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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乔布斯?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王大骐
2011年10月14日15:50

  为什么是乔布斯?

  曲终人散之际再回首,在所有的神化和贬低之外,

  我们试图探究乔布斯的内心世界,以此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乔布斯?

  本刊记者 王大骐

乔布斯年表1955-2011
乔布斯年表1955-2011

  2011年6月7日,史蒂夫•乔布斯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那是一次苹果公司所在城市库比蒂诺的听证会,当地几个议员想了解乔布斯对于未来苹果新总部的构想。

  乔布斯的出场照例引起现场的一片欢呼,在场的每个人甚至包括议员都成了乔布斯的粉丝,他们似乎都完全忽略了他的身体状况。在介绍可容纳最多达1.3万人的类似UFO的新总部之时,病入膏肓的乔布斯举手投足间,依然表现出令人震惊的力量。他如一只螳螂般瘦削,却也像一只螳螂般昂首阔步,尽管羸弱,但当他回答议员们的问题时,依然带有极强的压迫性,一遍遍地高声宣告:新总部将成为未来建筑系学生们顶礼膜拜的地方。

  接受胰腺癌手术一年后,他为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做毕业演讲,认为自己已“完全康复”,并希望再活“几个十年”。与此同时,他像谈论一件苹果最新产品般谈论着死亡,认为死亡“极有可能是生活中最杰出的一项发明”。“我每天早晨对着镜子自问,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是否会继续做我原本打算做的事?”——乔布斯自称,从17岁开始,他就一直在这样问自己。

  精神原点

  17岁时,乔布斯正在里德大学读第一个学期。当时,那里是作家肯•凯西(Ken Kesey)、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嬉皮士的精神导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他开出了“审视内心,关注社会,退出世俗”的药方)之类人物固定的歇脚点,他们轮番登场,在这里发表演说。

  在里德,1960年代末狂飙突进的政治激进主义渐渐缓和,变成了精神激进主义。那时候的美国大学生跟中国80年代的大学生几乎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他们对纯哲学和不可知、无答案的问题兴趣浓厚,比如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真理:我们是谁?我们为何而生?我们所做为何?人的生命有何真正价值?他们在思考着如何建立起乌托邦,并能感觉到开启一个全新世界的钥匙已然在握。他们还大谈佛教和印度教中的“业”和远游,他们在精神上离经叛道,在生活中身体力行,纷纷拿饮食和毒品作实验。

  乔布斯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一员。杰克•达德曼(Jack Dudman)是里德大学的教务长,他常常跟乔布斯一辩论就是几个小时。在他眼里,乔布斯“爱思考,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一点非常有吸引力。你不能用三言两语的大白话把他打发掉。他拒绝接受老生常谈的大道理,他要自己摸索”。

  除了与人辩论,乔布斯和好友看了书以后还经常互相切磋,不知不觉把那个时代的标准读物一网打尽:《一位瑜伽行者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Yogi)、《宇宙意识》(Cosmic Consciousness)、《突破修行之物质观念》(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动中修行》(Meditation in Action)等。

  最为打动人心的还是《禅者的初心》(Zen Mind,Beginner’s Mind),日本禅师铃木俊隆的这部英文著作,提出“一切唯心,万法唯识”,讲究发自内心的顿悟,这种思维方式正合乔布斯的心性。再回头看,乔布斯终其一生,都是在实践书中那句“做任何事,其实都是在展示我们内心的天性。这是我们存在的惟一目的”。

  不满足于日常的思考,乔布斯前往印度,参加了哈德瓦(Hardwar)每12年一次的大型宗教节日无遮大会。

  700万人聚集在一座小城镇里,他看见信徒们从河里伸出头来,看到葬礼上燃起熊熊的火堆,看到死尸在恒河中漂流而下。接下来的情形,乔布斯在1985年《花花公子》杂志对他的采访中描述过:

  “当时我在喜马拉雅山脉旅游,无意间参与到一个宗教节日中。一个被称为巴巴的人是节日的圣人,拥有众多追随者。我闻到了好吃的食物。我已经很久没吃过美食了。于是我走上前去,表达了自己的敬意,然后吃了顿午餐。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巴巴一看到我坐下来吃东西,就向我走来,坐下,突然大笑出声。他不大会说英语,我也不大会说印度语,但他努力与我交谈,并拉着我的胳膊,将我带到一条山道上。这有点儿滑稽,因为数以百计的印度人奔波数千英里,只为与他相处10秒钟;而我只不过想吃点儿东西,却被他拉着向山上爬去。

