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晚报九一八报道 黄显声曾率警察与日军激战

　　那是1931年9月初的沈阳，初秋的冷并不彻骨，南市场、北市场、皇寺广场地区虽然人来人往，卖“碗坨儿”、凉粉儿的，卖豌豆黄儿、龙须面的吆喝声不间断，做棉花糖的，捏江米人儿的，打枪抓彩的，也招了一堆一堆的人，但热闹程度显然不比以往了。

　　盘踞在“铁路附属地”的日本人自1931年2月起轮番演习，7月又在铁路两旁军事演习过……这一系列事件，加重了沈阳人心中的不安……

　　黄显声生平：

　　黄显声出生于1896年，辽宁岫岩人。少年就读于丹东，1918年入北京大学，后因参加五四运动被迫辍学，回到沈阳考入东北讲武堂三期炮科，服役在东北军中，相继任营长、旅长等职。1930年春起，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

　　“九·一八”事变之前，黄显声获取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这也是黄到北平见张学良的直接原因），下令将下属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此举意味深长，这批枪支成了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黄显声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部署，将2000名警力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黄显声本人从9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相当于武警，不包括治安警和交通警）迅速离开机关，投入抗击。

　　被迫撤离沈阳到达锦州后，黄显声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的前敌总指挥。他联系驻防义县的12旅旅长张廷枢向大凌河布防，取得稳定阵线。黄显声为鼓舞士气，将新编部队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委任了二十余路司令，黄显声任总司令，黄显声是东北义勇军的缔造者之一。

　　黄显声也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中最先接受党的领导者，并于1936年8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扣押，曾当小萝卜头的老师，教会小萝卜头语文、算术、武术、俄语，并告诉小萝卜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在此期间，小萝卜头帮助黄显声等人传信，1949年11月27日，黄显声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白公馆监狱，牺牲时53岁。

　　密令各公安系统必须战斗

　　当年26岁的孙竞寰当时在张学良开办的奉天边业银行里当信贷组长，他的不安来得更为明确，孙竞寰常去青年会打网球，青年会成员大多是教授、银行家、社会活动家，消息灵通，一位会员曾透露“日本人有行动”，“会不会有行动？ ”不止一次引起过沈阳高知阶层人们的猜疑和分析。“日本人有行动”的动向在当时沈阳的军政界也不算秘密，黄显声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九·一八”事变两个月之前即多次向省主席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做“日军有异常”的报告，得二人指示，黄显生又亲自跑到北京去面见张学良，张学良遂转达蒋介石的指示给黄显声称“不可抵抗”，但张学良又加了一句话给黄显声，“你们地方武装可以加紧训练，严加戒备。 ”

　　正是这句话，让黄显声做了堪称壮举的一件大事，黄显声将辽宁公安队改编为十二个总队（三县至五县编为一个总队），同时于当年8月末召开公安系统58个县的秘密大会，9月初将辽宁库存的20万支枪各配备50发子弹全部分发至各县，密令各公安系统，一旦战争爆发必须投入战斗。

　　不安，等待，焦灼，煎熬，不同于沈阳普通市民说不清楚的不安全忧虑，黄显声率领的沈阳警方似乎已经知道浴血守城，与敌决斗的日子不远了。

　　沈阳警察与日军激战3天

　　9月19日清晨，家住大南门外的孙竞寰前一夜睡得很沉，他甚至没有听见枪炮声，更不知道沈阳城已在一夜之间山河色变，他照常想进城上班，临近城门才发现，“城墙上怎么站满了日本兵？完了，日本人真的进沈阳了。 ”

　　孙竞寰刚进银行，日本人就把枪架在了银行门口，所有职员都面色凝重，互相私语“被日本占领了，我们走不了了。 ”

　　如孙竞寰般不清楚天地已改变的沈阳市民不在少数，一些沈阳市民就因为不知哪条路让走，哪条路不让走而失去性命。

　　当时有官员汇报称：“因各胡同时而通行，时而禁止，市民不知而枉死者甚多。大东门里及商埠九纬路之死尸，暴露数日……”、“工业区、北市场、小西边后一带，伏尸遍地。所有被杀尸身，多日未能掩埋，陈在繁盛市街处。其中有被日晒，皮肉腐烂，臭气熏天。有被野犬所食，肢体不全。 ”

