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器官捐献试点已过两年 供求数量悬殊仍难破

　　3月22日，“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总结会”在杭州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公布，启动两年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全国完成器官捐献207例，共捐献大器官546个，挽救540余名垂危的生命。

　　中国每年有约150万的病人需要器官移植，两年546个捐献器官显然是杯水车薪。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回答新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希望在3-5年的时间内，器官捐献体系能迅速建成，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

　　随着死囚器官逐年减少，器官捐献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今天，多名业内医生认为，要建立面向公众的捐献体系，亟须机制和制度上的保障。

　　死囚捐献的现实困境

　　据卫生部统计，中国每年约有150万的人需要器官移植，但是每年仅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器官缺乏是主要原因。

　　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副主任、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高翔说，美国器官移植的等待者和器官捐献者之间的比例为5：1，英国为3：1，而我国高达150：1，差异悬殊。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表示，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主要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尸体器官来源的国家。长期以来，超过90%的尸体器官源于死刑。

　　器官移植多来源于活体器官和尸体器官。截至2009年底，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有超过65%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于死刑。

　　黄洁夫说，2007年，死刑纳入最高院核准，“这几年，每年死刑都是成倍下降。”

　　黄洁夫在其一篇论文中表示，如果继续依靠死囚器官，而不努力地去建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移植体系，我国的器官移植发展就将面临无源之水的困境。

　　“取消死囚器官捐献这一承诺，代表了政府层面的决心。”黄洁夫同时表示，死囚器官的真菌感染率和细菌感染率很高，这也是导致我国器官移植长期存活率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主要原因。

　　其实，我国对死囚器官捐献采取自愿原则。

　　1984年10月9日，两高四部等联合颁布实施《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明确，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经家属同意利用的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

　　但国际社会却对此存在担忧。他们担忧在被囚禁的环境下，死囚很难保证真正自愿选择的自由。

　　潜在捐献者群体庞大

　　红十字会试点的器官捐献系统，实施中也面临现实困境。

　　来自南方某试点省份红十字会器官捐献专职人员小黄说，其中医院、医生的顾虑也很大。

　　有时候，家属主动提出捐献，但医生坚决反对，多因害怕引起医疗纠纷；有时候，医生也不知道捐献渠道是什么。

　　小黄回忆，其中一个患者已脑死亡，没有救活希望，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按照器官捐献分类标准，需要家属主动提出放弃治疗，伤者经检查也符合捐献标准，才能捐献。

　　“当时捐献者父母主动找到医生，提出捐献孩子的器官。”小黄说，但医院的书记坚决反对家属放弃治疗，他们害怕引起医疗纠纷。

　　这个案例多次协调，最终仍没做成。

　　“临走时家属对我说，很辛苦你们跑了这么多趟。”小黄颇为感慨，如果社会能形成器官捐献的大氛围，医生也就不会害怕了。

　　小黄所在的省份是卫生部人体器官捐献的试点。2010年3月，受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截至2012年3月16日，人体器官捐献试点范围扩大至16个省(市、区)。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郝林娜分析，从已经完成的捐献案例分析，发现潜在捐献者的渠道并不畅通。

　　郝林娜说，很多医院和医生不能正确按照卫生部印发的“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分类标准”来判定死亡，还有很多医院有顾虑，怕担风险，不愿开展器官捐献工作，不能及时准确发现潜在捐献者并及时上报信息。

　　另外，专家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对器官捐献的认识，在传统文化和理念上有很多差异。比如说，在美国，大部分州采用领取驾照登记器官捐献意愿制度，在欧洲一些国家也是这样。但在我国，不少人觉得，领驾照时登记器官捐献，是晦气、不吉利的事。

　　浙江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高翔说，浙江20例成功捐献中，10例捐献者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占50%。

　　黄洁夫说，如果交通事故死亡者可以进入自愿捐献渠道，“哪怕只有十分之一，就会远远超过目前的捐献规模。”另外，重症监护病房中的危重病人，也是被长期忽视的潜在捐献者群体。

