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孙中山与北京的不解之缘
政治人物因政见不同，其影响常局限于历史与地理。孙中山虽一生未掌握中国核心权柄，然而他的远见与理想成为民族的精神遗产，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华人共同的沟通语境
北京的初秋，本刊记者步出天安门东地铁站，从地下的昏暗，一倏走进黄昏的明亮空气之中。天安门前人声欢欣、嘈杂此刻，夕阳沉静地洒在天安门的重檐与屋脊上，为这历六百年的壮丽雍容添上金辉。毛泽东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他的目光一如既往注视着金水桥外的人们。
穿越天安门的大门洞，记者在端门西侧的隐蔽画室中找到了城楼上伟人巨像的画家葛小光。
为人们所未知的是，在这高达8米的朱红色大门紧锁的画室中，孙中山与毛泽东的新画像静静地并肩站立着。
“十一”当天，这幅毛泽东画像将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孙中山画像也将在“十一”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
如同他的画像，孙中山本人与明清以来的政治中心——北京有着不解之缘。
1894年的中日战争前夜，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来到北京，这位曾求学于夏威夷、香港的医学博士，希望帮助当政者找到医国的药方。在他发现李鸿章也乐于从官场陋习中攫取财富，便对“治病救人”失去信心，从此走上激进的革命之路。
17年后，革命竟成。中华民国创建者、46岁的孙中山，承载巨大声誉第二次来到北京。他与袁世凯密谈13次，敦促其维护共和，并以治国思想相授。
1925年，孙中山最后一次到京，他洞悉军阀争权是帝国主义殖民中国的竞争。直至身死，他一直在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理想而奋斗。
政治人物因政见不同，其影响常局限于历史与地理。孙中山虽一生未掌握中国核心权柄，然而他的远见与理想成为民族的精神遗产，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华人共同的沟通语境。
10月1日，在新中国的国庆节，葛小光创作的孙中山像会再次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正中，面向北方，恰好与天安门画像中毛泽东的目光相遇。新中国成立后，每年五一、十一，孙中山巨像摆放在天安门广场已成为惯例。
在他们的面前是长安街左右两侧相向而行的车与人流，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将把目光投向中国人不断前行的脚步。
孙中山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1894年6、7月间，孙中山北上抵达天津，上书李鸿章陈述“富国强兵之道”。这可以被认为是孙中山以改良来救中国的最后尝试。
1894年初，孙中山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起草“上李傅相书”。孙中山的好友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记录：孙中山在广州开办东西药房的伙计来信，报告孙先生失踪了。药房入不敷出
陈少白赶回广州来救局，但许多天孙中山没有出现。
一日，孙中山拿了一大卷文件回来了。他打开卷纸给陈少白看，陈看到那就是长达八千字的《上李鸿章书》。
这一年春夏之间，孙中山到达上海，他访问当时名士王韬、郑观应，寻找上书的门径。
冯自由在《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中记载，“总理出示上李鸿章稿，（王）韬深为赞许，仅代修订数语，并为函介于直督幕友罗丰禄等。”
初夏，孙中山抵达天津，他找到直督幕友罗丰禄。罗答应代为上递。李鸿章没有见孙中山。
孙中山在上书中主张要学习西方“富强之本”，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执意：“以中国之人民财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
1894年7月，孙中山抵达北京，他注意到清廷自李鸿章以下在国势危殆之际，仍忙于发财的腐败现状。后来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这次北京之行：“盖中国官员以贪赃纳贿为常事，而洁己奉公为变例也。我至是乃思向高级官员一试，迨试诸省政府，知其腐败尤甚于官僚。最后至北京，则见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于是觉悟乡村政治乃中国政治中之最清洁者，愈高则愈龌龊。”
仅过了一年，孙中山就策动了广州起义。虽然这次起义以失败为终，却是孙中山领导暴力推翻满清政治的开始。
天安门广场从封闭走向开放
中外史学界共识之一是孙中山并未直接领导辛亥革命，直到1911年10月12日上午，孙中山在美国丹佛用早餐时，才在一份当地报纸上得到消息。
事实上，俄国的革命领袖列宁也是通过瑞士的报纸才得知俄国1917年3月的起义，他因此决定迅速赶回俄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海鹏向本刊记者解释，孙中山意识到新政府的稳固需要西方国家的支持，他因而决定赶往华盛顿，后来又去了英国与法国。
当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登岸之时，记者们以为他一定带回了支持革命的金钱甚至军火，孙中山回答说，“予不名一文，所带者惟革命之精神耳！”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中华民国为纪元，改行阳历。
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1912年2月12日，天安门城楼举行最后一次“金凤颁诏”，溥仪当时年仅六岁，由皇太后隆裕颁布宣统皇帝溥仪退位诏书。
清帝国历经268年的专制统治就此结束。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在71年的时间内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最终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落败。
北京城的规划原以帝王为中心，对于人民生活交通非常不便。民国建立后，北京的面貌发生了重大改变。
当时北京市政的管理者朱启钤对北京城进行了改造，他顶着重重阻力，打通修建了府右街、南北长街、南北池子等南北干道。这些新辟街道，便捷了京城的南北往来。
市政当局又打通了天安门前的东西大道，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的墙垣被拆除，这成为今天长安街的前身。另外，神武门与景山之间允许百姓通行，由是形成北京城的两条重要的东西干道。
天安门研究者与收藏家闫树军在追述这段历史时，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从此，民国时代的天安门广场从封闭走向开放，由不能为百姓涉足的皇家禁地，成为开放性的政治活动中心，五四运动的旗帜才得以在天安门前飘荡。
闫树军编著的《天安门旧影》中，一幅老照片显示，一位行人身着长袍，头戴西式礼帽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南走过。其时西风东渐，国人的服装也出现了中西结合的风潮：西服、礼帽、皮鞋开始出现在古老皇城的街头。
1924年12月17日，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通车典礼，次日这条线路正式通车。当时的《晨报》报道，“正阳门内至西直门大街，沿途极为热闹，每至一站，即有多数之男女，挨车轨观看。”
与袁世凯的13次密谈
