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我国农村空心化严重 传统信任关系已瓦解

　　2009年10月，合肥小团山农庄中，住在农庄里的客人和庄园的员工一起打谷。 摄影/ 张钊维

　　重建故乡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树老墙颓。

　　此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忧虑远在农村的故乡。

　　中科院地理所3月26日发布 《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说，农村“空心化”非常严重。

　　延续了几千年的乡土生机在现代中国日趋黯然。青年男女少了，散步的猪牛羊鸡少了，新树苗少了，学校里的欢笑声少了很多乡村，已经没有多少新生的鲜活的事物，大可以用“荒凉衰败”来形容。

　　与此同时，乡村的伦理秩序也在发生异化。传统的信任关系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勤俭持家的观念被短视的消费文化所刺激，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变得紧张而缺乏温情。

　　故乡的沦陷，加剧了中国人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也加剧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的秩序混乱。

　　滚滚向前的城市化步伐，不能继续以牺牲乡村的土地、德性、风俗、传说等以及家族观念为代价。

　　此时，有一些中国人，开始用行动，重建故乡的伦理、信任，以及生活方式。可以说，各种新的“乡村实验”在不声不响间进行。

　　80多年前，诗人闻一多的一首诗，可谓这些“故乡”重建者的心声。

　　故 乡

　　闻一多

　　先生，先生，你到底要上哪里去？

　　你这样的匆忙，你可有什么事？

　　我要看还有没有我的家乡在；

　　我要走了，我要回到望天湖边去。

　　我要访问如今那里还有没有白波翻在湖中心，

　　绿波翻在秧田里，

　　有没有麻雀在水竹枝头耍武艺？

　　先生，先生，世界是这样的新奇，

　　你不在这里遨游，偏要哪里去？

　　我要探访我的家乡，我有我的心事；

　　我要看孵卵的秧鸡可在秧林里，

　　泥上可还有鸽子的脚儿印“个”字，

　　神山上的白云一分钟里变几次，

　　可还有燕儿飞到人家堂上来报喜。

　　先生，先生，我劝你不要回家去；

　　世间只有远游的生活是自由的。

　　游子的心是风霜剥蚀的残碑，

　　碑上已经漶漫了家乡的字迹，

　　哦，我要回家去，我要赶紧回家去，

　　我要听门外的水车终日作鼍鸣，

　　再将家乡的音乐收入心房里。

　　先生，先生，你为什么要回家去？

　　世上有的是荣华，有的是智慧。

　　你不知道故乡有一个可爱的湖，

　　常年总有半边青天浸在湖水里，

　　湖岸上有兔儿在黄昏里觅粮食，

　　还有见了兔儿不要追的狗子，

　　我要看如今还有没有这种事。

　　先生、先生，我越加不能懂你了，

　　你到底，到底为什么要回家去？

　　我要看家乡的菱角还长几根刺，

　　我要看那里一根藕里还有几根丝，

　　我要看家乡还认识不认识我，

　　我要看坟山上添了几块新碑石，

　　我家后园里可还有开花的竹子。

　　在未知的故乡，耕读传家

　　“什么是家乡？它代表着一种安全感，你知道楼下的餐厅不会给你吃地沟油；它是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地方。”怀着对故乡的一种信念，郭中一放下一切回到故乡开办农庄、书院，不是隐居，甚至不是叶落归根，而是“践行”

　　本刊记者/朱雨晨(发自安徽肥西)

　　郭中一永远是一头乱发，向后飘散，突出亮堂堂的大脑门。无论是什么话题，他都是微笑着，用浓重的台湾口音徐徐道来，个中却不时夹杂着老顽童一样的尖刻。

　　我们从他的故乡谈起，谈合肥市肥西县南分路口乡，现在叫铭传乡。身为台湾的大学教授，他却放下一切回到大陆的故乡开办农庄、书院。不是隐居，甚至不是叶落归根，而是“践行”。郭中一说，这种理念在哪里都可以实现。所谓故乡，只是一个载体。

