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今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随后，中国人大网向社会征求到80953条意见。同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还通过座谈等方式听取了各方面意见。这些意见被采纳后形成了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据新华社电
删除“有碍侦查”，保嫌犯权益
草案一审稿：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后，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的原因和执行的处所，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人的家属。
草案二审稿：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草案二审稿增加：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监视居住人、被拘留人的家属。
[解读]在制度上杜绝了“秘密拘捕”
采取强制措施因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及时通知家属也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保障的重要一环。所以立法务求谨慎。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认为，一审草案规定可不通知家属的两种情形是，“无法通知”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比起以前的“无法通知”和“有碍侦查”，增加了严格的限定，应当是一种进步。
征求意见过程中，有的部门提出，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规定容易被滥用，成为侦查机关不通知家属的借口，因此应当慎重规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以及“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几种情形，均可以成为对当事人实施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后，不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的理由。
有的部门、地方、单位建议规定一律通知家属，删去不通知的除外规定，或删去有碍侦查的情形，或规定不通知家属的，应经省级或地市级以上侦查机关批准。上海市律师协会建议增加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及时通知”。
广州大学法学院刑事诉讼法教授李明说，草案一审稿的规定因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秘密失踪”而被学界和广大网民所诟病，二审修正案草案将其取消，是对民意的一种回应。虽然犯罪嫌疑人“秘密失踪”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并不会因此规定而杜绝，但至少从制度上存在的这种可能予以解决了，也没有比以前的规定更为恶化，因此，它依然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博士生导师樊崇义称，现行的刑诉法规定有漏洞，“什么是有碍侦查？往往是侦查机关自己做解释。”
樊崇义称，草案中，将“有碍侦查的情形”删除，是最大的亮点。规定除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必须通知家属。这样就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无法通知”一般只指犯罪嫌疑人不能或者不愿提供正确清楚的电话或者地址。
对追究辩护人伪证罪进行程序限制
草案一审稿：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草案二审稿增加：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解读]二审稿保障了律师的执业权益
樊崇义解释，该条款最大的亮点是“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这十几个字，意思是如果辩护律师在为当事人做辩护的过程中涉嫌伪证罪了，要将律师拘留审查，那么不能由原来承办当事人案件的侦查机关来办，而要由别的侦查机关来办。
樊崇义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避免执业报复。有的律师在辩护时会指出侦查机关对当事人实施了刑讯逼供，那么侦查机关为了报复律师，就可能找个伪证罪的理由把律师抓起来。草案如此规定可以很好地保障律师的执业权益。
二是符合回避原则。如果由原来的侦查机关来承办律师伪证罪案件，律师难免不服气，也不符合我国法律基本的回避原则。改由另外的侦查机关来承办，就可以更公平公正。
樊崇义教授认为，这是“上诉不加刑”的表现，和原来的规定是一样的，是为了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不能因为被告人上诉，而给予高于一审判决结果的更重的刑罚。
严禁通过威胁、引诱、欺骗方法收集证据
草案一审稿：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草案二审稿：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解读]一审稿过于笼统，二审稿重新明确
刑讯逼供为代表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方式，被人们深恶痛绝。
有的常委会委员、地方和单位提出，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实践中存在以威胁、引诱、欺骗方法收集证据的个别情况，还是在该条中对这些情形明确列举为好。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振伟说，严禁侦查人员用非法方式收集证据，用非法方式收集证据的方式不但有威胁强迫，还有欺骗、引诱等，建议对“欺骗、引诱”等非法方式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金硕仁认为，修正案草案一审稿中删去了“以威胁、引诱、欺骗”这些非法取证的具体手段，显得规定过于笼统，缺少对侦查人员滥用侦查权的针对性限定。逼供、威胁、引诱是存在的，而且有些行为还很明显，甚至很严重。建议继续保留原有的“以威胁、引诱、欺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威胁、利诱、欺骗获得的证言是否要排除，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威逼、利诱、欺骗达到了严重的程度，严重侵犯了公民基本权益，严重妨害了司法公正是应该排除的。
进一步限定律师经许可后会见嫌犯的案件范围
草案一审稿：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
草案二审稿：将“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修改为“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
[解读] 一审稿规定的范围不明确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辩护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
有的部门、地方、单位和社会公众提出，考虑到维护国家、社会公众安全和打击犯罪的实际需要，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是必要的。
全国律协建议删去“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有的部门建议删去“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共同犯罪”。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说，“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范围不够明确，应当进一步限定。所以，草案二审稿中将“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修改为“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
避免变相“上诉加刑”
现行刑诉法：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草案二审稿增加：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解读] 实践中存在“上诉加刑”情况
“上诉不加刑”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现行刑诉法明确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邹萍指出，实践中存在通过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由下级人民法院在重审过程中加刑，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情况。法学专家建议，立法应当对法院发回重审案件不得加重刑罚作出规定，避免变相“上诉加刑”，从而完善审判程序。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采纳了意见。
[其他变化]
草案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可以取保候审。对于符合逮捕条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的，可以监视居住。
草案删去了对鉴定人出庭作证适用强制到庭和拘留处罚的规定，将鉴定人纳入保护范围，规定对于一些严重犯罪案件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可根据案件需要采取保护措施。
草案对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范围作适当调整。调整后外国人犯罪的一审刑事案件拟不再全部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草案增加规定：侦查人员可以在现场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同时规定：对于在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讯问笔录中注明。
草案还将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列入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查询、冻结的财产范围。草案增加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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