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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反思资本主义的背景下，马克思著作在一些西方国家受追捧。图为2008年10月17日，两名顾客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卡尔·马克思书店”选购书籍。本报记者 罗欢欢/摄 |
接踵而至的两次危机把各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却并未能有某个包治百病的新模式脱颖而出。这一次，资本主义制度遇到了自诞生以来的最大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陶短房 本报记者梁嘉文发自温哥华、北京
1月29日，在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召开的第41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闭幕。年会上，默克尔、卡梅伦、德拉吉等近10位欧洲国家和主要机构的领导人纷纷做了主题发言，尽管他们的发言都表达了恢复欧洲经济活力的信心，并发誓要团结一致应对危机，但难以否认，焦虑情绪一直弥漫整个会场。
参与报道的《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实哲也从达沃斯现场发回报道说，如果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和贫困问题被搁置不管，那么市场经济和民主主义的基础就可能崩溃。“发达国家无法走出危机并逐渐失去威信，而新的秩序和模式却远未浮出水面。”
自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且迟迟找不到答案以来，西方主流政商学界四处弥漫着悲观情绪。1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的一篇文章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进入第四个痛苦的年头，几乎所有能为衰退承担罪责的人都没能幸免。这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灾难爆发后，诋毁贬损之声不绝于耳。鉴于今年很可能又是惨淡的一年，而且缺少现成的解决办法，所以大家瞄准了一个新目标：资本主义本身。
资本主义曾是西方一些理论家坚信的“绝对真理”，但如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怀疑。
资本主义不再适合当今世界？
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理念认为，政府不应该管过多的事，而应该让市场的杠杆来调节一切，不论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还是就业问题，最终都会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一切归于平衡。
正如一些欧美学者所指出的，当“跑马圈地”式的“蒸汽机式”资本主义走入瓶颈，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并通过“罗斯福新政”挽狂澜于既倒；当战后“老欧洲”百废待兴、劳资矛盾让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仿佛变得不可调节之际，福利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并迅速风靡世界，“欧盟模式”更一度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当福利国家效率低下的弊端逐渐凸显，低福利、高效率，崇尚竞争和个人奋斗，主张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的美国式市场资本主义重又魅力凸显，并成为福利国家竞相效仿的改革“标本”……一次又一次的资本主义“自我修复”让许多人自信地以为，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是如此旺盛，即便出现什么问题，它也会自行找到应对之策，从山重水复变作柳暗花明。
然而，随着2008年以来的接连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欧美许多人开始意识到，在全球经济相互关联、金融杠杆无所不在的今天，市场调节的结果，往往是趋利，而非趋向公平，这种愈演愈烈的社会不平等非但阻碍了社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往往造成“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更多不平衡。经济、就业和社会问题的压力，迫使许多人开始认真思考一个此前他们很少考虑、而如今却不得不正视的问题：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吗？
《时代》周刊1月19日的文章认为，“由于就业岗位仍然稀缺，欧美中产阶级家庭的福利吃紧，按照目前的运转方式，资本主义显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所有人创造经济机遇和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在学校里学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奖励勤劳者和能人的精英模式。然而，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往往都是有背景和有特权的人。”
这篇题为“如何拯救资本主义”的文章出自《时代》资深记者迈克尔·舒曼之手，文章中他引述专家查克·科林斯的话说，应该呼吁实施税改，增加向最富有的人征税，阻止他们钻避税天堂的空子；实施新的企业规定，加强劳工和社团对公司管理的影响力；限制大企业向政界人士捐款和展开游说的能力。科林斯认为，“如果不能对财富和权力加以制约，资本主义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不平等”。
《德国金融时报》1月25日则刊登该报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的一篇专访，克劳斯·施瓦布直截了当地认为，“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他说， 我们今天生活在网络化的世界里，固有的权力架构不再适用。因此只谈“精英”将问题过于简单化。基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权力中心在许多层面上转移了许多新角色涌现，全球经济相互交织，透明度增加了，发表观点和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政治家不称职，普罗大众也是一样因为允许金融体系恣意妄为，没有及时制定规则来避免西方制度腐败变质。
