”组织的恐怖行为和打击此类恐怖网络的斗争说成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永恒战斗。其实,“基地”组织是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关系失衡的产物,也是在应对此类失衡局面时缺乏和平选择而导致的结果。

  现今的一切事实表明,美国在“9·11”后奉行的政策改变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相处的方式。这将迫使美国人民、穆斯林和全世界经历数十年的腥风血雨,直到理智和正义占据上风。(原文3000字,因版面有限,本报有删节)

  阿曼娜:喀布尔“隐藏的脸”

  “美国人要来了。我一整天都在等待从天上掉下来的炸弹……我没有什么好怕的。”——阿曼娜(阿富汗百万名战争寡妇中的普通一员,她和逝去的丈夫育有3个孩子。)

  数据显示,在2006年,阿富汗战争造成的寡妇超过100万,首都喀布尔约有战争寡妇3万至5万,被称为“寡妇之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章建华、闫建华发自喀布尔 喀布尔的骄阳里,抬头是浑黄的山和房子,低头是浑黄的马路。这条路,阿曼娜进进出出走了十年。十年里,她像所有寡妇一样出门穿着从头罩到脚的布尔卡(阿富汗拖地长袍),路人甚至能从步态认出她来,但还没有人见过她的脸——“阿曼娜们”因而也被称作喀布尔“隐藏的脸”。

  “又来了,到外国人房子那去的。不要脸的!”有人在阿曼娜背后指着她骂。阿曼娜最近十年在一个外国机构聚集的街区做勤杂工,而“外国人”一词在阿富汗却正对应着“劫掠”、“杀戮”——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十年战争;“9·11”后,从2001年10月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阿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发动了第二次阿富汗战争。

  来自联合国机构的统计称,在2006年,阿富汗仅战争造成的寡妇超过100万(当时阿全国人口预计为3100万),首都喀布尔约有战争寡妇3万至5万,以致被一些媒体称为“寡妇之都”。

  显然,阿曼娜只是百万名战争寡妇中一员。

  “一整天都在等炸弹”

  但事实上,阿曼娜的丈夫死于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开始前夜。

  他们夫妇俩都是哈扎拉人。在阿富汗,哈扎拉人皈依伊斯兰教什叶派,是阿少数教派,他们因此一直生活在阿富汗社会的底层。

  阿曼娜和丈夫贾维德2001年时已经有了3个孩子,最小的3岁,最大的9岁。战乱和当时执政的塔利班让一家人生计艰难,贾维德只能铤而走险:到全国各地收集废旧军用物资,然后卖给中间商,走私到巴基斯坦等地。

  “他几次死里逃生。我清楚记得他说2001年1月11日,他到巴米扬省的亚卡朗邻村朋友那借宿。”阿曼娜痛苦地回忆,“他说塔利班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生物。塔利班包围了亚卡郎,让所有人站成两排,逐一枪决。”联合国和一些国际组织说,那天晚上塔利班几乎杀绝了这个哈扎拉人村落,约350人遇难。“贾维德遇见几个侥幸逃脱的村民,那些村民在山林里躲了9个多月”。

  “他回来了,但厄运很快降临到他头上。”贾维德回家后没过多久,被塔利班发现,“说他走私,他被打了一顿,抬到家时已气绝……”

  阿曼娜从此成为寡妇。

  可能是半辈子都生活在战乱里,不久后开始的、美国和联军与塔利班的战争并没有让阿曼娜不安。“美国人要来了。我一整天都在等待从天上掉下来的炸弹……我没有什么好怕的。”说这话时,阿曼娜非常平静。

  因战乱而失业

  激烈的、集中的战斗差不多两个月后就告一段落,喀布尔逐渐聚集大量的军队服务机构、国际组织和媒体。

  阿曼娜有了工作。“一个印度人让我给他做饭洗衣服,还提供住所。按理说,女人出来工作不正常,但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候,阿曼娜的工钱基本够支应日常的生活。

  从2006年开始,阿富汗塔利班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少了,但人肉炸弹、汽车炸弹和自杀式袭击多了起来。于是,雇用阿曼娜的那个印度人不再租住民居,阿曼娜又失业了。

  “有人说很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喀布尔帮助寡妇,但我从来没见着这些组织,几年来从来没有从外国慈善机构得到什么帮助。”无处讨生活时,阿曼娜充满了对生活的惶恐。

  不过,没多久,另一家外国公司雇用了她,只是不提供住所。几番辗转后,最终她搬到了喀布尔的“寡妇山”:扎那巴德。喀布尔平地住着老居民,新移民多住到山上,近十年来,上千个战争寡妇家庭聚集到扎那巴德。阿曼娜在“姐妹们”的帮助下,用几年的积蓄盖起了两间土屋。

  扎那巴德没有自来水,只有零散的电力供应。寡妇们多从事一些户内经济活动,比如编织地毯等,也有不少散落在喀布尔各个角落,穿着布尔卡行乞。据悉,扎那巴德的寡妇们每年可以从政府得到一年130美元的补助,和领取一定数量的谷物、食用油的保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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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UN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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