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的发生逻辑

　　　　本刊记者 石 勇

　　20年来，在官方和民间叙事中，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始终是一个伟人、一个民族英雄在关键时刻出手拯救中国的动人故事。确实， 当中国从1978年出发，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行走时，始终面临着往回走的牵制，一直到“南方谈话”开始，才历史性地不再回头。

　　从1978年出发

　　德国学者罗伯特·库尔茨对苏联曾经有一个评价，“东方当初从一开始就不是另一个历史选择，而只是西方本身的一个更为粗糙和脆弱的，而且是半途而废的版本而已。”

　　这个版本在1991年终于彻底走到了尽头，不得不努力向西方那个高级版本的低级形态回归。

　　在1978年的时候，库尔茨的声音还没有出现。而在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因为过多地照搬苏联模式，加上“文革”的折腾，社会经济结构已然陷于危机。它反过来质疑了“体制”一再宣称的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的优越性。

　　另外，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蔚为风潮的左派运动已经消退，世界开始“向右转”。而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则借助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国际分工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迅速在经济上崛起，映衬出“阶级斗争”的荒诞。

　　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把中共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议，其实就是在执政的焦虑下，对“社会主义”原有版本的一种重新设计调整。其思路是“改革开放”。政治上，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被界定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并频频言说。

　　就是说，至少是在1978年，中共就力图在苏联版本的“社会主义”这一现代性方案和西方版本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立案之外开辟一条以发展经济来自我拯救的道路。这条道路当然不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那种欧洲语境中的“第三条道路”，在世界上它还没有人摸索过并给出答案。邓小平形象地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

　　1977年，邓小平复出，很快进入中共权力核心和决策中心。他对中共和中国面临的情势以及民众的愿望，当然非常清楚。在“革命”的理想已显虚妄，人们厌倦了各种意识形态斗争、广场政治而力图回归世俗生活时，社会主义体制增强吸引力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让民众能够生存得更好，在国家层面完成从百年前就开始的中国“现代化”未竟事业。而这，用意识形态的自我言说来自我证明已经不合时宜了。

　　正是在这一点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战略，是在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的一次超越。改革开放在“政治正确”上如何，直接关系到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集体领导核心的权威。

　　不过，传统意识形态当仁不让地占据着政治合法性解释权的制高点。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改革开放仍然只有通过对民意基础的获得和取得的成绩，才能够把话语和实践转化为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

　　所以，尽管在几乎是全民要求改变的情况下，改革的成本非常之低，而收益肯定相当巨大，但它或者有政治上的风险，或者设置了政治上的禁区，决定了突破传统体制的艰难。

　　20世纪80年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临。

　　80年代的改革景观

　　最先迈开步子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是无数为生存而挣扎的农民。

　　1978年，安徽小岗村自发地“包产到户”。随之，在全国形成风潮。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快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应该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到1983年，农村改革终于获得国家层面的制度性承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确立，并迅速瓦解了毛泽东时代的公社制度。

　　有资料表明，从1978年到1984年，中国这几年的农业增长率是1949年以后最快的时期，年均达6.05%。不仅如此，由于在户籍制度之下对社会流动的限制，在改革中释放出来的农村的活力和资源，催生出了一批乡镇企业。在城乡隔离制度尚未破除的情况下，农民的这一创举被界定为“离土不离乡”。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改革主战场转移到城市，农村通过释放被压抑活力而一度获得的光环迅速暗淡。

　　按照事后的理解，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农村和城市同时推行，分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这种表述其实具有误导性。农村改革，包括乡镇企业的崛起，几乎是在传统体制中利益严重受损的农民自发的产物，官方并没有提供多少资源，而且，城市仍然对农村保持着流动性的限制。官方要做的，只是在形成了农村能够得到稳定发展，并且，还能够提供给城市廉价的剩余产品的预期下，对它进行合法化而已。

　　这一点，决定了虽然80年代农村的改革发展结束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体制，但是，它和政治结构、城市的社会结构仍然是脱节的。1985年以后，农村的发展，包括乡镇企业就开始走下坡路。1992年大范围放开社会流动以后，它储备的无数廉价劳动力，更是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一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

　　和农村不一样，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一开始就是官方主导。国企的低效使权力中心感觉到它无法再按旧体制运转下去。但改革国企会遇到两个挑战：一是可能会把很多人从一个既定的利益结构里剥离，而这些人恰恰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二是涉及“产权”，它正是意识形态敏感的一个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国企改革只能设定关键词：增效而不涉及产权和工人下岗。它和1992年以后的改革有天壤之别。

　　国企改革在80年代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可谓步步为营。第一步从1979年到1984年，政府对企业“放权让利”，唤醒企业去追逐经济效益。第二步在1984年到1986年之间，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允许企业搞“多种经营”，计划经济的壁垒开始松动。第三步重建企业经营机制，主要是搞承包制，并且得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概念的庇护。

　　就80年代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而言，改革开放让整个社会都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是从“增量”中受益，“存量”并没有受到多少触动。也因此，80年代的改革，并没有像1992年以后那样深刻地重塑社会阶层，社会结构还是和传统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此后的历史相反，是思想观念，而不是利益结构，决定了80年代的改革，以及中国社会的走向。

　　但改革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它通过不断地在现实中演绎，提出了这一命题：只有继续改革，才能摆脱传统体制的困境。从而，改革在“政治正确”上就可以自我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