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人物梁启超:国家竞争在“民智”非“腕力”

　　本报记者采访梁启超研究专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董方奎教授。

　　梁启超不仅是旧教育制度的埋葬者 也是新教育制度的开创者

　　文、图/陈杰、卜瑜、邓柱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混沌的中国风云变幻、跌宕起伏，正在经历从千百年封建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转型的初期，而教育文化的变革也是这个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标志。作为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的梁启超，不仅是旧教育制度的埋葬者，也是新教育制度的开创者；不仅是社会启蒙教育的佼佼者，也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模范。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学校系统的总设计师”，也是比较全面提出新式教育理论和培养新式人才素质标准的理论家。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当一百多年的烟云散去，清华大学百年庆典上，回首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的梁启超，在其将近80多万论及教育的文字中，许多思想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其教育价值观和关于国民性格和素质教育的论述，至今对中国教育和振兴民族精神具有宝贵的指导作用，也值得当今教育者、家长等深思。

　　在广州东方文德广场特约支持下，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广东康梁文化研究会、广州万木草堂文化品牌工程组委会联合主办的“南粤先贤寻访百年广东名人足迹”之康梁改革思想报道，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梁启超的近代中国教育思想。

　　梁启超堪称“学校系统的总设计师”

　　“他自己懂西学也不多，但还是坚持传授新思想。”广东康梁研究会会长赵立人教授称，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希望通过教书育人培养救国人才，在教学内容上也教八股文，但更重视传授新思想，尤其是对学生施以德、智、体并重。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董方奎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盛宣怀、蔡元培等都被提及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奠基人，但真正称得上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主要奠基人”的还属梁启超，而蔡元培则是中国近代教育“大厦的建成者”。

　　董方奎说，梁启超论及教育的文章有80多万字，是八股文等旧教育制度的掘墓者。他提倡教育救国，首倡教育要定宗旨，鼓吹建立各类新式学校，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并制定教育方针、介绍教学方法、设计课程、教材编印、课表、作息时间表、学校管理等等，堪称“学校系统的总设计师”。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和理念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不同的是蔡元培付诸实践，梁启超则多以文章形式向社会发言。

　　提倡教育优先强国尤须“开民智”

　　“人才之多寡，是衡量国势强弱的标准。”在梁启超眼里，国家要发展要靠教育，而他的这种认识来源于他对西方和日本经验的认可，梁启超认为，社会发展、革命、建设和科技发展都要靠人才。

　　董方奎认为，在后来发展的到底是革命优先还是教育优先的争论中，梁启超认为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就不能领导人才进行国家建设，因此，梁启超曾提出了“教育救国”的思想，把教育兴国人才培养放在战略地方，认为，“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在梁启超看来，国家要发展进步，必须通过教育培育“新民”。不过，董方奎称，尽管梁启超提出教育优先的思想，但到现在却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

　　董方奎说，梁启超曾说过，“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籍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说明“开民智”的重要，说明“国家的竞争在民智而不在腕力”。

　　据介绍，根据要求，我国教育支出应该占据GDP的4%，但现在却还达不到这个目标，远远跟不上教育发展的需求，人均公共教育支出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排名落后。

　　梁启超把精神教育放在首位

　　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学校总设计师，梁启超对在教学方法以及素质教育上都有详细而又前瞻性的论述。董方奎称，当我们还在为素质教育喋喋不休的时候，却惊奇发现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众多的理念。

　　“现在许多老师还是应试教育，要求学生强记知识。”董方奎称，梁启超一生追求“趣味”，认为人的一生都要有趣味的元素。对儿童的教育要注意寓教于乐、劳逸结合，可以采取演戏法、编写歌诀等，吸引儿童的兴趣，而不是动则就有写不完的作业，给儿童带来巨大的负担。因此，梁启超反对注入式教学，认为让学生强记课本的东西就好像给小孩喂饭，自己已经咀嚼了很久，一点滋味都没有，还要孩子再嚼几口，那样孩子就会认为吃饭是苦不可言的事。

　　“教育不是敲门砖，等门开了，砖也抛弃了，再也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谈恋爱。”梁启超的幼子、中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的梁思礼也认为，现在的教育是“学而优则仕”，似乎又回到科举的年代，教育模式化，学校成了考试机器的工厂，培养会考试、拿高分的人，而不是创新性人才，“很无奈”。

　　“三分专业，七分精神”。董方奎说，梁启超把精神教育放在首位，最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做人，提倡学生要理智、报国、为社会服务，并常常在讲学中把国家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告之学生，鼓舞国民精神，认为这样做事才有力量。

　　“梁启超9子女，满门俊秀”。董方奎说，梁启超的教育理念在他的子女教育上取得重大的成功，其中一家就出了三个院士，这在国内外都罕见。据梁思礼回忆，父亲的“趣味主义”也影响了子女的成长，个个成才。

　　李大钊受梁启超影响

　　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

　　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从事的教育生涯当中，尽管康有为从事和关注的教育的时间并不长，但带来的影响却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其中包括其领导的戊戌变法，以及梁启超从事的维护共和、捍卫共和等重大历史事件，甚至新中国的建立。

　　广东康梁研究会会长赵立人认为，从1891年到1894年，尽管短短只有3年的时间，康有为门下40个学员当中，却不乏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陈子包、卢湘夫……其中陈子包尽管在政治上没有建树，但却成为中国近代儿童启蒙教育家，用洋文编写了很多通俗的儿童启蒙教科书，其培养的一大批弟子也走上了教育之路。

　　董方奎称，梁启超一生创办、讲学的四所学校（湖南时务学堂、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清华国学研究院、南开）140多个学生当中，他考究的杰出人物就有蔡锷、蒋百里（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徐志摩、梁实秋、谢国桢等，部长级的有范源濂等等。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可考的近40 学生中，大多成了清华、北大、复旦、武大的校长、院长、教务长等。

　　“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郭沫若评价称。

　　据介绍，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即受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的影响，学会发起时还请梁启超为赞助员；毛泽东也对斯诺说过，他青少年时代曾受到梁启超的启蒙，他学生时代写文章就是以梁为楷模的，其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正是受了梁启超《新民丛报》和《新民说》的影响。周恩来总理也听梁启超讲课，做好记录还以学生记者身份发表在校刊上，并在其后承认受梁启超影响很大。

　　梁门九子女 三人是院士

　　长子：梁思成，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亲手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重要奠基人，1948年当选首届中国院士。

　　次子：梁思永，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1948年当选首届中国院士。

　　三子：梁思忠，留学美国军校的高材生，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亡，年仅25岁。

　　四子：梁思达，经济学家和工商管理学家，长期在银行和工商管理部门任职。

　　五子：梁思礼，著名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学术带头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

　　长女：梁思顺，长期随丈夫从事外交活动，于文学、音乐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曾编有《艺蘅馆词选》。

　　次女：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长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三女：梁思懿，著名社会活动家，全国政协委员。

　　四女：梁思宁，是一位参加过新四军的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