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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藏品 |
核心提示：
11月12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一场备受关注的拍卖会开拍。此场拍卖会汇集中文古籍共165种，其中包括20余部明刻本，如陶潜撰《陶渊明集十卷》明嘉靖乙巳年刻本、韩愈撰《昌黎先生集四十卷》明东吴徐氏东雅堂刻本、柳宗元撰《柳河东集四十五卷》明嘉靖间郭云鹏济美堂刻本等，均为难得的收藏品。而这些藏品都曾经属于一个人季羡林。
季羡林，这位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学术大家，在生前除了做翻译、写散文，还有一种知者甚少的自我调节方式，那就是收藏。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就曾详细介绍过季羡林作为大收藏家的一面。
最早的藏品是“奖状”
季羡林最早的藏品本是奖品。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进入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以前，乐于钓鱼摸虾的季羡林学习成绩虽然也居上游，却称不上出类拔萃。但是，在山大附中，季羡林的作文无意中受到了国文老师王昆玉先生的表扬，这激发了少年学子的向学之心，结果，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95分，这在全校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是前清状元王寿彭，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季羡林。从此，季羡林先生才开始认真注意考试名次，不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连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这副对联和扇面，就是季羡林最早的藏品，一直保存，极受珍爱。有一段时间遍寻不得，当时以为，抗战期间，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济南家里的生活无比艰辛，这些藏品可能被拿去易粮糊口了。季羡林还托人到济南寻觅过，也杳无音讯。这还让素来豁达的季羡林很是叹息了一番。还好，终于有一天，王状元的墨宝从书深不知处冒了出来，老先生将它们挂在墙上，静静地欣赏了好一阵子。
真正的收藏自1949年开始
季羡林有意识地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那个时候，旧时豪门不是变卖藏品逃离大陆，就是摈弃旧物迎接新生。一时间，千年古都北京的街头小店随处可见字画文玩，至于琉璃厂，更是充斥着名家剧迹，而问津者却寥寥无几。季羡林曾说，从主观上讲，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些艺术瑰宝就此流散消亡，总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够抢救多少算多少。从客观上讲，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至少就经济状况而言，上世纪50年代的季羡林是属于高收入阶层的。他是为数很少的一级教授，月工资300多元，此外还有担任各种职务的津贴和不少的稿费，总收入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上世纪60年代以前，季羡林独自生活在北京，每个月给济南的师母、老祖寄去100元，这就可以过相当宽裕的生活了。一子一女进京读大学，他也是每人每月给15元。就个人生活而言，季羡林除了买书吃饭，再也没有什么大笔的开销。因此，他有相当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心愿。
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
当年收藏界的现实状况，以及季羡林所具备的独特条件，决定了他的收藏起点极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季羡林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其余的都不及相顾。白石老人作品的价格，在当时绝非像今天这样高不可及，其低，同样可以让今天的我们为之咂舌。季羡林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人民币，入藏的是五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季羡林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有些是完全超出常人想象的，比如，他藏有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偶一挂出，精彩流淌，满屋生辉，观者无不目瞪口呆，不敢发一词。
下限既然定在白石老人，也就由此生发出不少有趣的故事。10多年前，秘书李铮为季羡林整理书房，发现了用纸线绳草草扎着的一卷东西，打开一看，居然是两张高10余厘米、长100厘米以上的手卷，一张张大千，一张姚茫父！季羡林却茫然地说：“我不收藏齐白石以下的啊？”不一会儿，又想了起来：“当年字画业者度日维艰，我算是一个大主顾了，大概是我买得多，他们‘饶’给我的吧！”
季羡林学养深厚，自有鉴赏眼光。然而，在收藏的过程中，他总是心怀慈悲，很少还价。有一段时间，也是当年的规矩，经常有“跑街”的厂甸人往季羡林家里送字画，请他买下。季羡林照例香茶一杯，礼待来者。久而久之，不少“跑街”的也就和这位一级教授、大学者成了知心朋友。
如此这般，数量庞大的铭心绝品就进入了季羡林的收藏。苏东坡的《御书颂》就是其中之一。季羡林的收入大多化成了藏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收入极高的他居然了无储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仇英、董其昌、文征明、祝枝山、唐寅等的精品，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了季羡林的收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而且，其中颇多巨幅。
藏书曾到康生江青之手
季羡林的藏书数量巨大，就此而言，在北大应该是可以排第一的。但是，他似乎并不特别在意善本古籍的收集。或许，这乃是受了陈寅恪先生影响所致。众所周知，陈先生一般都使用通行版本，至少不完全以藏书家的标准来判断古籍的价值。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很多的廉价版本书，在今天也是动辄以万计价了。就季羡林的藏书而言，能够入傅增湘、张元济、徐森玉、郑振铎等先生法眼的名贵版本固然不多，但是，明清善本还是颇有一些的。季羡林藏书的特色在于域外出版的冷门学术经典。留德10年期间，季羡林节衣缩食，维持生活以外的多余的钱，几乎全部用来买书了。领域既然冷僻，这些书的印数自然也就很少，其中有不少种在国内是孤本。季羡林收藏生涯中的最大遗憾，也是和书有关的。“跑街”曾经给他送来一套宋版《资治通鉴》，索价甚昂。一时间，他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钱，于是就只能失之交臂。
在疯狂的“文革”岁月，季羡林的收藏自然也被抄没了，其中有些珍品还曾经入过康生、江青之手。然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季羡林的这些收藏并没有因此散失。“文革”以后，由于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同学、多年好友胡乔木的关心过问，基本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了先生。这不能不说是季羡林个人的幸事，同时，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大幸事。
生活简朴又为何收藏？
季羡林生活得简朴，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前几年，北大接受的一笔最大的捐赠，就来自季羡林。这笔捐赠有多大呢？仅仅是古字画就以百计！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俭用的钱，几乎都用于此。他简朴至此，为什么还有收藏一好？
中国文人自古就有收藏传统，从宋代的李清照夫妇开始，历代就不断涌现大收藏家。现当代的文人雅士中，且不说郑振铎、张伯驹这些重量级的专业收藏家，就是鲁迅、郭沫若、老舍、胡适、徐悲鸿、林语堂这些文化大师们也都有些爱好。不管是鲁迅喜欢碑帖，还是胡适集藏火花，或是林语堂痴迷烟斗，这都是兴之所至，是生活里的乐趣、做学问的余兴、更是精神品位的象征，投射到今天的人们眼中，就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的追思和回味了。
因为如今收藏在人们眼里，就等于是投资，是攒钱与赚钱的事儿：拍场上不断诞生的纪录，市场上不断飙升的价格，似乎都是一针针兴奋剂撩拨着人们的欲望，让人产生一种淘到宝就可以一夜暴富的幻想。似乎文化的价值是一场追逐财富的游戏，可以在市场中用价格的升降来衡量。对此，有人提出：文物收藏的拜金主义导向实际上亵渎了文物收藏的本意。
收藏没有钱是不能的，但对于文化，钱不是万能的。细想一下，收藏的本意是什么？那是对文化的尊重和热爱，而这些大师们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怀对文化的热爱超出金钱的概念，倾其所有，却不为自己占有，让文化的载体能够永流传。
（据《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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