　　归人

　　郭中一：父亲一生保留着肥西口音，发不出“xi”这个音。“水烧好了，你先洗还是我先洗？”就成了“你先死还是我先死？”从小我填籍贯，都要写安徽合肥。所以我一直知道，我是合肥肥西人。但合肥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

　　2004年，故乡第一次呈现在郭中一的面前。

　　彼时，合肥的市区还很小，城市化和工业开发区的脚步尚未迈开大步往前狂奔，让人目眩神迷。彼时，郭中一还是台湾东海大学物理系副教授、美国毕业的物理学博士。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台湾合肥同乡会新任会长。身为会长，却从未见过故乡，总是有些尴尬。于是郭中一赶紧找机会回来看看。

　　故乡和郭中一离去时没有什么两样。农田嵌在荒山中。杂树、野草、荆棘，不要说能行车的路，人能走的路也很少。故乡的姑姑说，幼时她曾在山上遇到野狼，心里狂跳，只敢慢慢后退几十米，然后发足狂奔。几十年后，郭中一沿着同样的小径上山勘查，狼是没有了，却能看到野猪的蹄印。荒景中，“山大王”“人肉包子”这种章回小说里的词竟会跳入郭中一的脑中。回到乡政府时，已是一片漆黑，没有一点灯光。郭中一说，那大概是他出生以来看到过的最黑的夜景。

　　乡长说，真是抱歉，这里还是很落后。教授却回答道，第一，这是我的家乡，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第二，你觉得这是一种缺憾，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长处。台湾已经找不到可以看星星的地方，就看你怎么规划了。

　　彼时，台湾已在流传“萤火虫妈妈”的故事。一个妈妈给孩子解释成语“囊萤映雪”，孩子却不知道什么是萤火虫。妈妈突然想起，台湾似乎已经没有萤火虫了，便去问昆虫学家，这是怎么回事儿？学者说，你要有干净的草，要有干净的水，要有没有光污染的天空。于是，这个社区的妈妈们联合在一起，执行以下规定：本区不准再用除草剂；废水不能乱排，基础设施为此而改造；所有路灯全部改装为暗色，紧贴地面不高过膝盖；机动车进入小区必须关灯萤火虫就真的到这个小区来了。原来，萤火虫是个环境指标，台湾很多地方都开始做萤火虫繁育。

　　第一次回乡之行，只是生态农庄的伏笔。2004年，郭中一的人生舞台还在台湾，只是想不到，场景竟会日渐逼仄。这一年，民进党竞选时，竟号召“把外省人都赶到海里去”。“去中国化”已成为台湾的高分贝话语，甚至连名片上的“合肥同乡会会长”，也成了一个问题。郭中一等外省籍知识分子们常感慨，干吗要受这种屈辱呢？

　　同侪聚在一起，就不禁聊起将来。“中央大学”的李河清教授曾说：“很多老师都在做一个梦。因为对现有居住环境不满，就想去山里找一块地，做自己的社区。我们能不能为自己设计一个无污染的社区？然后，在这个社区里创造一个好的文化氛围？”这一倡议很快成为小圈子的共识。

　　这群所谓的“外省籍”知识分子中，只有郭中一和自己的省籍有真正的联系。于是，十几位博士、教授合资，由郭中一夫妇牵头，确定在肥西建设生态农庄，完成晚年的田园梦想。

　　荒山

　　庄蕙英：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生态农业是要扎根的，不会让你一夜致富，要从基础开始，慢慢来。但产生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有科学分析说，地球上多一座生态农庄，世界上也就多一个百岁老人。真正做下来，才知道难度有多大。

　　郭中一的夫人庄蕙英是生态农庄真正的奠基人。2006年夏天，庄女士带着两个儿子在合肥开始建设。此时，郭中一正在台湾忙于组织“反军购大联盟”的社会运动，直到2009年，终于辞去教职扎根于合肥。

