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为乔布斯工作的人

　　中国：制造的困惑

　　在日本和韩国生产的精密零部件，源源不断地坐上飞机，飞往中国大陆，iPhone将在那里最后组装。中国生产着iPhone中可替代性较强的一些零部件，例如连接器、耳机、表面玻璃和包装盒。

　　最后组装iPhone的中国工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一位叫“markm49uk”的英国网友率先揭开了这一秘密，他从没想过，自己新买的iPhone里会有个中国女孩的亲切照片：这是一位脸蛋圆润、笑容可爱的中国女孩，身穿白色工作服、戴工作帽，趴在生产线上做出“V”型手势———工作服装上的粉红色条纹衬得她活泼可人。

　　激动的英国网友将中国iPhone打工妹的照片贴到互联网上，她的笑容只用了6天时间就火遍全球，全世界有多个专门为她建立的网站，任何关于“iPhonegirl”的消息都会第一时间在网站发布。网友们压抑不住好奇，发动了“人肉”搜索，揭开了“iPhonegirl”的身份。

　　这名女孩是富士康深圳观澜科技园C区3栋手机检测生产线上的一位员工。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女孩在枯燥的生产线上夜以继日地工作，才生产出了世界上最精密的iPhone手机，并运送到世界各地。

　　富士康解释说，这名女孩是手机检测车间的员工，可能在进行拍照手机检测后忘记了删除检测图片才导致事情发生。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这个女孩是多么渴望自己能拥有一部iPhone，但在中国的现实下，这显然是一种奢望。富士康普通工人月收入仅为2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一部iPhone 4手机最低售价也要5000元人民币，这是中国新富阶层的象征，不属于富士康的工人。

　　并不是每个工人都像iPhonegirl一样开心、快乐。2010年初，富士康有十多名员工先后跳楼自杀，成为轰动世界的“富士康跳楼事件”，直接引发了中国国内山呼海啸般对“血汗工厂”的指责，以及对“世界工厂”前途的反思。

　　在业内，苹果是一个出了名的难伺候的客户，这和乔布斯及负责设计的副总裁乔纳森•艾维酷爱尝试各种新潮材料的癖好密不可分。

　　乔布斯是一个迷恋新潮材料的CEO，他常常和艾维在实验室里为使用玻璃还是铝镁合金而争执不休。

　　1997年乔布斯回归苹果后，用半透明的彩色塑料做出了漂亮的Mac电脑。此后苹果又用光滑的钛板做出了Powerbook G4，两年后又用铝制材料对这款电脑进行了重新设计。

　　此后，iMac和iPod Nano等机型选用了有金属质感的电镀铝板，这种材料是将铝进行酸溶和电镀，使其表面氧化，苹果帮助其合作伙伴在中国建立了一家新工厂来生产这种材料。

　　乔布斯酷爱超薄的东西，苹果现任CEO蒂姆•库克曾经说过：“他（乔布斯）始终以纤薄为美。”因此，苹果总是要求其在中国的供应商拼命想办法使零部件变得更薄。一家正在帮助苹果开发iPhone零部件的厂商就曾向我抱怨，他们的芯片已经很难再薄了，苹果的要求很难满足。

　　在某种程度上，苹果公司对材料的极致追求往往使得中国工人疲于应付。2011年5月20日，富士康位于成都的生产iPad的车间发生爆炸，2名工人死亡，16名工人受伤——这在某种程度上和苹果对材料的苛刻关联深刻。

　　苹果酷爱使用银白色的铝美合金机壳，这种材料具有极佳手感且让产品看上去更加高档。但是生产这种材料对于中国工厂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iPad2所需要的铝镁合金重量达2公斤，生产中需要挖空90%的原料，最后真正用到的只有200克，这对加工工艺要求非常高——铝镁合金是高耗能的产业，涉及到资源回收、防止污染等，对加工厂是很大的挑战。成都工厂就在这种要求的生产工艺下发生了爆炸，使得富士康不得不下定决心提高机器人操作比例。

　　许多在中国生产的苹果零部件，同样是以牺牲中国工人的健康为代价的。

　　28岁的河南工人郭瑞强就是这样一位受害者，他所在的胜华科技是为苹果生产触摸屏的厂商，员工们需要穿着特制的带帽工作服进入无尘车间，佩戴口罩和手套进行生产。在昏黄的作业台灯下，员工们小心翼翼地擦拭触摸屏上的灰尘。

　　这是一个四周密闭，几乎不通风的车间，空气里充满怪异的味道。工人们在用塑料垂帘密闭的工作台上工作，任何一个操作失误都可能造成产品报废。

　　生产线上到处贴着苹果的标志，工人们的生活由苹果主宰着。每当有穿着黄色无尘衣的老外（黄色着装代表客户）进入车间时，管理人员会格外紧张。工人们知道，这是苹果的人来检查了。整个生产过程中，苹果的影响无处不在，他们管控着所有的工艺流程，以及订单情况。

　　郭瑞强的工作是在生产线上给触摸屏贴膜，“工作很辛苦，我们每天站在那里工作10个小时。贴膜需要把显示屏放到机台上，机台有一定高度，我们只有站着才能做。”

　　由于工厂要求工人们使用有毒物质“正己烷”擦拭iPhone的触摸屏，导致多名工人中毒，郭瑞强住了8个月医院，被鉴定为10级伤残。他每天的住院费用高达一千多元人民币，由公司负担。

　　郭瑞强和许多工人出院后继续回到工厂工作，但病痛经常复发。如今，郭担心自己娶不到老婆，年老之后会经常住院。现在他时常感到身体乏力，这种感觉很可能将伴随他一生。

　　郭瑞强告诉我，一点小的生产工艺流程改进，都需要征求苹果的同意。他举例说，为了保证机台的无尘效果，最初胜华科技用巨大的塑料垂帘将整个机台包裹起来，五六个工人在里面工作，感觉很闷。后来经过苹果同意，才将这些垂帘按照比例卷起来一点。

　　“每季度苹果都会派人到厂里来稽核，我认为使用了什么溶剂苹果肯定知道。”郭瑞强认为，是苹果公司对供应链的管理失职导致了自己和其他中国工人的悲剧。

　　来自苹果公司的订单为上百万中国工人创造了就业岗位，并为中国创造着可观的税收和GDP。由于苹果供应链往中国西部迁移，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的发展。

　　许多到过深圳的人会对富士康位于龙华的工厂记忆深刻——那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工厂，多达几十万中国工人在这里工作，为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国际消费电子厂商生产高质量的产品。

　　富士康的南门看上去像是一个高速公路收费站，有7条收费站模样的通道和穿制服的警卫。园区虽然单调而功利，但俨然是一个功能完备的城市，甚至有自己的消防队。

　　iPhone最终在这里被组装，然后坐上联邦快递的飞机发往美国阿拉斯加一座叫安克雷奇市(Anchorage)的小城，在那里中转后飞往加利福利亚洲奥克兰市，并被运往美国各地的苹果商店。

　　在那里，消费者排着长队把它们买走，相当一部分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iPhone又被走私回到了中国，他们成为中国新富阶层手中身份的象征，一如LV手提包或阿玛尼大衣。

　　这是一次“等级森严”的全球之旅，苹果公司主宰着一切，牢牢控制着品牌、设计和销售，日本和韩国的公司生产最值钱的零部件，而中国却要在苹果产业链中忍受低工资、污染和劳动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