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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危机致医患纠纷日趋“恶劣”

来源:法制日报
2011年09月20日08:42

  本报记者赵丽

  同仁医院停诊1小时?

  这条消息在今天上午出现后,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因为在此前,同仁医院的一名女医生被砍17刀。

  在公众猜测各种可能性时,北京市卫生局辟谣称,今天上午,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部医务人员在医院候诊区为被砍伤的女医生徐文捐款祈福,祝愿她早日康复。同仁医院的诊疗秩序照常。网上所传同仁医院停诊1小时为误传。

  虽然“停诊”一事为误传,但《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同仁女医生出诊被砍伤”一事已引起了极大震动,“我们现在工作可以用‘步步惊心’来形容。”北京市一名医生这样说道。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近年来,各地的医疗纠纷时有发生,而上升为恶性事件的医疗纠纷也呈上升趋势。

  2011法治蓝皮书中对此亦有一番评价:“医疗纠纷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矛盾,一直是困扰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顽疾。有效处理医疗纠纷,直接关系到医患双方合法权利的保护和社会的稳定。”

  “目前的医患关系极端恶劣。”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专家卓小勤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重建医患关系已经刻不容缓。

  医患纠纷升级为恶性事件

  9月15日下午,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部主任徐文在医院被曾经的治疗对象王宝洺砍伤。据介绍,徐文双臂被砍十余刀,致肌腱断裂和颅骨、尺骨、胫骨骨折,经多学科专家全力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医生被砍一事引起社会关注。

  有网友发现,2009年4月8日,王宝洺发布多篇博文,讲述自己和同仁医院医生徐文之间的医疗纠纷。王宝洺写道:“一年多以来,给我在精神上、肉体上及经济上均造成巨大损失与伤害,每天生不如死,每天我只想报仇……”

  9月18日,同仁医院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王宝洺入院治疗经过:王宝洺因持续声音嘶哑4到5个月,于2006年8月30日首次到同仁医院就诊,诊断为右声带肿物,于2006年10月19日进行手术。病理报告结果显示:外切缘部分区可见肿瘤细胞,据此推测肿瘤外侧切缘可能存在肿瘤组织,为避免复发,告知患者家属需进一步放射治疗,或行喉部分切除术。2007年7月21日,患者以“呼吸困难”就诊,检查发现肿瘤复发堵塞喉声门区。7月22日,患者呼吸困难未明显缓解,在门诊手术室为其施行“气管切开术”,并收入院。9日后,患者自行出院,其在同仁医院的治疗结束。

  针对同仁医院医生被刺伤一事,卫生部新闻发言人也作出回应,称密切配合有关部门严惩凶手,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恶劣医患关系非一天形成

  “非常气愤。”在北京市一家三甲医院工作20多年的临床医生贾勇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医生被患者暴力伤害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偶发事件了。”

  “患者对医疗行为不满意可以进行投诉,使用行政手段,甚至把医生告上法庭,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使用暴力,这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了。”曾经做过10年急诊护士,目前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医患办工作的王芳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王芳告诉记者,近年来,医患纠纷有愈加激烈之势,这与社会的发展、人的需求、对医生的期望值以及对自身权利维护意识的提高都有关系。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利益驱使。现在,患者缺乏对医生的信任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利益”二字。比如说医生用药,患者就会想是不是存在过度用药或者是用高价药等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涉及到医生利益与药品挂钩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由来已久。所以说,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是一种累积叠加的过程,“恶劣”的医患关系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现在我们行医真的挺难,特别是外科,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动手术刀’的医生,这些医生的职业生涯中每天都面临着各种风险,风险背后就会导致事故。”贾勇说,作为医生来说,真的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不出现任何问题,而一旦出了问题,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医生。

  “现在,医生的工作状态就是在巨大的风险下异常紧张。”贾勇的大学同学、同样在临床一线工作了20余年的田笑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但在这样的‘步步惊心’背后,医患之间的信任度却越来越低。这其中既有大环境的因素,也有医患双方自身的问题。”

  “同仁医院这件事反映出目前关于医疗事故纠纷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受害人很难通过正常渠道得到法律救助,法制环境还不是很好。”卓小勤说。

  化解医患纠纷何去何从

  如何打开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局面?

  “从理论上来讲,医患关系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但在现实中,医患关系仍然是一个主动被动型的,或者说是类似父母与子女这样一种关系。医生就像父母一样,病人就像孩子,所以在诊疗过程中,病人要遵医嘱、要听医生的。如果说医患双方完全互相丧失了信任,那么病人并没有(医疗)判断能力,就会把所有医生都当成坏人,这时候患者怎么保护自己的利益?”卓小勤说,现在指责医生的责任心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关键在于解决制度缺失的问题。

  卓小勤认为,目前主要在两个方面存在制度缺失。

  “一个就是行政主管部门,卫生行政部门既要经营医院又要管理医院,既要当‘父亲’又要当裁判,所以免不了要站在医院和医务人员的立场上说话,所以一旦发生了医患冲突,那么卫生行政部门总是要为医院说话,总是要为医生说话。如果行政主管部门不能公正地处理医患纠纷,不能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只能使医患矛盾更深。”卓小勤说。

  卓小勤认为,另一个缺失在医生的管理上。维护医生的合法权益固然重要,但对医生进行惩戒更重要。“我在参与执业医师法的立法过程当中,也研究了国外的一些法律制度,很多国家在他们的执业医师法中专门授权给医师协会,或者叫医师公会,授权他们成立医师惩戒委员会,对于道德败坏、违法乱纪的医生进行惩戒,这个惩戒包括一般的惩戒和采取严厉的手段,甚至清除出医生队伍。只有把医生队伍当中的害群之马清除出局,保证这支队伍的纯洁,这支队伍才有社会公信力,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

  本报北京9月19日讯

(责任编辑:UN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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