　　郭氏夫妇在肥西看过很多地方，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放弃。庄园坐落的小团山，在那时只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连地方官都不建议在此开建庄园。但是庄蕙英坚持租下，“地无不可用。人人以为是荒地，弃之不用，岂不可惜？”

　　但原始条件的恶劣，不得不花费大量资源去弥平。因为是荒山，表面的土层非常之薄。庄蕙英记得，最厚的地方仅25公分，不过两本辞典那么厚，几乎不可能种树。于是，为了填土，不得不在山脚下取土，向上填埋，卡车来来回回1000多趟，才夯出一个农业的基础来。

　　荒山里，常会挖到无主的孤坟。庄蕙英说，前后一共挖出47座。每挖一座，就按照当地人的习俗，放一串鞭炮，移葬到统一的地方。在水、电未通的时候，郭夫人经常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荒山里，伴着孤坟过夜。

　　一开始，郭氏夫妇的设想是养一大群鸡，在山上养肥再拿到城市去卖。要养鸡，就要盖房子。于是有了第一栋建筑，就是现在农庄的活动中心。因为是生态农庄，杀虫剂和农药是违反原则的。结果到了夏天，窗口扑满了嗷嗷待哺状的蚊虫，让人发愁。怎么办？有人提议种薄荷试试。果然，在房子周围种上各种香草之后，清香弥漫，蚊虫大减。郭氏夫妇再试着把香草种到蔬菜和果树边上，也防止了虫害。本来只是防虫用的香草，也到了收获季节，能否利用呢？喝茶是一种。不过，饮用的消耗量远没有这么大，郭氏夫妇又琢磨着做香包，提炼精油不过几年，迷迭香、罗勒、薰衣草等已是生态农庄的经济支柱。小团山正式定名为“香草农庄”。

　　“产业链根本不是一开始规划的那样，其实有点歪打正着。我们只是一个在有机农业的想法下，慢慢推进到现在。” 庄蕙英说，“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生态农庄的将来，会是什么样，顺其自然吧。”

　　小团山的土质为氧化铁，呈褐红色。就肥力而言，非常贫瘠。但郭教授夫妇坚持“生态”的理念，不准用化肥和杀虫剂，哪怕一年没有收成也在所不惜。因此，肥力的改善，只能通过物种的栽种，和天然肥料慢慢推进就像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后天调养就格外重要。四年后，这一工作只是初见成效。

　　郭中一说，生态农庄的特点，就是早期投入大，收获往往在十年以上，但功效，是重建生态系统。他不喜欢“有机农产品”的标签。因为当下的有机食品生产，在他看来，大都是以工业化的方式，进行大面积、机械化、流水线作业，收获的是单一农产品。这种方式，对日渐凋零的农村，几无裨益，连就业的增加都很有限。而所谓“生态系统”，是在农庄里建立丰富的物种群。所以，产出和播种轮换出现，农庄几乎没有“农忙”和“农闲”之分。

　　时至今日，生态系统已初见成效。原来只有荆棘的小团山上，光是鸟就有25种，种下去的植物，更是百种以上。起初取土挖的大坑，积累雨水成塘，没有人管过它们，却不知怎么就有了鱼虾螃蟹来安家。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重构的不仅仅是生物的多样性，也包括人和自然的关系。

　　山庄里曾养过一只兔子，每天到山里面瞎玩，晚上才回来吃东西，睡觉。有一次，所有人都在电脑前忙，兔子却来蹭蹭这个人的腿，磨磨那个人的鞋子，希望有人关心它，陪它玩。但没人有空搭理它。兔子一怒之下咬断了办公室的电线，然后就像做了错事的小孩一样，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眼睛都不抬一下。

　　有一天兔子突然不见了。大家都怀疑，它是不是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回大自然去了。这样也好，它有了自己的天地，当然比在人群里孤零零地生活要好。但过了两周，它回来了，很快又走，这次大家都有了心理准备。果然，它再也没回山庄。