  半小时后,我们到达山顶。山顶上有一个小池塘,他把我的头浸到水中,然后拿出一支剃须刀,开始剃我的头发。我完全惊呆了。当时我只有19岁,身处异国他乡,却被一个印度巴巴拉到喜马拉雅山上剃头。直到现在,我仍不能确定他这么做的原因。”

  余下的日子,他在新德里目睹用破铁皮和包装箱做的贫民窟小房子,看到在垃圾堆上觅食的奶牛和睡在马路边的穷人。他和朋友长途跋涉几天,去拜访几位瑜伽导师。他们自带水壶,沿着干涸的河床长途步行,凉鞋把脚磨出了血。他们受到西藏的诱惑,来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后来却糊里糊涂地到达了古老的温泉小镇马纳里(Menali)。两个人睡在油渍渍的床单上,染上了疥疮。

  下一站是凯因奇(Kainchi)静修院,他和朋友在花哨的印度诸神偶像和塑料的克里希纳神(又称黑天神,印度三大神之一)中间闲逛,却发现一伙乐师败坏了这个静修地,他们演奏虔诚的乐曲是收钱的。虽然情况多变,两个人还是在凯因奇盘桓了近一个月。他们向一户经营土豆农场的人家租了一间简陋的水泥屋。生活很方便,两个人可以安静地看书,这么安排另有一个好处:屋子不远处有块大麻地,他们摘下大麻叶,烘干后吸食。土豆农场主的妻子还为他们提供基本的送餐服务,把印度水牛奶卖给他们喝。

  酷热难耐的夏天让乔布斯对他幻想中的印度产生了许多疑问。他发现印度比他想象的穷得多,印度的真实状况与它神圣的光辉之间存在触目惊心的差距。他透过瑜伽导师高深莫测的说教,透过黄色的保健符、印度教的功德、能量、隐士和礼拜桌,明白了一个重要道理:“我们找不到一个地方,能待上一个月,得到醍醐灌顶的顿悟。我平生第一次开始思考,也许托马斯•爱迪生对改变世界作出的贡献,比卡尔•马克思和尼姆•卡洛里•巴巴两个人加起来还要大。”

  1974年秋天,乔布斯重返美国,去了俄勒冈尤金镇一家旧宾馆,即由加利福尼亚精神科医生阿瑟•贾诺夫(Arthur Janov)的学生改造而成的“俄勒冈感觉中心”(Oregon Feeling Center),他还是没有放弃精神上的求索。

  乔布斯看过贾诺夫的畅销书《原始尖叫》(Primal Scream),他花1000美元参加了为期 12周的心理治疗,据说该疗程可以解开根深蒂固的症结。大概3个月后,他对贾诺夫的著作和方法的狂热痴迷渐渐消退,因为“他提供现成的、就事论事的答案,实在过于简单化。很显然,这样产生不了伟大的顿悟”。

  之后他又来到“大一统农场”(All One Farm),那里传播神秘主义,宣讲宇宙合一和存在的终极意义的观念。农场的地址刊登在“精神家园指南”(The Spiritural Community Guide)里,引来不少无业游民、精神恍惚的乞丐、附近哈尔•克里希那神庙的静修者,一度还招来某精神病院的几名患者。这里的常住人口有十几个,其中就有乔布斯。在他们眼中,农场是个大舞台,每天都在上演戏剧和危机。他们把鸡舍改成简陋的廉价旅社,把井水引向一个烧柴火的桑拿房。乔布斯在谷仓里装了电源,这样里面就可以做烧柴火的炉灶。

  对于“大一统农场”的客人来说,东方文明魅力难挡。他们举办禅修班,无休止地讨论禁止大麻和其他毒品,争辩最纯粹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牧场和菜园禁止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他们养蜜蜂,种植冬小麦,鼓吹有机农场的好处。他们把苹果榨成汁,晚上放在石头门廊里,就发酵成了苹果白兰地。

  乔布斯对饮食实验极度投入,有时候,他逼迫自己把吃下的东西吐出来。可是一个晚上,当他睡在厨房的餐桌下面,半夜却发现谁都可以进来偷吃冰箱里别人的食物。他对乌托邦的幻灭感再一次油然而生,最终决定投身物质世界,通过创造不朽的工具来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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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秀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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