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73分钟，改变10年生命
年龄 58岁
职业 剧场售票员、超市出纳员（曾在曼哈顿一家律师事务所任法律文书）
居住地 曾居住在纽约，因无法面对“9·11”记忆，迁往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
“那本是美好的一天，天空湛蓝如洗，点缀着厚实如絮的云朵，阳光填满了城市的每个角落。然而，现在无论何时看到这种景象，记忆都会将我揪回10年前的那个早晨。”阿迪·范·怀恩住在一栋简陋的一居室公寓里，楼下是一家冷清的殡仪馆。尽管“9·11”已经过去10年，当他仰坐在角落里的棕色沙发上，回忆起那场震惊世界的灾难，仍然眉头紧锁，表情凝重。
“世界如同被撕扯”
彼时，阿迪供职于一家律师事务所，透过办公室的窗户，能看见一街之隔的双子大楼。
2001年9月11日，早晨8点46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整栋办公楼为之颤抖，窗户玻璃碎了一地。
“是雷电还是地震？”一名同事满脸惊恐，“上帝啊，一架飞机撞到对面大楼了。”有人开始大声呼喊所有人离开。阿迪不紧不慢地按下电梯按钮，他原以为只是一架小飞机意外撞到高楼。
当阿迪穿过旋转门，伫立在街头，眼前的一切让他目瞪口呆。“世界如同被撕扯一般，我只能看到所有事物的轮廓，它们像慢镜头一样，在我眼前播放。”大厦高层飞出漫天白纸片，仿佛雪绒一般，飘荡而下，覆满街道。“我这辈子都未曾见过那么多白纸。”
阿迪步行了一小段路，驻足在双子大楼前的教会路上。看到北楼的第一眼，他完全被吓懵了：“当时很难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高耸入云的大楼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明亮的橘色烈焰肆意燃烧，伴随着滚滚烟尘笼罩着摩天大楼顶端。
街上不久便人头攒动，尖锐的警报声不绝于耳。但是，突如其来的一切，让阿迪像钉子一样被钉在街道上，死死盯着世贸中心北塔。“我不知道自己盯了多久，当有人从高处跌落下来时，我仿佛从迷茫中被拽了回来。”
阿迪不假思索地冲向世贸中心广场，脑袋里只想着如何帮助人们。“四周都是灰头土脸痛苦哭喊的人群，我只想搀扶那些倒在地上的人，握住他们的手，安抚他们。”
这时另一名路人也跟他一起冲到广场上，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看着大楼上有人往外跳，就在他左手不远处，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重重地摔在广场上，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落地后他的手和脚居然还在痛苦地抽动，好像试图要站起来。
那一幕成为阿迪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我以为人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来，在坠落的过程中可能就已经死了。”阿迪说。
“灰色烟尘如墙倾覆”
然而，17分钟后，阿迪目睹了第二架飞机冲向世贸中心南塔。
当他向富尔顿街逃跑时，众多的残骸碎片像雨点一样砸下来，他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四处慌逃的人群，在他身上踩过，他甚至以为自己将被踩死，只能大声呼喊着：“上帝啊，救救我们吧。”
在逃跑途中，阿迪眼见一名路人刚好被一把从高空中掉落的石灰刀砸中头部，倒在血泊中。阿迪冲上去用一件牛仔夹克裹住他受伤的头部，汩汩地鲜血顷刻间浸透衣服。
“我当时没有翻开他胸前的工作卡记下他的名字，以致我无法通知他的家人，这让我至今追悔莫及。”回忆到这里，阿迪痛苦地抽泣了起来。
阿迪的手机落在了办公室，为了给父母报平安，他进了一家咖啡馆，用座机给父母打电话。刚撂下电话，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吓得他“以为地球都要裂开了”。他再次冲到街上，灰色的烟尘，如同一堵墙从他左边倾覆过来。
9点59分，就在北楼被撞击73分钟后，110层的双子塔南楼轰然倒塌。“那些景象重塑了我的一生。”
阿迪现在的公寓里挂满了他在曼哈顿拍下的照片。一张双子大楼的照片尤其显眼，夜幕下的摩天大厦散发着幽蓝的光晕。“一切曾经如此美好，现在只能从这里找回些许记忆。”阿迪怅然若失地看着这些图片。
“记忆里的孤独挣扎”
