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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状况得到中央重视:没有尊严 暂不仇富

2011年11月29日08:41
来源:南方日报
11月25日,湖南省新宁县飞仙桥乡戴家村65岁的邓大妈开始开园采摘脐橙。 新华社发
11月25日,湖南省新宁县飞仙桥乡戴家村65岁的邓大妈开始开园采摘脐橙。 新华社发

  昨日,我国首个《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京发布。该《报告》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根据调研成果撰写。调研范围涵盖了31个省、270个村庄,共获取了4794户农户的问卷信息。《报告》从农民出发,研究农民眼中的国家和社会以及农民的政治参与。这些调研报告都已呈送给了中央有关部门,还有不少报告为中央领导所批示。

  《报告》显示,农民对贫富差距感受颇深,但暂时鲜有仇富心理,对未来比较乐观;农民对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的国家大事不太关注,政治参与度有待提高;此外,农民的尊严感可能下降,乡镇干部有疏远群众的趋势。

  “中南海担忧听不到基层的、农民的声音,也担忧好的政策出不了中南海,落实不到基层和农民中去。该报告是为了把中南海和农民联系在一起,让中南海更多地听取到农民的声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说。

  关键词:尊严农民的尊严感或继续下滑

  在与有钱人、政府官员、医护等专业人员交往中,农民的尊严感很低。农民的社会地位有待继续提高

  2010年温家宝总理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之后,社会各界对“尊严”展开了热议。《报告》显示,农民的尊严感趋于一般水平,既不认为自己活得很有尊严,也不认为其尊严感程度低。其中,年长者的尊严感明显高于年轻人,收入较高者认为自己“活得有尊严”的比重高于收入较低者。过半的受访者认为农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比其他人低一等,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持消极态度,务工者和务农者持这一看法的比重更高。《报告》还指出,在与有钱人、政府官员、医护等专业人员交往中,农民的尊严感很低。农民的社会地位有待继续提高。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邓大才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年轻人逐渐成为农村的主力军,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步拉大、干群关系愈加疏远的影响下,农民的尊严感可能出现下滑势头。政府、社会要在保障农民尊严方面作出更大努力,特别是在提升农民社会地位、提高专业技能水平、转变人们对“农民”的看法等方面采取更多有益的举措,使其真正“活得有尊严”。

  由于基层干部是农村各项事业的中坚力量,对基层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农民对基层干部评价如何、对基层干部的工作是否满意都影响着党群关系和乡村治理。《报告》显示,农民对乡镇干部的知晓度远不如村干部,且对基层干部工作的满意度不高,对村干部和乡镇干部工作的满意率分别为57.8%和43.9%。农民对村干部的能力评价较低。村干部现有能力距离农民的期望仍有较大差距,村干部能力亟须大力提升。

  关键词:自治政治参与意识淡薄

  由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没有跟上,目前的村级选举有异化现象,选举成了某些人争权夺利的工具,贿选情况时有发生,村民自治有空壳化趋势

  《报告》显示,农民对国家大事选择性关注,对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国家大事最感兴趣,反之则不太关注;农民对乡镇的政治参与度最低,对村民选举参与度最高,政治参与度有待提高。

  徐勇表示,村委会选举是村级民主的起点,然而由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没有跟上,目前的村级选举有异化现象,选举成了某些人争权夺利的工具,贿选情况时有发生,村民自治有空壳化趋势。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制度要细化、程序化,要转换体制机制,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丰富民主形式,要在民主实践中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素质。重心则要放在民主管理上。

  此外,农民的政治参与还存在着八个方面的问题:政治知晓途径单一、政治参与意识淡薄、政治参与能力不足、区域的政治参与不平衡、低收入者参与度低、青年人政治参与度低、务工群体政治参与度低、女性政治参与度低。

  邓大才建议,从完善制度建设、发展农村经济、提高文化素质、加强信息建设、提升农民地位五个方面入手,从而促进并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民生、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等发展规划多处涉及“三农”问题。然而《报告》显示,农民对“十二五”规划的知晓度与了解度都处于较低的状态。仅有50.8%的受访者表示“听说过”,目前农民对国家“十二五”规划的知晓度与了解度都还较低,国家政策难以“入户”。

  关键词:信心对社会问题能正确对待

  对于新农村建设,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现在一些热点、焦点问题,农民都是能够比较正确地对待的

  然而从总体来看,农民对未来相对比较乐观。《报告》显示,农民对国家发展很有信心和比较有信心的比例之和达到89.7%;对建成法治社会表示很有信心和比较有信心的比例之和达到71.7%。

  《报告》指出,相对于对国家发展的信心而言,农民对法治社会的信心还比较低。这可能与法治社会的建设相对于国家发展更具体,与农民日常生活关系更紧密有关。对于建成法治社会的信心,农民往往基于基层法治的现状来作出评价,对现状的不满会降低对未来的预期;而对国家发展的预期,可能相对较为抽象,农民倾向于从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中来看未来。

  邓大才说,中国的主体是农村,中国人的主体是农民。长期以来,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放眼未来,农民的信心或许能够“左右”国家的走向。农民对未来的信心情况可能与其对国家政策等的了解有一定相关性。要加强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在农村的宣传力度,让农民更加了解国家的发展情况。

  邓大才说,农民的心态现在还是比较健康、比较理性的。对于农民来说,第一很实际,第二他们很理性,第三是农民的心态很健康,第四我觉得农民很感恩。对于新农村建设,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现在一些热点、焦点问题,农民都是能够比较正确地对待的。但是,这种健康理性心态是暂时的,如果今后贫富差距拉大、损害农民的权益等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可能这种健康理性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希望国家正确引导舆论,同时把最真实的一面,客观、科学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公布,让大家了解事实。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杨春

(责任编辑: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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