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一项进展10年的国家政策，正改变着农村孩子、家庭和乡村，进而影响中国。
本刊记者/陈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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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岔小学，首都师范大学的支教志愿者在教学生读书。摄影/ 韦亮
1988年，美国华侨杨贵平第一次来到贵州农村，当地一些苗民虽然贫困到和耕牛同住一屋，却自豪地对她说，他们虽然穷，但是有苗歌苗舞，要共同建设家乡。
然而当她最近一次去那里，留在村寨里的老年人向她抱怨，因为穷，他们什么也做不了，穷得完全没有希望。
在杨贵平看来，这个失去希望的村寨，正是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无数乡村的缩影：学校被撤，年轻人流失，村庄加速死亡。作为一名美国高中教师、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的创始人，她得以认真审视已进展10年、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教育的一项国家政策：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
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
尽管教育部一再强调，合并需适当，方便学生就近入学，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然而，要以怎样的标准撤并学校，各地执行标准并不统一。为便于管理采取一刀切政策，有的县城，100人以下学校全要撤并。至此，全国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初中、小学撤点并校运动。
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小学数量，从2001年的49.13万所，减少到2010年的25.74万所，降幅高达47.6%，小学在校生人数则从12543.47万人减少到9940.70万人，降幅仅为20.7%。
2011年年底校车事故频发，或许正昭示着重新讨论这一政策实效的时机与可能。
撤点并校的“马太效应”
“幼雅”，黑板上写着这个词，一位40多岁的语文老师正在向学生们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成熟、不懂事。怎么念呢？是“yòu yǎ”。孩子们小声议论着，老师却毫不察觉。
这是余凯2010年10月在山西省石楼县一所乡村小学调研中所见的一幕。余凯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他说当时如坐针毡，却又不好意思当场纠正。另一位数学老师上课时，他开始沉不住气了。这位老师画圆的办法是，一手支在圆心，另一只手拿着破抹布转了一圈。
“你们没有圆规吗？”下课后，他问。老师回答，有圆规，不过锁在教务负责人的柜子里，应对上级检查。
“乡村小学里的课，真有点惨不忍听，”与县城小学有模有样的课堂比较之后，余凯摇摇头，颇为感慨。2010年，石楼县的小学数量已从曾经的400多所减至50多所。
2010年11月，国家财政部规定，为解决农村小学教学点运转困难等问题，对不足100人的农村小学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补助资金。也就是说，以人均400元计算，即使是一个只有10名学生的小学教学点，每年也应该得到4万元经费。
可是，教学点不一定能够自主支配这笔钱。在石楼，教学点或完小的师资、经费、器材等由中心校统一管理。中心校统一结算教学点的水电费单，为教学点送去课本习册、羽毛球拍、红色水笔、甚至是蜡烛，全部以实物形式。
根据上级精神，石楼县制订了“大学校促发展，小学校保运转”的指导方针，在此指导下，那些学生数较少、暂时未被撤并的教学点或完小，很难得到青睐，新购置的器材、多媒体设备，包括国家公开招聘用以充实农村教师力量的特岗教师，也是被优先安置在中心学校。
因教学条件不足、教师水平有限，从农村教学点升至乡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基础普遍薄弱。有老师发现，从村里转到中心小学的一个四年级孩子，写字时还分不清应用左手还是右手。
2006年和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卢珂、杜育红两位老师，分别对广西壮族自治区3个县的32所小学共787名学生进行标准化测试并分析数据后发现，乡镇中心小学学生的学业成绩显著高于村完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布局调整的策略；但研究还发现，未经历布局调整学生的数学、语文成绩均显著高于经历布局调整的学生；此外，受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影响较大的，多是家境贫穷和少数民族学生。
“我们现在的统一政策都是为90%设置的，”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说，“对于最难办的10%，能不能有特殊的政策？”
“不是教学质量低就应该被撤并，地方政府恰恰应该让更好的老师去条件更差的地方，提高当地教学质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资源高度集中。”余凯则表示，这样解决问题，出发点就值得商榷。
多种因素作用之下，部分初中学生甚至无法完成义务教育。一位西部地区的初中老师曾用“三二一”向杨贵平概括当地的初中状况：初一如有300名学生，初二时可能还有200，到初三就只剩100名了。那些流失的学生，有的是家庭困难，有的是成绩不好而干脆外出打工。
撤点并校，一方面的确缩小了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另一方面，又制造了农村教育资源的“马太效应”，即在农村内部，在乡、村两级教育资源上，人为制造出更大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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