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惠强：立法保障助人者 让助人为乐无后顾之忧

　　东方网记者陈晓琪、刘轶琳、曹子琛、李涛3月13日报道：中华民族一向以礼仪之邦为荣，助人为乐等良好的思想观念和道德风尚代代传承，与物质文明蓬勃发展交相辉映，铸就了上下五千年的灿烂辉煌。然而，近年来发生的毒食品、黑心棉、“豆腐渣”工程、撞伤不如撞死、没钱就不救治等典型案例，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社会道德底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感叹“道德滑坡”。同时，以彭宇案为代表的种种“好人恶报”事件，又让越来越多的人感慨“好人难做”、助人有风险。是否要扶起摔倒的老人，是否要帮助追赶小偷，是否要救助汽车碾压的幼儿，诸如此类的问题让人们倍感纠结，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不管闲事、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风气。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郑惠强在大会发言中提出，用制度安排托起助人美德。建议从法律制度和社会机制层面着手，让助人者不但能无后顾之忧，还能享救助之乐、有救助之技、成救助之网，进一步弘扬和发展“助人为乐”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赏罚分明完善立法司法体系

　　郑惠强表示，应借鉴美欧及新加坡等国的相关法律，制定《助人行为保护条例》，加大对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者的保护力度。

　　赏：加强对助人者的保护力度，制定“好心人免责条款”等，使助人者不会因为紧急情况下施救而成为被告甚至承担法律责任，必要时由政府承担助人者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而带来的无法预知的后果。

　　罚：加大对被助者诬陷助人者行为的惩处力度。确认发生诬陷行为的，一律记入个人诚信记录。情节特别轻微的，被助者须亲自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处以一定金额的罚款或参加一定时间的公益活动；情节较为轻微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处以拘留和罚款；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根据刑法第246条、274条等规定，以诽谤罪、侮辱罪或敲诈勒索罪论处。

　　此外，严格举证责任，在事实无法认定、证据存在疑点时，判决尤其应当谨慎。刑事上，严格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民事上，严格执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不可随意倒置举证责任，让助人者自证清白；不得超越“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滥用该例外原则。

　　倡导助人为乐助人者可享助人之乐

　　在全国范围内来说，助人为乐本是大多数百姓的本能，但助人为乐之所以那么难，关键是对期间可能蕴含一定的风险以及不可预知的后果。

　　郑惠强提出，针对此类情况，政府可考虑提供全方位的帮助（包括物质和精神奖励、发生法律纠纷时提供法律援助等）。在就医、保障性住房申请、本人或子女就业等方面，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提供帮助。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和引导，开展不同层次的助人为乐评选和推荐活动，宣传表彰奖励助人为乐行为，形成助人为乐光荣的良好氛围，重塑道德规范、强化社会信任。

　　此外，加大政府专项资金支持力度，鼓励社会捐助和慈善机构积极参与，进一步扩大见义勇为基金规模，不断提高物质奖励标准；将见义勇为行为与升学、就业、优先享受社会保障等相挂钩；助人者因见义勇为行为而误工、致残、致死或遭受其他重大损失时，政府部门和基金应加大对助人者及其直系亲属的资助力度；助人者因见义勇为遭遇法律纠纷时，由政府指定的部门提供无偿法律援助或帮助聘请律师。

　　加强教育培训让百姓有救助之技

　　助人为乐从“娃娃抓起”，郑惠强认为，应将救助常识和重要技能纳入教育体系，作为中小学、职业学校、普通高校等各类学校的必修课程之一，通过课堂授课、救助演习、见习实训等形式提高救助能力；将普及救助常识和重要技能列为重要的公共服务之一，加强面向大众的培训和宣传；将救助常识和重要技能纳入公益广告宣传序列，倡导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

　　此外，应加强对特定责任人员（如医生、警察、消防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救助义务和救助技能教育，并将其纳入考核体系；强化特定责任人员的救助义务，加大特定责任人员在紧急情况下见死不救行为的惩罚力度。加强对普通公众和未成年人救助常识教育和培训，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强化施救时的自我生命安全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