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问题：产业链和价值链关键环节缺失

　　我国产业结构问题并不主要是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而是产业链和价值链内关键环节缺失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高速增长，但所形成和积累的矛盾也成为影响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内外需关系、三次产业之间关系失调、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环境的矛盾，以及产能过剩问题等。

　　实际上，这些矛盾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并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三个过度和一个缺失”，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全球分工中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和加工贸易、竞争战略过度依赖成本价格，而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研发设计、营销、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高端环节缺失。

　　因此，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改变“三个过度和一个缺失”，促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产业链关键环节缺失

　　评价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可以从产业结构的增长效应、分配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等角度来衡量。

　　表面上看，我国产业结构名义高度化比较快。例如，以制造业占GDP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等深加工部门比重和产品的更新换代等方面来衡量，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断升级和高度化的特征，并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根据相关研究，中国出口品的复杂程度、发展水平与比中国人均收入水平高3倍的国家相当。

　　但实际上，我国产业结构实际高度化明显不足。典型表现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来源主要依靠引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

　　从产业链来看，我国的优势仍集中在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阶段，产品加工深度不足，初级产品比重比较大，虽然半成品从比较劣势上升为初具比较优势，但在核心技术、设计、软件、关键零部件、关键设备和模具、供应链管理、销售和品牌等环节上，多数依靠进口或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尤其是关键环节的缺失使得我国一些行业发展基础脆弱。

　　因此，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过度依赖于投资和价格竞争。过度依赖投资导致我国资源和能源消耗比较大，增加值率低。据分析，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为26.27%，与美、日、德等三国相比分别低20.28、8.73和3.32个百分点。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火电供电煤耗高14.1%，吨钢能耗高9.5%，水泥综合能耗高24.4%，乙烯综合能耗高56.4%。

　　价格竞争则形成了对低要素成本和低价格竞争的路径依赖。过低的要素投入成本，表面上提高了出口竞争力，实际上是出口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还使得我国用工以往主要集中于对较低文化劳动者的需求，大学生等较高文化层次劳动者就业困难，更使得劳动者收入难以提高，进而影响到消费率难以增加。

　　所以说，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之下，我国产业结构问题并不主要是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而主要是产业链和价值链内关键环节缺失问题。在产业链上体现为过度集中在加工制造环节、居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市场调研、研发、设计、咨询、营销、供应链管理、物流和品牌等关键环节薄弱，在产业结构上体现为加工制造业的过快扩张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

　　打造新的比较优势

　　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需要谋求改变单纯地依靠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努力提升要素禀赋，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强化自主创新能力，着力突破能够有效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和价值链层级的关键环节，改变单纯依靠价格竞争，更多地依靠质量、品牌、响应速度和服务等非价格竞争，实现收入与GDP同步增长、经济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首先，要提升要素禀赋，形成新的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

　　转变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比以往更加重视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而要从依靠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依靠技术等创新为主导的阶段，关键是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像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其资源禀赋并不丰富，都是通过自身努力，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而获得高速发展。

　　而在推进技术进步过程中，关键是要处理好技术进步的累积性和阶段性、循序渐进与跨越式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充分重视技术和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加快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加快进步速度。

　　此外，技术进步具有内生性，并和这个国家的制度、政策、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不能靠单纯地引进。因此增加教育投入，改善教育结构，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提升比较优势，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本保障。

　　其次，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重心从注重比例关系到提升关键环节的转变。

　　根据产业结构主要矛盾的变化，适应WTO规则要求，政策重心应由过去的部门倾斜式结构性政策为主，向支持关键环节的功能性结构政策为主、兼顾倾斜式结构性政策转变，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多种途径，重点支持研发、设计、营销网络、品牌培育、供应链管理、专门化分工等制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环节，并着力改善信息化外部环境。在继续推进实施并细化国家创新战略的基础上，推出“国家创新设计计划”、“国家标准化计划”、“国家品牌计划”、“国家营销计划”、“国家节能减排计划”等。即使是当前正着力推进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也应该将其结构性支持与功能性支持结合起来，避免再次陷入过度集中于加工制造环节，而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依靠国外的状况。

　　再有，发展战略摆脱对传统比较优势的路径依赖，促进由单纯依靠成本、价格竞争转向更多地依靠质量、品牌和服务等非价格竞争。

　　过去经济增长是依靠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各级政府招商引资也主要依靠土地、廉价劳动力、厂房、资源和低环境成本的要素条件。这无疑增加了物质财富，但也极大地消耗了资源、能源，对环境也带来了很大影响。

　　而且，过于偏重于以低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战略和价格竞争战略，对质量、品牌和服务重视不够，忽视充分挖掘物资消费背后的价值，导致了即使是生产效率得到提高，也难以获得相应的报酬。

　　发挥比较优势是参与国际分工的基本原则，可以通过完善市场机制经由企业来实现；而提升比较优势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最大程度地挖掘内在价值，则需要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品牌培育和观念更新，需要更多的外部支持和政府的推动。比如，通过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强化信用体系等相关制度建设，降低外部风险，重点支持自主创新品牌培育和专门化分工；在结构上，促进能够有效改善市场结构的排头兵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创新机制提供制度保障

　　目前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配套的体制还在发挥主要作用，而与提高技术、知识等无形资产贡献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尚未健全，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为此，需要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制度保障。

　　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由于发展重化工业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值效应更加明显，在生产性增值税为基础的分税制条件下，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这刺激了地方政府对投资重化工业的积极性，放纵由此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

　　而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资本、土地的相对价格和环境成本被人为地压低，也降低了资本和资源密集的重化工业投资成本。因此，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财税体制、政绩考核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条件。

　　二是建立有利于突破关键环节、转变发展方式相适应的制度环境。比如针对价值链两端环节的交易特点，建立与生产性服务业相适应的制度和规范，大力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尤其是制定各类服务评价标准，建立评估机构；强化对品牌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快建立和健全诚信体系、质量监督体系。

　　目前的部门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过去部门结构政策相适应的，而在产业结构的主要矛盾从部门之间的不协调转向关键环节的功能性不协调，以及产业融合日益明显的今天，我国的部门设置显得与之不相适应的矛盾越发突出，甚至出现了一些部门因为追求部门利益而妨碍发展的现象。因此，加快部门设置改革、部门职能转变显得十分重要。

　　此外，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应大力促进国际化经营，尽快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经营网络，支持和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

　　首先，拓宽国际化经营模式，建立稳定的资源供给体系。建立海外联合采矿、联合建厂加工的一体化项目合作机制。

　　其次，支持品牌经营、在主销市场建立物流中心、分销中心等营销网络。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合作，建立海外经贸合作区，推进我国比较优势下降的产业进行转移。

　　再有，积极利用发达国家的创新资源。到发达国家创新聚集地设立研发设计机构，提高技术实力，拓宽技术来源渠道。□

　　（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