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公办养老院人满为患 排号至7千需等10年

3月22日，北京郊区一家民办养老院内，一名老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

　　3月25日，大兴一家老年公寓内，一位腿脚不好的老人在走廊里行走。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尹亚飞

　　不久前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一份提案称，中国正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进程。

　　2011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的养老床位315万张，床位数占老人总数比例仅为1.77%。

　　何处安放我那张养老床？

　　在北京，城区养老院“一床难求”现象凸显。北京市老龄委负责人坦言“解决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提出，不断完善“9064”养老服务模式(到2020年，90%的老年人通过社会化服务在家庭养老，6%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在社区托老，4%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养老服务格局。

　　本报记者历时一个月，调查百余家公办养老院、民办养老院，和社区养老场所。

　　今起本报推出北京养老调查系列报道，力图从公众角度展现北京养老的真实现状和问题所在，为未来养老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丰台区马家堡，90岁的张寅生和老伴李玉珍，感觉回家的楼梯越来越长。

　　他们常常相扶着，看一眼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片。70年前，黑白照片上的李玉珍漂亮得像个电影明星，“年轻的感觉，压迫得让人窒息。”

　　劲松老式居民楼里，和80岁的兆芬（化名）一起回望过去岁月的，只有两只做伴的猫。满是皱纹的手里，公办养老院的排号已经等了近四年。

　　深夜里，90岁的卢月爱吵着“要下楼上班”，看到58岁的女儿拽自己，扯着嗓子大喊“救命、救命”。“你们怎么着老人了？还让不让别人睡觉？”街坊开门骂道。面对神志不清的母亲，侯群英和兄妹们坦言“快被折磨疯了”。

　　养老，于他们而言，成为了自己或家人无法解决的问题。

　　衰老像“刀子慢慢割肉”

　　张寅生说，衰老是慢慢感觉到的恐惧，“像刀子落到肉上，慢慢拉。”

　　20年前，退休在家老两口过着养花、画画的悠闲日子。4个子女，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外地，在北京的两个每周都会来看望。

　　早市晚市，张寅生提着布兜去买菜，回到家做饭，老伴儿李玉珍给他打下手，“如果就这样过完余生，很幸福。” 张寅生坦言，那时根本没想过去养老院。

　　一场小火灾改变了他的想法。

　　前年的一天，张寅生像往常一样做完饭，招呼老伴吃饭，但他忘了关火。

　　火苗烧着了抽油烟机，黑烟充斥厨房，涌到窗外，街坊踹开门大喊“着火了”。

　　“真吓坏了，突然感觉这么安静活着都力不从心了。” 张寅生说。

　　去遛弯的路上，李玉珍躲避不及被车撞了。

　　接连出事，子女探望频率增加，每周一次改为两三天一次，再改为一天一次，“他们怕我们突然死在了家里。” 李玉珍说，自己半年才慢慢恢复，“我和老伴想，这回得多注意点儿，别再给孩子们添麻烦。”

　　衰老的窘境没给老两口喘息机会，刚好的李玉珍又摔了一跤。88岁的她装上了金属股骨头，只能慢慢挪动。

　　老两口看着70来岁的子女，头发已白，面容憔悴，每天来照顾他们上楼梯都困难，“我俩心里难受”。

　　“几家人都被折磨着”

　　劲松37平方米的居室里，老伴去世后，80岁的兆芬和两只猫相依为伴。

　　女儿住亦庄，兆芬不愿去，“住不到一起，习惯不一样，他们受不了我和我的猫。”

　　儿子一家经济状况不好，“去年他要做心脏搭桥手术，都躺在手术床上了，医院要8万元押金……我儿媳妇说，去哪儿弄这8万啊，实在没办法，人又从手术室里给推出来。”

　　说起这些，兆芬把头偏向窗外，“未来的路，不能靠孩子。”

　　爱唱歌、爱打扮的兆芬，不愿别人踏入家门，“太乱，我会颜面扫地的。”手脚已不太利落的她无力收拾，家里弥漫着难闻的味道。

　　只有两只猫相伴，她说有时希望来个收水费的，能说说话，但又怕来陌生人不安全。

　　相比兆芬，90岁的卢月爱很少有烦恼，除了偶尔清醒的时候。

　　老伴去世早，她一直跟两个女儿生活。四五年前患上老年痴呆症，五个子女轮流照顾。

　　58岁的女儿侯群英说，去年10月，母亲幻觉越来越严重，“一到深夜就不睡觉，不停敲门敲窗，说有人要害她儿子，甚至站到阳台大喊大叫。”

　　一晚三四次的闹腾，侯群英患有高血压的哥哥，照顾母亲时都得增加药量，“几家人都被折磨着”。

　　受不了的还有街坊邻居，经常到居委会投诉，甚至都报过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