与达沃斯论坛唱对台戏的世界社会论坛，则聚集了全球数万民反资本主义人士。该论坛每年与达沃斯经济论坛同期举行，今年在巴西召开的论坛吸引了西班牙“愤怒”运动和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组织的成员。论坛协调员坎迪多·格日博夫斯基说：“本论坛的成立目的，就是要挑战在达沃斯开会的那些新自由主义者的傲慢。我们曾明确表示，我们想要另一个世界。现在，我们必须铺设道路其他可供选择的道路。”
资本主义将“改头换面”
在不少于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时，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则站出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他认为，当下人们所普遍批判的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贪婪”和“贪欲”，并非资本主义的特征，而是人的天性使然，它们影响着一切经济体制。人们对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担忧是合理的，但只不过它所反映的是全球化和创新，而非缘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1月25日，格林斯潘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警告，“胡乱干预市场者，后果自负”。而法国《论坛报》1月10日则刊出署名哈罗德·詹姆斯的文章《理想的发展之路在哪里》。文章指出，雷曼兄弟的破产和美国金融危机，让华尔街风格浓厚的美式资本主义被拉下神坛，低福利、高效率，崇尚竞争和个人奋斗，主张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的美国式市场资本主义，最终释放出无人能驾驭的“次贷”猛兽，欧洲人当时幸灾乐祸地认为，他们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即理想的资本主义模式，应该是欧洲的福利资本主义，而非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然而，接踵而至的欧洲债务危机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时代》周刊记者迈克尔·舒曼说，无论这些争论的后果如何，“大衰退”后的资本主义都将改头换面。从洛杉矶到伦敦，再到雅典，公众爆发的不满情绪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不过，他认为，无论变革的呼声多么响亮，资本主义都不会消失。全世界政界人士、经济学家、银行业者和企业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改革资本主义，加强其实现增长的能力，解救受压迫者，同时减少全球化和贪婪行为的负面作用。
在达沃斯论坛上，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也认为，当务之急是重建资本主义。鲁比尼教授指出，如果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那么可能出现类似上世纪30年代排外主义抬头、民主主义体制部分崩溃的情形。美国副财长莱尔·布雷纳德在肯定资本主义本身并不是问题的基础上强调，增加对富裕阶层征税，力争实现公正、均衡的经济增长。
西方反思资本主义不是新鲜事
自诞生至今，资本主义已经历过多次严重危机，甚至一次次被宣判“死缓”，不论是1929-1933的大萧条，还是1973年因“石油战争”而引发的战后最大经济危机，其结果都曾导致类似的“资本主义命运大讨论”，和反资本主义声浪的大踊跃。1936年前后，许多左翼政府或联合政府在“老欧洲”出现，而1973年之后同样出现了左翼政党在工业化国家的大兴起、大组阁。
其实，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早在资本主义尚处于初生的圈地阶段便已开始了。
18-19世纪英国对“羊吃人”资本积累的反思，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兴起，都可算作最早的资本主义制度检讨，他们所给出的答案，往往是“复古”的回到资本主义前的“美好世界”，一如早期资本主义之假托希腊、罗马复兴。而19世纪中叶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又一次深入反思，这种反思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曾一度成为一些国家和相当多追随者心目中理想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模式”。
一战后资本主义一度进入繁盛期，上世纪20-30年代，国际共运陷入低潮，而资本主义世界则一片兴旺。但这种花团锦簇般的局面随着1929-1933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经济危机而烟消云散，瘟疫般的大萧条、大衰退，令“新旧世界”的许多人陷入对资本主义模式的怀疑、思辨和对救时“药方”的探索中。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在冷战的阴影下继续反思，上世纪60-70年代，福利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继续在欧洲得到大发展，并成为欧洲主流政治的一部分，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工团运动和对资本主义的怀疑达到顶峰，此后则逐渐退潮，但福利国家等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元素，却被多数工业化国家所吸收，一些国家号称“消灭了无产阶级”，贫富差距的缩小和社会公平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矛盾。
而在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起，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异军突起，对凯恩斯主义构成巨大挑战，这一学派主张政府通过控制货币发行增长率对经济实施见解调节，除此之外政府不应对经济活动有任何直接干预，一切由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美国通过所谓“美国梦”鼓励个人奋斗和个人成功，崇尚自由市场经济和“小政府”，这种迥异于欧陆资本主义模式的“新模式”随着美国在冷战的获胜，一度成为神话般的存在。
资本主义这次是真遇上了麻烦
然而，这种“神话”随着上世纪末金融危机对东南亚、日本和拉美的冲击开始受到置疑，并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遭到更严厉的批评和更深刻的反思。如果说，此前针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批判，主要局限在知识阶层和政治家层面，如今则已蔓延到商界和金融界，本届达沃斯论坛上各方激辩“资本主义是否遭遇危机”本身，就说明了这点。
