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秘密逮捕”已废

　　沈彬 早报评论员

　　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下称“二审稿”），其中对之前所谓“秘密拘捕”问题做了修订。草案对拘留、监视居住和逮捕，做了分别规定对于逮捕，“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但对于监视居住、拘留，可以在“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再通知家属。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通知家属。因“有碍侦查”的例外规定，过于笼统，警方往往滥用这一规定。

　　此前，于8月30日公开征求意见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对此做了修订：拘留、逮捕后，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家属。但这一条修订也引发了舆论热议。

　　首先是“语文”上歧义：有学者认为这是对现行“不通知”情形的限制只有在既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犯罪，又“有碍侦查”的情况下，才可不通知家属。但也有专家认为：此条文中“诡异的逗号”，引发了理解混乱“可能有碍侦查”到底是指前面两种严重犯罪情况，还是“可能有碍侦查”的都可不通知？且两种犯罪后的“等”字具有口袋意义。这一修订并未对警方抓捕后不通知家属做出实质性约束。无疑，连法学专家理解起来都有分歧的法条，是难负保障人权、健全法治重担的。

　　《刑事诉讼法》不仅是公检法办案的“操作手册”，更是公民权利的清单，直接限制公权对民权的非法侵害，被称为“应用型的宪法”。在打击犯罪、保障当事人权利之间，《刑事诉讼法》无疑存在一定张力。在中国现阶段，国人无法接受警方办案稍有“瑕疵”就致凶手逍遥法外的“辛普森的正义”；但同样不能容忍赵作海、佘祥林式的冤案。

　　《刑事诉讼法》直接规定司法机关与公民的权利义务，立法者面临种种选择。要实现民意与立法的高度契合，还需扩大社会主义立法民主，以开门立法形式及时吸纳公众意见，看看大家到底支持怎样的法律规定。去年修订《车船税法》，今年修订《个人所得税法》时，立法机关都公布了立法草案。在吸纳民意的基础上，立法也都做出了修改。这形成了立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而8月底刑诉法草案征求意见时，也得到78000多条建议。

　　刑诉法“二审稿”规定，逮捕后不能以“有碍侦查”的理由不通知家属相信这是对民意的吸纳；但对于拘留，仍保留了现行法律中因“有碍侦查”可暂时不通知家属的规定。事实上，在现行司法实践中，一般对嫌疑人“先拘留后逮捕”，逮捕发生在刑拘后，到逮捕时再通知家属，当事人已被羁押，则刑诉法中及时保护当事人权利、聘请律师的立法本意，就打了折扣。且警方一般会在逮捕前用足37天的刑拘期限，这么长时间里，警方不用通知家属，造成“失踪”的客观现实，不利于维护法治尊严。同时“有碍侦查”规定过于笼统，如何才算“有碍侦查”由警方自行决定，缺乏检察院的制衡，易被滥用，还会引发不必要的官民误解、对立。

　　新华社12月17日跟踪了一则《女博士实名举报“秘密抓捕”》的网络传闻：广西宾阳县一些村民不满征地安置，做出“过激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且不说，关键在于，警方抓捕村民20多天后，并未通知家属，所给出的正是前述“有碍侦查”的理由。事实上，警方的抓捕在当地尽人皆知，早就“打草惊蛇”，“同伙”不可能不知道；通知家属不会影响案件侦查，只会造成恐慌。可见立法中“有碍侦查”的口子，会造成多大的公民权利空白。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刑诉法修改释放积极信号》的评论：“在现代国家，刑事诉讼法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关照程度，往往成为衡量人权保障水平和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刑诉法“二审稿”规定：逮捕后通知家属，排除了“有碍侦查”的例外；那么人权保障的“积极信号”能否更强一些，更多倾听民间的声音，将刑拘、监视居住一并纳入必须通知的范围？开门立法，良法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