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开透明中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来源：法治周末 特约评论员 徐 昕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连续十年发布“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全面总结年度法治状况，既肯定成就，也分析不足，并预测未来。“记录法治进程，助推法治建设”，“法治蓝皮书”对于把握中国法治发展状况具有重要价值，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法治发展报告》强调“法治国情调研”，引入实证研究方法，围绕法治建设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力图探索一套国情调研的机制。去年国情调研的主要成果包括两个透明度报告———《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2011)》和《中国司法透明度年度报告(2011)》。

　　前者以59个国务院部门、26个省级行政单位和43个较大市为观察对象，测评其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情况。报告显示：7成省政府透明度不及格；信息公开申请数量大幅攀升，但受限制的情况改观不大。

　　对于司法透明度问题，报告披露：司法透明受到法院重视，网站正在成为法院公开信息的重要平台，但法院网站建设落后于政府网站；法院在线服务功能逐步建立；利用新媒体庭审直播方兴未艾；裁判文书上网工作落实较好；曝光“老赖”力度仍显不足。报告对司法透明度进行测评，海南高院、深圳中院靠前。

　　“法治蓝皮书”对公开透明的着力，抓住了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若能真正实现，公开透明甚至有可能引发一种根本性变化，从而有助于解决当下中国面临的腐败、公信等严峻挑战。但现实远不如蓝皮书所表达得那么乐观，政府和司法的透明度仍严重不足。

　　长期以来，公开透明不断被强调并自上而下推进。为什么是透明，而非审判独立或其他改革？除保障执政的合法性、回应民众需求、社会危机管理、缓解内外压力等原因外，更因为公开透明是一种成本最低、最容易操作、最容易获得表面效果且负影响最小的选择。

　　尽管问题多多，但政府和司法的透明度并非没有进步，只是透明度明显落后于公众的需求。这种进步是一种“被挤压的进步”，可从知情权、社会结构和技术推动三大变量来理解。

　　首先，民众对知情权的要求越来越高，形成自下而上的强大需求。其次，从社会结构看，当下社会存在公民权利不受尊重的现象，需适当的疏解渠道，而要求公开透明是最基本也是最容易实现的。最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时代特别是微博时代的到来，公开透明的需求被急剧放大，同时管制者难以像以往那样实施严格的信息控制。

　　如何进一步提升透明度？以司法透明度为例，“法治蓝皮书”主张，司法透明虽有宪法和诉讼法依据，但操作性依据欠缺。当前主要依靠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内部文件，随意性强，系统性差，故推动司法透明须加快立法，明确法院在公开方面的义务、责任以及公众的权利。

　　司法公开是近年来司法改革的亮点之一，从庭审公开扩展到全方位的司法公开，从过程公开为主到过程与结果公开相结合，从权力实施转向作为诉讼权利和民主权利保障的司法公开。

　　2008年年底启动的新一轮司法改革将“司法公开各项制度进一步健全”作为60项改革任务之一；人民法院三个五年改革纲要要求加强司法公开建设。《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等规则出台；《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明确要求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必须依法、及时和全面公开，并试图建立过问案件登记、说情干扰警示、监督情况通报等制度。问题在于，这些规则如何能够付诸实施。

　　由中国社科院主导的“法治蓝皮书”，在过去的十年中不断完善。但美中不足的是，该“蓝皮书”整体上定位于官方报告，主谈成就，略提不足，批评性、反思性、独立性和理论性皆有不足。同时，由于规模宏大，团队作战，过多学者参与撰写，报告的文风不够统一，质量难免参差不齐。但瑕不掩瑜，相信这一系列的“法治蓝皮书”会越来越好，不仅提供中国法治发展的年度总结，更透过反思和倡导，推动法治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