　　又过了很久，一天下午，郭中一和次子延极在桑葚树下散步，突然听到很远的地方，有唰唰的声音，疾速贴着地面传来。不是人的脚步声，也不是风声。是那只兔子，从林子里跑出来，到了离人大约一尺的地方停住。人走上去想再摸摸它，它却拒绝，退到相同距离之外。人向前走，它就依着人的速度，默默跟上。就这样，若即若离地走了一个多小时，它才再次消失。

　　耕读

　　欧阳洋：在山上，觉得自己的听力特别敏锐，听到的声音特别丰富，而且什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你问我在山上闷不闷，怎么会呢？去年秋天，我真的看到了排成“人”字形的大雁。今年，我的目标是种一亩向日葵。六月的时候你再来，就能看到了。

　　欧阳洋是郭中一的学生，小团山中英书院目前唯一的记名弟子。事实上，山庄近30名员工，都是书院的学生，也是老师，包括郭教授自己。

　　山庄践行的，是古已有之的“混龄教学”。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山庄中实行的也是相教互学。如志愿者李卓妮，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音乐系，专业花腔女高音，每天都会带着山庄的员工和附近的孩子们一起练和声。她计划五月要在山庄举行一场音乐会。

　　郭教授也能讲音乐课，很多内容却是科班出身的女高音闻所未闻。他从毕德哥拉斯的“万物皆数”开始，穿插到《刺客列传》里，高渐离送荆轲时唱出“变徵之声”，第一次出现七声音节，再讲到建筑声学，为什么音乐厅里不能用地毯？因为地毯吸音

　　郭中一学贯中西，文理兼修，包括建设生态农庄所需的农业知识，基本都源于自学。教育的目的本来就应该是学会学习，热爱学习。但应试教育却背道而驰，为郭深恶痛绝。目睹两个儿子在学校里遭受荼毒，郭教授下定决心让他们离开体系，在山庄自学。老大延铎高中毕业之后开始自学，老二延极则连初一都没有上完就回家。

　　离开学校的两年里，延极已经读完了先秦诸子百家的主要著作，也学完了微积分和高等数学。他的生物学水平在山庄已无人能及，大约已达到大学本科，最近正在研究细胞分裂时，蛋白质的若干细节。

　　事实上，逃离学校的短暂幸福感消失后，延极也曾为这个决定而惶恐。但随着自学内容的深入，他开始越来越觉得留在学校里的同学幼稚，因而更坚定了留在山庄的决心。

　　无论是谁，都会跟记者聊起：“在这里有很多东西可学。”譬如山庄工程和物流的负责人曹工，是个17岁就离家的农民工。他第一次拿到山庄的建筑设计图时几乎完全看不懂，“因为和我们的习惯太不一样了，同一个平面居然有好几条水平线。”于是，延极教他怎么用电脑上网，收发邮件，用skype和台湾的设计师语音聊天。为了理解复杂的图样，他开始自学CAD软件。现在，40出头的曹工已拥有自己的博客，并且是山庄网站的维护人员。

　　至此，生态农庄最初的设想，“无害的社区”和“好的文化氛围”两大目标基本实现。再造生态系统的努力，也在向周边扩散。

　　2007年，生态农庄的基础建设尚在进行之中，庄蕙英已开始为周边的孩子免费辅导英文。她发现，教育机会的不公，对农村孩子而言，集中体现在英语上。庄本人是美国毕业的教育学硕士，对此自然不在话下。5年来，她辅导了不下百名农村学生，有的孩子英语成绩从个位数提高到接近满分。有的孩子甚至各科成绩都在往上走。庄蕙英对此很奇怪，那孩子回答说，英语是最难的，我都能攻克，还有什么学不了呢？

　　2010年初，郭氏夫妇被评为“安徽省十大经济人物”。评奖晚会上有个节目，由一群孩子合唱一首英文歌，其中一半来自郭夫人所在的农村，另一半来自合肥市区。农村这边，郭夫人很快和孩子们一起，一字一句排练纯熟，市区那边却传来消息，说孩子们唱不了，要改成一半中文一半英文。不久，又传来说，还是唱不了，英文再少一些。

