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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战向村民宣传农村互助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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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战和他的伙伴宣传妇女贷款 |
自2004年高战在老家苏北农村发起农村试验互助基金，到目前基金会已经运转了7年。资金规模也从最初的7000元发展到了现在的300多万元，贷款户也达到了400多个。而互助基金的利润又无偿投入了农村公共事业。这已经宣告了高战的成功。
高战说，“以金融推动农村面貌的改变，以一笔贷款改变一个家庭，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改变了，这个社会也会悄悄的改变。”让农民自己的资金循环起来，以金融改变农村现状这是他更大的梦想。
前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评价他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在中国最虔诚的信徒和尤努斯事业最忠诚的实践者。
回到农村去
基金会并不是他的最初愿望，事情的发展最后也超过了他的预期。高战最初希望直接竞选老家的村主任，参与乡村事务的管理。
2003年，高战辞职回老家竞选村主任，而不只是单纯捐款修路灯的公益事务。“我当时做了一些农村的课题，觉得我更应该回到农村去。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是窑湾镇第一代大学生，又开了眼界，回来让村里人选我做村主任，直接改变农村面貌。”
高战说，“我对此有过很文艺的说法——这就是我的宿命，是满足自己对自己的需求”。不过，他最终只是被授予了名誉村主任的头衔，时至今日，高战还是不掩饰身份的尴尬，“我只是名誉的”，就这样，他还是开始了改变农村的行动，他相信这就跟最开始在泥泞的道路旁建路灯一样，村民们最终还是会接受并习惯它的。
在这一年里，他在陆口和桑庄两个自然村成立了窑湾农村发展协会（农会），在高战看来，农会承载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理想：第一，农民需要有政治上的代言人；二是农会要运转，公益事业要能延续，经济上要能自我造血，所以，要成立农民自己的银行——基金会。“我希望通过培育公共空间，唤起村民对村庄事务的关心”。
农会成立后，高战任会长，不过，农会为农民做政治代言的设想，他还是在农会成立时就规避了，“因为中国的现实”。他开始在村里推行医疗体检，让大家能够有病及时治，加上之前在村里修的路灯一直为公众免费照明的行为，高战逐渐获得了村民的信任。而为了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他还组织起村里会唱柳琴戏的人搭起了戏班。“这些事做了几年之后，村里面的精神面貌都有了改观，也能给村民一些温暖。”高战说。而这些事也是高战认为综合影响最大的。
但农会的空间仍然越走越窄，2007年便因无法召集会员举行理事会换届的选举，也就不了了之，而另一设想的产物基金会却延续至今。
建基金会初尝微金融
基金会的启动资金源自经济学家茅于轼2003年在南京的一次演讲酬劳。“当时茅老讲演结束后，我就跟他去跟他讲我做小额信贷的设想，他觉得我这个想法很好，当场就把7000块钱的演讲酬劳给我了，作为我的启动资金。”高战回忆说。
拿到钱的高战，开始考虑起基金会的具体运作方案来，但高战开始发现，茅于轼先生能够从“一次演讲、政府领导手里”直接拿到钱，投入到小额信贷中来，但他却不能，基金会的计划，就这样搁置下来了。
过了大约半年，高战接到了茅老的一封邮件，“高战，你村里的基金项目办起来没有？如果没有，请将钱还我。茅于轼上”，这封信让高战如坐针毡。做还是不做，是一个问题。为了不让茅老失望，高战最终决定建立基金会，边走边看。
在这封邮件的压力下，拿着茅老的7000元钱，高战自己又拿出了5000元钱，还调动了一些村里的资源，使得基金会在2004年元旦，正式开张。“他们（村民们）第一次从基金会贷到钱，都很高兴，尽管资金量很小。”高战说。就这样高战开始了他金融改变农村的试验。
基金会带来了农村面貌的改变，基金会的利润支撑起了村里的公益资金，如路灯、乡村戏剧、村民体检等都做起来了，“钱都是从这里面出”。这个基金会截止2011年8月，已经有800多户村民从这里贷到款，而资金规模也已经发展到了300多万元。但管理体制的问题，也困扰着高战，“那些信贷员只盯着大户，这和我们的初衷相违背，改变农村不是帮助大户。”高战说，最困难的时候，他曾想停掉基金会。
转型“妇女银行”
伴随着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孟加拉国“穷人银行”——格莱珉银行的模式在全球被广泛传播。高战也开始对这一模式逐渐熟悉。
到了2010年，农村发展协会转制为合作社，合作社的资金互助项目开始采用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模式运行。“这制度就像设计了一张渔网，留下的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这些人甚至都不是信用社的贷款对象，因为他们的金额太小，但却是我们的目标客户。”
高战说，“效仿格莱珉银行模式是个艰苦的过程，我们在苏北陆口村，就像尤努斯1976年在乔布拉村的情况那样，我们把自己置身于发展和学习过程中。我们的小额信贷坚持把农村妇女作为目标，因为贫穷的女性比男性更难获得金融服务，女性的收入对家庭幸福有更大的影响。”
这也是后来被报道的妇女银行的模式，高战解释说，这种模式是鼓励乡村妇女在同村找到5位有共同想法、经济条件类似、并乐于相互信任和有自信的人组成小组，每个小组自行选出一名组长和秘书，小组长负责小组的纪律。所有贷款业务均在小组会议上公开进行。妇女们每周聚会，这使她们的生活注入了新的要素：新的思想和知识，友谊骄傲，尊严和新的勇气。
采用新模式迄今，已经有17组妇女获得了贷款。
高战现在希望能把这个模式在更多的村里复制，“农村不是没有钱，而是钱都被银行抽走了。我希望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我将来在基金会里也没有股份，而是成立专门的队伍，负责基金会的运作，让基金会保持它的独立性和公益性。”高战这样说他未来的计划。（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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