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迈入“微政治时代”

　　文|本刊记者| 石 勇 |特约记者|王世军

　　2012年1月1日，广电总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将正式实施。它将对中国的电视业产生深远影响。

　　用了几十年时间，中国电视，才刚刚走到真正成为一个复制、审视公共生活的公共媒介的拐点。而它到底向何处去，除了受制于其媒介特点、体制约束外，同样受制于中国政治社会的逻辑。

　　电视与现实的相互复制

　　如果没有以下两个大背景，显然一些电视节目虽然“过度娱乐和低俗”，但不会被认为没必要存在，或应该呆到它该呆的时间段。

　　一是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这个会议把“文化”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执政的政治认同来源来说，这是对30年来过度依赖经济发展来取得认同的调整，至少是一个姿态，因为后者所制造、积累的诸多矛盾已构成对政治认同本身的严峻挑战，而且，也在慢慢地耗尽其能力。

　　“文化”的多维度和多内涵使它既可以被视为一种产业，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关怀，也可以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凝聚力手段。它能够对很多东西构成辩护。而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和传统文化道德资源来代替一些经济发展在塑造政治认同上的功能，回应中国社会在结构和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正是重构政治认同的核心。

　　这也就意味着，很多被赋予“思想文化宣传”职能的机构必须服从于这一战略。尤其是对于影响力巨大，在宣传灌输上最容易成功的电视这种公共媒介来说，逻辑上要求它必须具有相应的内容，而且，其所有的内容，看起来不能冲淡“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宏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旨。

　　另一个背景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道德上、文化价值观上越来越陷入危机。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不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其性质也不是当年所说的“窗子开了，难免有蚊子飞进来”。危机是系统性的。

　　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当社会出现道德滑坡、文化紊乱的景象时，那一定与政治系统的问题直接相关。就当下来说，公权力在一些地方的滥用及其制造的社会不公，也的确是社会道德滑坡、文化价值系统紊乱的一个根源，毕竟，当权力的行使不能提供足够的道德基础时，无法引导或说服整个社会有道德；如果权力本身就汲汲于利益和享受，更不可能让大家变得高尚。

　　但情况当然远比这复杂。准确地说，一个社会在道德和文化价值观上的塑造，是所有人的一种合谋，一种主动被动的“公共选择”。其中，政治、经济、娱乐等具有形塑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社会机制相互传导，相互影响。

　　不过，在权力的本能反应中，一个可以被放大的视角是：道德滑坡和文化价值观紊乱的“公共选择”，是通过模仿、传染来实现的。这其中，除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媒体，尤其是最大众化的电视媒体，对于形塑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至关重要。

　　电视中，一个拜金女“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和现实中的拜金现象当然是相互复制，但由于电视的传播优势，以及它在价值观引导上处于一个类似于催眠师一样的“权威”位置，它还是可以被权力解读为：正因为很多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和低俗”，助长或引导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而这一点的背后，恰恰是娱乐类节目挤占了本来应该用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宏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地盘。

　　被打破的默契

　　娱乐当然是无法限制的。任何取消电视娱乐功能的企图一定会失败。电视虽然可以干很多事情，但往往就是用来娱乐和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无论是何种娱乐，也无论是何种意识形态，国家的，市场的，还是别的。

　　看电视并不需要思考。正是这一点，使电视遭到了很多文化精英的批判。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说法，电视并不是让人看见现实，而是看见幻象，并把幻象当成真实。而在一个人毫无批判地接受了这个幻象的时候，他把这个幻象所暗中携带的价值观念也一并接受过来了。电视改造了一个人对现实的感受和他的世界观。

　　无论电视对真实世界的何种景观进行了复制，它截取的永远只是真实世界的一个个片断，所有这些片断的编辑组合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存在于电视中的事实，或者说媒介事实。不幸的是，这些“事实”一旦刺激起了你的情绪、情感，你被催眠的大门就已经打开，它要你相信什么，模仿什么，你根本就无法抵抗。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但意识具有能动性，反过来能够改造“存在”。管理部门的同志们，对此当然都懂。

　　如果在中国，娱乐节目必须躲躲藏藏，那只能意味着，官方和媒体所形成的某种默契已经被打破。而背后，则是官民之间更大默契的打破。和当初暗中鼓励不同，官方显然已意在改变民众“非政治的、物欲的娱乐”局面。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过于政治化，强烈的“政治意识”一方面对稳定的集权式政治结构形成威胁，另一方面使很多人对经济发展无多大兴趣。改革开放后，这种对民众政治意识的塑造被坚决抛弃。

　　当“经济建设”成为“中心”时，必须要求民众的意识与之配套。其特点，就是民众少些“政治意识”，多些“经济意识”。而其逻辑延伸，就是专注于世俗物欲，对政治没有兴趣。一群政治淡漠的人，看起来当然不太可能对政治结构形成挑战。事实证明，这种状态对于“中国模式”的成功，功不可没。

　　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从人性的角度上，当然更愿意追逐利益，追求物欲的满足，原来表现出夸张的政治意识，其实也不过是物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补偿而已。因此一旦这种压抑被解除，追逐利益和物欲满足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了正当性。

　　官方与民间，达成了可贵的共识。以经济发展来作为政治认同的来源之一，也正是建立在这个默契的基础之上：只要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民众不对政治结构的改变提出什么可能不会被接受的要求。

　　但30年来，这个共识和默契，终于快走到了尽头。很简单，物欲的狂欢实在是欲壑难填，而且在社会结构的固化中，只会越来越造成更多人的失落感，而解决失落感的方式，一定是政治的。要控制其产生的风险，就必须遏制它的继续恶化。

　　而暗中鼓励民众专注于利益和物欲狂欢，采用的是“隔离法”，但这个世界却是一个由政治来决定利益分配的世界。对于政治认同来说，“隔离法”实在没有多大作用，远不如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吸引民众，更能让他们产生政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