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委员热议收入与分配 应从富国转向富民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透露，201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提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思路。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官人员薪酬管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促进社会公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有效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边听边议

　　伍中信

　　全国政协委员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院长

　　居民收入是“水”

　　国家财政是“鱼”

　　伍中信认为，国民财产性收入的比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市场化和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是改善民生、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条件。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到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这一新鲜词汇开始跃入百姓视野。

　　伍中信于2009年全国两会曾提出《关于应对金融危机，急需尽快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案》。他表示，从2007年开始，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到2009年，当时我国出口大幅下滑，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压力加大。面对危机，国务院果断决策，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迅速出台扩大国内需求的十项措施，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扩大内需的措施和政策，无一不是为了增加广大群众的收入，将经济发展的成果分流到大众，以平等促进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积极性为宗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尽快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对稳定和发展中国经济，应对金融危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扩大内需的政策在于通过使普通老百姓收入增加的方式来提升国内的消费市场，促进商品市场的出清，以避免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国外市场的萎缩而影响我国的产品终端销售。我国人口众多，有着广大的消费市场，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普通百姓的购买力提高速度不显著，与产品市场的快速增长并不匹配，导致我国的商品销售对国外市场依赖度比较高。这样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提升其购买力水平，是我国应对当时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伍中信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增长比较迅速，尤其是居民的劳动性收入增长比较快。但工薪收入占到居民收入约70%左右，而居民财产性收入却占的比重极小，仅为2%至5%，具有极大的增长潜力。尤其是从1993年以来，财产性收入总量从1993年的211.84亿元增长为2007年的3002.34亿元，增长近14.17倍。尤其是城镇居民的增长较为明显。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比重还是较低的。“因此，当时应当说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是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影响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既利于我国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又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保障就业问题，惠及民生。”

　　伍中信认为财政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行为。但居民收入与国家财政是“水”与“鱼”的关系，如果国家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不注重对居民收入的提高，则“水”渐涸而“鱼”则死。所以任何一种宏观的财政政策不能单纯以满足政府的收入为目标，而应当考虑到居民收入的影响，着力保障居民的收入提高，则财政收入自然会水涨船高。

　　本版文字 本报记者 赵喜斌 J209

　　韩德云

　　全国人大代表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应尽快调整中等收入者税收政策

　　韩德云表示，调整税收政策是最快捷和有效的途径。比如个人所得税，以工薪为主的中等收入者包括普通工人和专业人士，最高税率为45%，而资本投资者当股东不会给自己发薪水，投资所得税25%甚至可优惠到15%，两者相比，不难想象之间的差别。降低个人所得税至15%，调整财产税税种和税率，是当务之急。

　　边听边访

　　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

　　研究中心主任

　　将富国政策

　　变为富民政策

　　仲大军表示，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发展，首先要让百姓有能力消费，“如果百姓没有钱消费，内需拉动就无从谈起。在中国社会，中低收入群体仍占很大部分，让这部分人群的收入能够提升十分必要，让更多的较低收入群体通过增加收入，逐渐向中等收入群体靠拢，让收入分配逐渐均衡。”

　　“如果社会财富只停留在少数人手里，那么这个社会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个问题尤其需要重视。”仲大军认为，从表面上看提高收入是做到均衡收入分配，实质上则是反映经济运行的总体问题。“有了较好的收入，百姓才有消费能力，才能敢消费去拉动内需，才能让经济运行更加顺畅合理。应该对较低收入者的收入进行提高。”

　　仲大军认为，我国的分配机制有一个刚性的过滤网，财富漏斗漏不到下层。经济数字统计有待改进，由此导致了认识误区。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群体消费乏力。如果劳动群体的收入持续保持在不高的水平上，那么中国的资本利润就会相对较高。这就导致中国一边在刺激经济，同时也在刺激富人，制造富人。出现冷热不均，旱涝不均。因贫富分化、收入不均导致的问题也会显现出来。需要加以重视的是调整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将富国政策变为富民政策。要清醒认识到，出现的一些危机和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收入分配失衡，缩小收入差距是走出金融困境的必要办法。调整社会分配结构、调整奉行多年的外向出口型发展战略、摒弃传统落后的重商主义、调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今后重要的选择。

　　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做到强国富民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刘煜辉表示，从宽松政策进入一个相对比较紧的、中性的政策，货币尺度适度的宽松，有利于物价压力进一步回落。“现在的状态，是总需求和物价在下行状态，只要能够保持政策的方向，我们经济中间有效率的部分能够重新得到激发，来平滑由于政府经济活动的退出所造成经济下行的影响，就能实现真正经济的软着陆。”

　　刘煜辉认为，“十一五”期间，中国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在4000美元到1.1万美元，有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实例证明，很多国家没有成功跃入发达国家俱乐部。其中的原因是经济结构出现问题，少数人占有社会大部分的财富，导致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内需无法被拉动，经济成长不能进入可持续的轨道。应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真正做到强国富民，才能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