正如法国学者哈罗德·詹姆斯所言，如今的情况是美国式市场资本主义被拉下神坛，欧洲福利资本主义也因债务危机而难以为继，人们或多或少地承认，现有的资本主义模式已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危机是现实存在的，但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的欧美知识界，已无人敢像以往那样，拿出一个崭新的方案，并信誓旦旦地告诉人们，这个方案是最佳方案。
接踵而至的两次危机把各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却并未能有某个包治百病的新模式脱颖而出，足垂典范。在不少思想家看来，既然暂时没有灵丹妙药，各国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慢慢摸索适合自己的经济模式，而不应执着于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概念和框架。
有专家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资本主义模式未必是多么好的模式，但事实表明，在目前成型的可选经济模式中，它是比较成熟的模式之一，在全球化的今天，不论是否纯粹的、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市场上通行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游戏规则”，且不说抛弃这一切重起炉灶，意味着多少风险和付出，即便人们抱定决心壮士断腕，足以替代这套现行规则的“新炉灶”又在哪儿？
西方世界重温“马克思主义”
在西方的精英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苏”的迹象，金融资本体制引发的危机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新的现实意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洋、崇珅发自柏林、北京
当西方世界将自家“工具箱”翻个底朝天都无计可施时，有声音似乎不经意地提起了“马克思主义”。在冷战东西对峙时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充满意识形态的字眼，更是抵在西方腰椎上一柄“匕首”，因此，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一度局限于非主流学术圈和左翼团体内讨论。
但经济危机显然令这有了改变。在德国、美国以及韩国，马克思的著作开始变得热销，大学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程变得受欢迎。
民众打出“读读马克思！”标语
发生在马克思家乡德国的情况，或许更具意义。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德国凭借开放的市场、稳步发展的经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一度很少有人提及马克思。在不少德国人看来，马克思仅是一名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但是，继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后，不少德国民众也纷纷走上街头，打出“占领法兰克福”等旗号，公开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是那99%的大众”、“读读马克思吧！”等标语甚是惹眼。
去年10月，52岁的示威者梅希特希尔德·扎克斯勒在法兰克福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随着医院等公共机构的私有化，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对资本主义的不满。32岁的电脑工程师马蒂亚斯更是直呼“政府不应被金融市场所绑架”。
德国“马克思夜校”是由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班，定期邀请一些社会学家等相关人士向听课者传授马克思主义理念。埃森“马克思夜校”2006年成立，组织者贝亚特·兰德费尔德说，由于很多德国人在学校中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她希望开办夜校让更多的人了解马克思。
兰德费尔德坦言，在德国，像她一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多，“或许只有几万人”，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正逐渐增长，马克思夜校的开课地点也在不断增多”。
“充斥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绝不是一个好的体系，”兰德费尔德说。
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马克思的手稿就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近年来，位于德国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也颇受人们关注，吸引全球游客前来了解马克思的生平、著作及影响。
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在该馆留言簿上，两个月内就有来自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访客留言。尽管博物馆去年因维修闭馆5周，但2011年的展览及相关活动仍吸引近3.8万人参加。
据悉，马克思博物馆还将于今年5月初举办“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对了？”等研讨活动，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带来新的现实意义
德国知名汉学家赫尔穆特·彼得斯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原民主德国，通过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那里的人们会或多或少产生一种与联邦德国民众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但两德统一后，这种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减弱了。不过，当资本主义面临危机时，德国社会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统治阶层中善于思考的人也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求助于马克思主义。
德国国际政治分析师米夏埃尔·道德尔施代特认为，在德国的知识分子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苏”的迹象。按照他的说法，“金融资本体制引发的危机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新的现实意义，”也正因如此，一些马克思相关书籍和研讨会愈发受到人们关注。
德国的“马克思热”不是孤立现象。