　　救助如何避免买卖器官嫌疑

　　为了发现潜在捐献源，小黄和同事们开始“跑医院”。

　　他们把捐献宣传材料送进医院，把名片留在医务科。“如果发现了潜在捐献者，我们希望医生问一问患者家属，是否愿意捐器官，如果同意，可以把我们的联系方式给他。”

　　“这绝对不是要医生去劝捐。”小黄强调，医生只需要告知家属有这样的捐献渠道。如果家属不同意，医生不要再做任何说服工作，整个捐献程序到此为止。

　　小黄担心，他们的工作会被误解有利益存在。

　　但现实情况是，在已捐献器官的207例中，成功捐献者90%家庭都涉及申请困难救助问题。

　　小黄发现，他所见证的器官捐献者，多为贫困者和打工者，“富人很少”。

　　针对目前捐献者人群构成，黄洁夫强调，这一捐献人群分布不代表器官捐献以后的规律，“器官捐献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事业，决不能出现权力寻租，变成穷人捐器官，富人救生命，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说，就目前情况看，如何给予贫困捐献者合理的人道救助，是绕不开的话题。

　　郝林娜说，无论是从人道精神出发，还是从伦理学角度分析，以及从国际通行规则来看，这样的人道救助是应当的、必要的，与器官买卖截然不同。

　　但救助背后，又会引来是否存在器官买卖的争论。

　　“一定要保证捐献在前，救助在后。”器官捐献系统一内部人士说，因为救助才捐献，就可能被怀疑涉及器官买卖，所以捐献与救助要分开。

　　他说，救助要依据家庭贫困状况确定，而且不能与捐献数量挂钩，“不能是捐一个肾救助多少钱，捐一个肝救助多少钱。这一定要与器官买卖分开。”

　　目前，有的试点省市已经制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而全国也急需统一政策。在3月22日举行的总结会上，一项重要议题是讨论全国性的《人体器官捐献基金管理办法》。

　　机制和制度上的瓶颈

　　器官捐献所遇诸多难题背后，凸显机制与法律瓶颈。

　　其中，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器官捐献工作缺少专门管理机构，红十字会在器官捐献中的职责和地位缺少法律依据。

　　这一观点在红十字会内部已基本达成共识。

　　对于器官捐献能否在全国推开，多名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员一致认为，有待《器官移植条例》修订，对红十字会进行职责明确，并且红十字总会获批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后，才能稳步推进。

　　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方案》的要求，2010年9月，国家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其中，“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设在红十字总会。

　　但截至目前，国家层面还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

　　“器官捐献只是红十字会总会一个处的一项工作。”2010年9月，红十字总会和卫生部共同向中编办申请，推动成立国家层面的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

　　郝林娜透露，“目前，正在积极协调中。”

　　与新设机构相比，《器官移植条例》修订已纳入计划。

　　3月22日，参与《器官移植条例》修订的专家透露，修订后，红十字会在器官捐献工作中将获得合法名分。

　　2007年3月国务院通过的《器官移植条例》对不规范的移植加强了监管，为中国开展器官移植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国务院2012年的立法计划中，“鼓励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等已被列入《器官移植条例》的修订内容。

　　郝林娜透露，在《条例》修订稿中，进一步明确红十字会职责，即“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推动、报名登记、捐献见证、器官分配、缅怀纪念、人道救助等工作”，还或将增加“国家鼓励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等条款。

　　参与《条例》修订工作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申卫星透露，修订后的《条例》，最快在年内即可实施。

　　让郝林娜欣慰的是，在试点评估过程中，红十字会在12个试点省份发放了1000份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涉及18-60岁的各个阶层人员。72.4%的受访者填写了身后愿意捐献器官，只有6.8%明确表示不愿意捐献器官。

　　“有这么高的器官捐献支持率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郝林娜说，表示支持的器官捐献人群中约70%是年轻人。在试点地区，累计登记的自愿捐献者就有1.5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