在“9·11”发生后的几天里，阿迪夜不成眠，只能彻夜点灯驱赶恐惧。
“我惧怕黑夜来临，好像整个世界要吞噬我，‘9·11’之前我从未有此感受。”第一个礼拜，夜不能寐的阿迪只能给父母打电话哭诉，像孩子一样。
“所有的画面都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它们像恶魔常常将我带回那场灾难中。”阿迪不敢看电视、读报纸，他害怕看到任何关于“9·11”的报道。有一次，阿迪驾车前往马里兰参加高中同学聚会，经过机场时，恰巧一架飞机着陆，刺耳的轰鸣声，让他失声痛哭。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阿迪不得不向医生求助。他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每当阿迪走出世贸中心广场附近的地铁站，萦绕不散的烟尘味，清理废墟的机器轰隆声，都让他神经紧绷。2001年11月，阿迪不堪折磨，向服务了13年的公司递请辞呈。
2002年，阿迪将自己的经历撰写成脚本，并在洛杉矶上演了自己的独角戏《9月的那一天》。这段表演生涯，是阿迪感到最充实的日子。“这一切是为了纪念那些在我眼前罹难的人，我要让这些记忆永远鲜活。”
但阿迪的表演并未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甚至有人批判他借用“9·11”盈利。“仿佛这个城市已经准备好走出伤痛，继续前行，而我仍在记忆里孤独挣扎。”
“被遗忘的大多数”
2003年9月，阿迪离开生活了26年的纽约市，搬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郊区，住在父母居所附近。
“我一直以为纽约是我了此余生的地方，从未料想自己会离开。”阿迪对搬离纽约深感内疚，“就像在逃避，但‘9·11’让我意识到和家人在一起时多么重要。虽然我已经50多岁，但现在的我更需要父母给的安全感。”
初至兰开斯特，阿迪一无所有，从头开始租房子，找工作，“期待自己的新生”。然而，在这个只有6万人的小城市里，阿迪几乎没有社交活动，工作之余仍是将自己关在他所谓的“洞穴”里看电视。即使被同事“哄骗”出来聚会，也只是静坐着发呆。
几年来，阿迪的家人一直在帮助他恢复生活信心。“既然‘9·11’让人如此痛苦不堪，就当我已经在那天死去，现在的我要和家人一起，重新生活。”两年前，阿迪开始参加匿名戒酒协会，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这成为他解开心结最好的方式。
2011年4月，阿迪在父母和妹妹的陪伴下，重返纽约市。
“那是我生命迈出的一大步。8年前，当人们还在修复这个城市时，我懦弱地逃走了，是时候掀起生命的新篇章了。”仰望着复建中的世贸中心，阿迪一时心绪万千。“一直以来，‘9·11’都在决定我的生活，但事实上，这段经历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我们都该重新前行。”
“我们是被遗忘的大多数。”阿迪觉得，众多的“9·11”亲历者并未被政府和社会视作灾难的受害者，“一些人仍在痛苦挣扎，比我更加严重，但人们却不记得我们的痛苦。”（冯中豪）
我想‘9·11’将美国变成了一个更加现实的国家。
鲁道夫 朱利亚尼，1994年至2001年任纽约市市长
面对发生的一切，所有人都很渺小。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去应对，不要陷入绝望和恐惧。
摄影记者詹姆斯 纳彻威
我的哥哥吉米也是消防队员，他在‘9·11’中遇难，我一直跟随他的脚步，我知道自己再也快乐不起来了。
汤米 里奇，纽约市消防局队员
这些经历让我对政治、种族、信仰的认识都发生了改变，我现在活下去的方式是努力让人们有生存、自由和追寻快乐的权利。
詹姆斯 伊，美军穆斯林随军牧师
当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传出时，那些年轻人为此欢庆，但我并未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们仍然无法彻底解决那个恶魔带给我们的一切。
乔治 帕塔基，1995年至2006任纽约州州长
我看见那座摩天大楼朝我倒过来，我只能冲进一辆消防车，等待建筑残骸将我淹没，然后死去。
戈登 那迪特，电影《华氏9·11》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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