　　沈阳的2000名左右警力，却早于沈阳市民直面了生死，9月18日当晚，日军炮轰北大营后，旅长王以哲赶到沈阳市公安局与黄显声商量对策，黄显声当即表示，公安各分局将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驻地。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黄显声不买日本人的帐”之名声，就在日本人中间很响亮，日本人对黄显声多耿耿于怀，为公众所熟悉的渊源是黄显声曾当众销毁日本浪人所贩毒品。

　　因为这些仇恨，黄显声位于沈阳的家被日军锁定为重点查抄的私人住宅之一，而昔日从北京大学弃笔从戎的黄显声，本身就是辽宁人，他深明民族被欺辱、家乡受侵略的危急，两方遂在沈阳城展开殊死较量。

　　如今的沈阳三经街、南市场、北市场，都曾洒下沈阳警察们的鲜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沈阳警方凭借着维护治安时用的手枪、为数不多的步枪、子弹，仅仅凭借对地形的熟悉这个优势，对抗着装备着装甲车、重型武器的日本侵略者。

　　激战一直持续到9月21日夜，沈阳警察消灭日军至少百人，但警方的抵抗也遭到日军疯狂镇压，不少沈阳警察牺牲了，日军还在不断增加兵力进入沈阳城，这支沈阳唯一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公安部队，只好撤退至铁西滑翔和新民地区，成为日后抗日义勇军的主要组成人员。

　　日军在沈阳修建杀人魔窟

　　那些手无寸铁的沈阳市民，甚至在并不清楚时局的情况下就被日军残忍杀害了……南市、北市、西塔、沈阳古城，国难当头，这些热闹场所都沦为了日本侵略者杀害中国同胞的苦难地。

　　当时沈阳百姓回忆，“在大西门，远处设的检查口守立着有如凶神恶煞的日本大兵，手中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枪，对来往行人逐一搜身盘查。他们特别留心中国军人，如发现头上有军帽痕迹的，便当场用刺刀捅死……”

　　沈阳的一位记者曾作《沈阳陷落三日痛史》称“19日记者冒险出门，见日军已布满街，商户封闭，日军坦克炮车、铁甲汽车往来梭巡……张学良私邸，已遭洗劫一空，商埠地区要人住宅多被捣毁，要人被绑走……北大营纵火焚毁。商埠地一、二、三分局，及省会六分局、公安局等，均被炸毁，看守所犯人，皆释放。 ”“行至小西门，日本青年团20余人乘一载重汽车，因见行人渐多，竟开枪射击，群众纷散。 ”《华北日报》报道，“日军警遍布街头……遇有形似士兵、学生，或穿马裤者，持枪便刺。……城内鼓楼、小西边门、各警察分所，中国邮局处，以及各交通要道，均有尸体横卧，无人敢望。每处三、五人乃至数十人。第六区警察分署门前，死尸横置二十余人。 ”

　　而日本占领沈阳后的一系列暴行更加令人发指，1933年，日本关东军秘密指令伪奉天省铁路警护军在沈阳大北边门外占地1000多平方米，建立一所“警备犬训练所”，沈阳老百姓称之为“狼狗圈”，养200多条狼狗，常将一些以抵抗日本而被抓的所谓“政治犯”、“国事犯”、“经济犯”扔进去喂狼狗。

　　1943年，日军在沈阳大东区老瓜堡修建一所杀人魔窟，称奉天矫正辅导院，用点天灯、浇开水烫等手段残忍杀害无辜沈阳市民1800多人。

　　在南满医科大学（后中国医科大学）基础部楼内，细菌战犯北野政次用沈阳市民做细菌试验的活体标本，残害沈阳市民的同时，还将制成的细菌武器投放到中国华南地区，犯下滔天罪行。

　　这类凄惨景象也被记载在沈阳的文史资料里，“从打日本鬼子占了奉天城，老百姓都人心惶惶，工厂关了，没有粮食，有的女人丈夫被日本兵用枪杀死，没有生计……奉天公园西边的皇寺大街，牌楼柱子下头，有个破衣啰嗦的女人怀里抱着个光屁股的孩子，一个眼泪汪汪儿的小姑娘坐在她身边儿，地上摆着一张卖女告白……”

　　本报记者 经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