清帝逊位后，孙中山为弥合南北分歧，巩固共和，让临时大总统之位于袁世凯。1912年8月24日至9月17日，他受袁世凯之邀第二次访问北京。当时，袁世凯在北京刚杀害武昌起义领袖之一张振武。对于革命派来说，孙中山北京之行无疑冒有风险。
1912年8月18日，孙中山登船离沪赴京。一女士闯入船舱，她拿出武器，以死反对孙中山赴京。孙中山好言劝慰，该女士怏怏登岸。
“去是我的责任。”孙中山说，“因张振武的无故被杀，内战可以因此而起。我们必须保持中华民国的统一。倘使我不到北京去，国民都要以为我惧怕袁世凯。倘使我去，国民都要想，我是保护他们利益的。”
8月24日下午5时半，孙中山抵京，乘袁世凯所备朱漆金轮马车，由正阳门入城，当晚至铁狮子胡同袁氏临时总统府。袁设宴并亲为执盏，说，“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望先生有以教我。”孙中山答，如有所知，自当贡献。
共和初建，多数国人还不知共和为何物。孙中山为敦促袁维持共和，在北京与袁世凯密谈十三次，对自己的治国方略言无不尽。
《孙中山集外集·谈话》记录了孙中山与袁第一次的谈话内容，“孙问，你为什么置张振武于死地？”
“袁唯唯、软软地答道：因为黎氏给我一个电报说，张振武不但图谋反对黎氏，且图谋反对政府。所以，因为他图谋反对政府，似乎应当处死刑的。”
袁表示悔意后，孙与袁谈到了委任官吏与铁路修建等事。
上海《民立报》其后报道，孙中山有语云：“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云。”
孙中山到京第三天，袁在迎宾馆设宴欢迎，到者四五百人。袁孙对座，第二个菜刚上来，便听到大厅内西南角吵嚷。有人说，共和是北洋之功，并说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孙大炮，大骗子。这时有两排军官都站了起来，还以指挥刀碰地板。孙中山态度从容，这样闹了有半小时，回忆者张国淦在《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一文中认为闹事看来是事先安排的，但孙中山一直不理。
9月2日，孙中山与袁进行第九次谈话。《孙中山集外集》记载：“袁氏以现在各省皆有暗潮，广东等省之省议会与都督屡生冲突，值此国势阽危之时，此等险象实非所宜，应如何设法维持？”
“中山则以通电各省，使遵守约法，勿越权限，为解决争竞之办法。”
在北京期间，孙中山曾与人说：“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1912年9月12日，孙中山与黄兴浏览前清宫殿及颐和园，还同赴金鱼胡同那桐宅参加了前清隆裕太后命载沣举办的宴会。
这一晚，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与他们所推翻的满清皇室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载沣因病未到，由贝子溥伦致辞，他说，“革命本国家进化应有之举，故汤武革命称为圣人，且此次革命原属国体问题，现在建设共和，不特皇室仍受优待之举，并使满洲人民同享共和幸福，迥非前古帝政时代可比。”语毕，他代载沣致孙、黄两位颂词。
黄兴致答词，“二十世纪之国家，须赖国民共同护持。专制政体不足以独立于地球之上，非建设共和，无以保全我五族同胞且自武昌起义，甫及三月，大局略定，全赖隆裕皇太后、皇帝及诸亲贵以国家为前提遂使全国早日统一。”
9月16日，孙中山赴总统府，出席袁世凯举行的饯别宴，并与袁作最后一次谈话。
席间，袁世凯欲刺探孙中山的意志，他佯作酒醉，拊孙曰：“方今革命克告成功，先生奔走数十年之目的已达，中华革命于是告终矣乎？”孙中山莞尔对曰：“满清幸已推翻，如云中国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
袁世凯闻语失色，孙中山之言也为日后历史所证实。
孙中山一生革命的终点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改组国民党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将中国国民党改组为包含工人、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11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
同月，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讨论国是”。孙中山在北上途中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主张，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
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提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此种目的，与帝国主义欲使中国永为其殖民地者，绝对不能相容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11月11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赞誉其将溥仪驱逐出宫，认为“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
13日，孙中山在启程北上之日视察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也许身为医学博士的孙中山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预感，也许他为国民党终将建立起一支军队而欣慰，孙中山在检阅完毕后对校长蒋介石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12月31日，孙中山自天津抵达北京，此前在天津业已抱病。当日下午4时，专车到达前门车站，孙中山受到北京各界三万余人的欢迎。孙中山因病未作演讲，以书面形式散发了《入京宣言》：“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洲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救国之责，尤不容缓。”
1925年3月11日，已入弥留之际的孙中山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签下了《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致苏联政府遗书》，他在世最后时光里一直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
北京是孙中山转向革命的起点，也是他一生从事革命的终点。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病逝，享年58岁。
当时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北京有将近75万人到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中央公园公祭追悼孙中山。
3年之后，蒋介石统率的国民革命军获得北伐胜利，宣告中国统一，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此后，孙中山画像曾短暂挂在天安门上。《天安门旧影》收录了两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注明：“孙中山像挂在了天安门正中门洞上方。在门洞右侧有‘革命尚未成功’，门洞左侧有‘同志仍须努力’的条幅”。
1950年新中国国庆，在经过天安门的群众游行队伍中，孙中山画像与毛泽东画像一起出现，并列于最前排。孙中山一生“救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夙愿在此获得回应。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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