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证据制度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刑事诉讼法历次修正看点 图CFP

　　特派记者 姚丽萍 薛慧卿 马亚宁

　　让“有罪的人”受到该受的惩罚，让“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证据制度”设计至关重要，这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证据制度”，贯穿于全部诉讼活动，事关公正审判，正确定罪量刑，其中涉及的一项核心制度设计是：非法证据排除。今天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听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说明。本报邀请上海代表团中的法律专家权威解读草案中“证据制度”新设计。

　　“佘祥林案”的警示

　　严禁刑讯逼迫“自证其罪”

　　一种说法是，古有“窦娥冤”，今有“佘祥林”无罪的人，因为遭遇刑讯逼供，被迫“自证其罪”。

　　“佘祥林案正是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的典型例证。近年来，类似佘祥林的冤案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也成为推动刑诉法修订的直接原因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吴忠泽说，从法理上来看，刑事诉讼的目的，除了追究犯罪，还在于保护“无辜的人”不受追究；作为普通公民，每个人都有发生犯罪的可能，但国家应该追求“最高的善”这就要求国家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自己犯错误，特别是不能犯以合法的方式侵害人的自由、财产和生命的错误；保证“无辜的人”不受追究正是刑事诉讼的底线，越过这条底线，国家就会陷于一种恶这恰恰是刑诉法要避免的。

　　而要让佘祥林们免于无妄之灾，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就是要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究竟什么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对非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明确不得再作为证据使用的程序。”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应勇说，刑事诉讼法第43条已对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作了规定；近年来，根据司法改革的要求，在刑事诉讼中也已通过司法解释探索实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司法实践还表明，刑讯逼供行为多发生在将犯罪嫌疑人交送看守所之前，为了从制度上防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修正案草案第28条、31条、40条、43条对此作了补充修改。其中，涉及的内容是：拘留、逮捕后应当及时将被拘留、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过程还应有录音录像制度。

　　“辛普森案”的启示

　　“两大标准”排除非法证据

　　“辛普森的手套”，令世人印象深刻，因为，它将“证据”在犯罪认定过程中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辛普森成杀妻嫌疑人后，警察进入辛普森家中取得了证据手套，但在进入辛普森家之前，警察并未取得法院的调查令；于是，警察的取证过程属于非法取证，证据因此无效。如此制度设计是为了维护司法的“程序公正”，以“程序公正”维护公民权利，防止公权随意践踏私权。

　　“辛普森的手套”对司法“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之间的关联也曾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要促进司法公正，就需要借助“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应勇说，“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一体两面”，通过合法程序依法惩治犯罪，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本质要求。

　　“程序公正”如何落实为刑事侦查的取证制度规范？在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司法传统的国家，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具体到刑诉法的修订，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如何严禁刑讯逼供，如何保障非法证据的排除，保障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修正案草案为此增设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标准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予以排除。

　　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什么是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假如在一个凶杀案件的刑事侦查中，犯罪嫌疑人供述在某处抛弃了凶器，刑侦人员在当地找到了凶器，鉴定表明，凶器上遗留的种种痕迹与被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血型、指纹等特征吻合；那么，这个证据是否就可以认定为合法证据？“一个前提条件是，证据的取得在程序上合法，如果有严重瑕疵，必须给出合理解释，否则，便是非法证据。”应勇说。

　　同时，修正案草案第15条、18条规定，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并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

　　“彭宇案”的证人

　　该出庭作证就要出庭作证

　　“彭宇案”是一起民事案件，它之所以引起强烈社会反响，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证人出庭作证，原告被告在事发之际的真实状态，无法证明。

　　“两个当事人之中，有一个人说了假话，以至于在案情不明的时候，舆论便已哗然，但法庭需要的是证据。”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高院原副院长金长荣说，"彭宇案’表明，证人出庭对案件查明何其重要，民事案件如此，刑事案件更是如此。”

　　在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质证，对于查明案情、核实证据、正确判决，意义重大。“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打官司常常被视为一件不光彩的事，人们通常不愿意介入司法，更不习惯站在法庭上，即便只是提供证人证言。”金长荣说，“事实上，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而不出庭，既不利于对犯罪的打击，也影响审判的公正性，因此，需要在法律上对证人、鉴定人出庭明确作出规范。”

　　为此，修正案草案进一步完善了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

　　明确了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规定了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对于鉴定意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法院认为有必要的，鉴定人也应当出庭作证。

　　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对于情节严重的，可处10日以下的拘留。

　　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因此，修正案草案第70条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本报北京今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