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电视——精英主义VS平民主义

　　谁的电视——精英主义VS平民主义

　　文|司徒朔 资深制片人

　　“其实，我们都觉得电视……”欲言又止的对方，去端面前的咖啡。笔者会心一笑答：“没文化。”这是2011年9月底的一次对话。笔者所面对的，是一位因为电视而声名鹊起的学者，而当天谈话的主题是他可能参加的一次电视活动策划方案。

　　电视一直有些尴尬，就像这次对话。根源是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彼此博弈。

　　功能之争

　　克里斯·安德森一定看了很多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然后还想到了这家电视机构，曾经在几十年前做过系列哲学家的访谈—风行一时的《思想者》，再然后，他断定这是一个最大的可能。在成为TED的新主人后，这位牛津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把自己的这个18分钟演讲的设计，连同“传播一切值得传播的思想”的梦想送到了BBC。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太知性”。作为一家以高品质电视节目著称的广播机构，又有独特体制优势，BBC依旧不能接受TED的理念。

　　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在《电视与社会乡村变迁》之中，锁定的是电视对于印度乡村影响的民族志调查。1959年，印度政府就启动了电视教育计划。德里附近的村庄成为第一批受惠者，他们看到如何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节目。而1975年，新的卫星电视教育实验，覆盖了6个邦的2400个村庄，成为第三世界的典范。可最终，功能设计位列教育和告知之后的娱乐，却逐渐占据了首位。

　　对于大众媒介的功能，有多种阐述。精英主义的视角，倾向高标准。教化作用，被一再强调。即便有“娱乐”价值，也必然是带有强烈的审美情趣的，所谓“寓教于乐”。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在晚清，“报馆，学堂和演讲”，就被梁启超等知识分子看作是知识启蒙的3件利器。

　　但大众媒体的属性，却又从一开始，就在与之对抗。在报刊刚刚勃兴的民国初期，就已然开始。早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在北大办新闻学研究会。担任干事职务的陈公博，就曾经对于媒体呈现的“娱乐化”和“低俗化”倾向大加鞭挞。而类似的文字，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屡见不鲜。

　　在今天，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张力，也在媒介之上不断地上演。报纸、期刊、网络和电视，莫不如此。而这其中，电视或许最为明显。在《为精英主义辩护》一书之中，作者《时代》周刊的编辑威廉·A·亨利写道：“在大众传播领域，老一代的优秀编辑和记者把新闻职业，无论是报刊还是广播，看做是教育和提高公民素质的神圣机会。现在他们已被一群厚颜无耻的随波逐流之徒取代。”“这种摈弃标准的做法在主要的广播公司里尤其明显。公司的头头们对我供认不讳……”新闻如此，影视娱乐节目就无需多言了。

　　问题在于，为何电视会更深地陷入这种挣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电视的强势媒体地位使然。至今为止，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媒介，拥有着如此的普及度。电视至今仍把持着几乎每个客厅—家庭内部最重要的公共空间。甚至于在农村—至今罕见书报的地方，家家户户也都拥有电视。以“两低一高”（低学历，低龄，高龄）为特征的受众，是每个电视节目都试图涵盖最大多数的目标人群。与所谓的精英不同，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当精英们关注一个精彩人物访谈的人性光芒时，他们的评判是：这个人不错；当精英们回味一个现场对话的思想火花时，他们关注的是：挺热闹。他们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喜好，与精英唯一一致的，似乎就是不喜欢“被教育”。

　　精英掌握话语和资源，而大众握有人数优势和市场力量。任何媒体都面对的这个矛盾，在电视身上格外凸显。因为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人数对比，从未如此悬殊。当市场的力量足够大，选择也就不言而喻。

　　电视娱乐化，本质是对大众取向的屈从。

　　娱乐化的异化

　　中国娱乐节目的起始，大多数人会追溯到90年代末《快乐大本营》的开办。这是国内第一档纯粹意义上的娱乐节目。但娱乐化，实则是从《东方时空》开始的。

　　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的早间晨曲奏响。这被看作是中国电视改革的标志。当天的节目编排是这样的：《东方之子》专访济南钢铁厂厂长马俊才；《东方时空金曲榜》是杨钰莹的《谁也不知道》；《焦点时刻》报道影星下海现象；《生活空间》是“夫妻关系大家谈”。

　　因为是“劳动节”，对于马俊才的专访，算作应景之作，可忽略。其它节目，已然能够看出“娱乐化”的倾向，即出于观众视角的定位。对此，当时的节目负责人，如今的央视副台长孙玉胜在其《10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中，有过很直接的描述：“始于1993年的电视新闻改革在理念上是从实验与电视观众新的‘说话方式’，也就是新的电视叙述方式开始的。比如叙述的态度应该是真诚和平和的；叙述的内容应该是观众关心和真实的；叙述的技巧应该是有过程和有悬念的；叙述的效果应该是具有真实性和吸引力的……”

　　其后，央视新闻评论部陆续诞生了《焦点访谈》、《实话实说》以及《新闻调查》等节目。《实话实说》最为人乐道的，是主持人崔永元的机智幽默，已然有娱乐的特质。至于《焦点访谈》等舆论监督节目，以今日视角看，也可做另外一番解读。默多克这个所有新闻人的梦魇，曾被总结出其三大法宝，也就是有名的3S（SEX, SPORTS,SCANDAL）。舆论监督节目，所唤起的某种程度上是对“丑闻”的消费。

　　毋庸置疑，是那个时代的电视，获得了一致的认可。除去“求新”的大的时代背景之外，实则还有一点，在于央视新闻评论部形成了一个“理想主义的高地”。体制的放松，让大批的优秀电视人汇聚于此。他们自身带来的强烈社会关怀，被贯穿到节目之中。因此你能够看出新的语态，新的视角之下，其实有“精英主义”的影子。比如打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口号的《百姓故事》，所秉持的实则是大历史下的小人物命运的理念。换言之，在电视节目制作中的“娱乐性”和“社会性”被有机结合起来。前者保证可看，后者保证可敬。

　　语态的变化，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变革。电视从“喉舌”到大众媒介的回归，来自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市场经济改革浪潮。就像《东方时空》第一期节目中的那些影星一样，电视台也下海了。当年30秒只2500元的广告费，开始水涨船高。收视率和广告之间的关联被紧紧扣牢；而在电视台内部，制片人制度也建立起来。这是一种类似“承包制”的内部运行体系。一个大的电视台，幕后是一个个的小单位，彼此竞争；更重要的是观众是上帝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

　　就此，“娱乐化”的潮流，无人能抵挡。而电视节目，那种社会性和娱乐性均衡的格局，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从而过渡到纯娱乐节目的出现。这应该被看作一种社会进步。试想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不能在电视上看到肆意的欢乐和眼泪，也许是更可怕的事情。实际上，笔者一直认为在对“语态”的改进上，娱乐节目的贡献，比之当年的《东方时空》，从力度、广度和深度上，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问题在于娱乐化的异化，电视的特殊媒介属性，更是注定了这种异化的趋势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