据韩国《朝鲜日报》网站上月报道说，在看不到尽头的经济萧条和国际金融危机中，马克思再次在韩国受到关注。面向一般大众的专题讲座中出现马克思的《资本论》讲座，书店也陆续推出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入门书，比如，从《猴子也能读懂的资本论》、《马克思使用说明书》到近期的《青年们，读马克思吧》等书籍，深受2 0多岁年轻人的欢迎。其中的《青年们，读马克思吧》是由两位日本教授以互通信件的形式撰写，在日本十分畅销，目前已经销售3 0万本。
而最近一期的《经济学家》杂志将列宁做为封面，1月31日的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刊发文章的标题则极具冲击力“下一个马克思”，文章引述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说，“我们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他可以拿出对现有经济正统观念的尖锐批评意见和变革计划，从而使左派和右派同样大吃一惊。”
福山笔下的这个马克思“不会发表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宣言。相反，新方案将把经济学和环保主义融合在一起，从根本上改变这两个学科的方向。马克思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现代版的马克思将开创行星经济学。”
美国知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因《历史的终结》一书而声名大噪，该书宣称意识形态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理念，西方政治制度取得永久性胜利。但如今，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开始将目光投向资本主义之外的社会制度，这一事实证明：历史并未就此终结。
有德国媒体评论说，正如当年西方社会几乎没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一样，现在也不会有人相信资本主义才是历史的终结。而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确在期待，“如果下一位马克思正在某个地方奋笔疾书，未来可能会出现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
西方还是想“改良”资本主义
然而，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清资本主义的弊端，并借助马克思主义寻找答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彻底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心或条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资本主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德国等西方国家青睐的社会制度。
达沃斯论坛上，虽然“资本主义大辩论”吸引诸多舆论目光，但在辩论中，政界、经济界人士并没有提出一个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而是商讨如何“改良”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
德国国际政治分析师道德尔施代特告诉记者，政客以及社会受控于资本市场的现状激发了人们反对资本主义的热情，但资本主义今后还会在全球经济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德国知名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也曾指出，为化解当前的危机，人们需要寻找一条务实的道路，采取相对的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国家、社会保障相结合的方式，“改良”资本主义，进而走出危机。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胡乐明告诉本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出现过兴旺发展的局面，并出现了很多流派。例如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资本生态马克思主义等。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苏东剧变让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入低谷。进入21世纪，西方马克西主义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一些理论、流派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关注。
在胡乐明看来，马克思主义出现热潮的背景，都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危机，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活跃，主要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二战后一段高速发展时期，出现很多矛盾与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如凯恩斯主义，面临危机；21世纪后，尽管出现了苏东危机，但人们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依然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受学者重视，特别是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人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对于德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出现马克思热的情况，胡乐明研究员认为，一方面是世界金融危机后，西方在寻找各种解决危机的方法，重提马克思主义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现象；另一方面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有关。在德国、瑞典等国家，社会民主党具有一定席位，并在政界产生一定影响。该党派虽然被划归为改良资本主义派别，但实际上社会民主党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党派，该党提倡的社会民主理论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因此，这些国家政界重读《资本论》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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