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我还没找到幸福

　　但是我在传媒业磨练了这么多年，体会到了传媒的力量。传媒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态度，它的责任太大了，它的良心太重要了。如果我们都用底线来要求传媒，那么大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会出现偏离和误差。所以，如果说传媒人也能算是文化人的一部分，甚至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他们是不是应该往上线靠得近一点？

　　也不是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舒服的方式就是妥协，但我要的是“宁死不屈”。

　　大家一起“给孩子加个菜”

　　2006年，崔永元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了“崔永元公益基金”，启动“乡村教师培训计划”，每年从全国选出百余名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进京，或交流授课经验，或培训专业技能，或购买书籍用品，然后让他们将在京的所见所闻所感带回去，一一讲给大山里的孩子们听。2011年3月，崔永元又通过微博呼吁，给广西都安县16025名吃了9年“黄豆蒸饭”的在校寄宿生“加个菜”。公益，成了近些年来崔永元身上的另一个关键词。

　　很多人都问，“小崔，你做某件事的动因是什么？怎么想的？”事实上，我做很多事情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从不考虑得那么复杂。就好像我发起“给孩子加个菜”时，只是觉得不能再让孩子们顿顿吃黄豆。本来想和志愿者们一起将买来的罐头、方便面背上山，和孩子们一起吃一顿，后来志愿者们提出，应该征集善款改厨房、请厨师，进行长期救助，我们就通过网络将这个项目越做越大，帮助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我做主持人这些年，体会了社会各层面的冷暖，有时难免觉得这个时代太“二”了。但这个职业也的确让我有更多的能量和号召力来帮助别人。我原来总觉得，在这个时代，除了抱怨，除了一起咒骂，再找不到别的应对招数，但我现在发现，其实每一个人的力量特别大，我们的一个举手之劳，可能就能改变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生活面貌和状态。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觉得自己的内心变得特别强大。

　　精神上的追求最重要

　　一次采访结束时，记者陪崔永元一路走到停车场。他感慨，现在只有一个感觉：自己真的老了。有时开车出门，走到半路，他会突然大脑短路，想不起自己家应该怎么走；春天了，病症容易复发，睡眠又变得不太好，只得加大安眠药的剂量，然后尽量缩减各种工作；夜里两三点看书、更新微博，早晨5点睡觉，12点起床，下午开始正常工作，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20岁的时候，我的体力和精力允许我对任何事都感兴趣，都能抡几棒子，却没有方向感。到了30岁，已经入职很长时间，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开始希望自己能运用舆论的手段改变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平。40不惑，真的不惑，我不知道是我正好赶上了这个时代，还是所有人到这个年龄才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忽然发现，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能不被别人改变，就已经够牛的了。我开始考虑是不是还能坚持自己，是不是还能干点儿正事，还能做到不伤害别人。40岁以后是过得最难的时候。

　　我早早就知道，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而是精神上的追求，所以我早早就进入了追求思想幸福的过程。这可能是最幸福的，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