　　终于到了台上，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站在一起，字正腔圆、毫无退缩地唱起英文歌。郭中一站在一边，潸然泪下。

　　乡关

　　史立勇：我家是在县城附近的农村里，后来到山西上大学，却对那里没有什么感觉。在外面时间越长，越想回家。心情低落的时候特别想回去。我也知道，回去会有很多束缚。真回去了，可能也待不住又想出来。有时候想，真要是没有太大追求，一辈子在一个地方也挺好。

　　可惜，史立勇本人不是一个“没有太大追求”的人，否则不会在大学毕业之后，辗转到安徽的小团山农庄工作。

　　面对同样的问题，延极的哥哥延铎沉默许久，才说：“你问我是合肥人，是台湾人，还是哪里人？我回答不出来。小时候，祖籍是什么，我是知道的。那年来的时候，我想像中的合肥，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出生在美国，两岁到台湾，15岁再来合肥。却似乎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有立勇那种感觉。”

　　边上的李卓妮帮延铎解围说：“我应该算是湖北潜江人，但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在外面，在武汉，在上海。第二故乡给我的快乐还多一些。故乡这种情怀和概念，大概我们现在还不会有。”

　　说这些话时，他们一起坐在合肥到上海最慢的一班夜车上，面前桌上是延铎正在自学的《文心雕龙》。每周六凌晨3点，立勇和延铎都要赶上这班车，用最经济的办法参加上午9点开始的市集，卖出农庄的产品。除了车厢里弥漫的烟味和泡面味，延铎对这种跑单帮生活甘之如饴。此时，郭教授也带着延极坐在另一班火车上，赶往北京的类似市集。

　　延铎和延极都还没想要离开山庄，“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可学”。延极曾经问父亲，自己会不会一辈子待在大陆？

　　教授回答说：“将来，你可能会去火星工作，在那里定居。”

　　“我只是最初的那一块石头”

　　中国新闻周刊：回到从未见过的故乡定居，是不是有隐隐中的召唤？

　　郭中一：似乎是有的。我是回到了合肥，通过当地亲戚的讲述，才知道很多我家的故事。我们首先选中的地点，不是小团山，而是二潜山和小潜山之间的马鞍口。选中的第二天，我们去姑姑家吃饭，说起这个地方，姑姑大吃一惊，连声说好。原来那是我曾祖父的故居，我的父亲就出生在那里。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放弃了马鞍口，选中小团山。那个荒山，一开始很多人来看了就笑，说你们笨蛋被拐来了。过了两三年我们做得像样了，有人就问，你们会风水吧？这么好的地点给你们看到了。这个山面对正南，两边隆起，中间凹下去，像把太师椅。山前面还有个水塘，风水上就是个财库。我听了大笑，说水塘边有个房子，住过人的样子。如果这里风水好，那么在这里住过的人早就该发了。后来姑姑告诉我，那房子里住过的人，又是我的曾祖父。好像他老人家算好了一样，到处堵我。

　　我父亲20岁离家，平时对家乡的事情讲得也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祖母叫什么名字？他不知道，因为祖母的闺名从来没人叫过。我又问，祖父叫什么名字？他还是回答不上来。这就很奇怪了。父亲说，祖父平时很威严，自己从小很怕他，见面就一直低着头，吃饭也不敢发声，哪里敢提名字。后来我和弟弟反复拷问，父亲才想起来。这件事让我很感慨。老人要是走了，很多东西就没人能讲了。所以我开始留心长辈的唠叨。外祖父过世之前，经常会说起，他们李家当年在广东梅县如何有钱，后来怎么家道中落，他又怎么一个人白手起家……这时阿姨和舅舅就会在旁边说，你又罗嗦了，一次又一次的。有一次，我突然跳起来，说，你们能记住多少细节？你们有哪一次专心听过？未来，我们能记住多少？

　　中国新闻周刊：你本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故乡有直接联系的？想象中的肥西，和真实看到的有很大落差吧？

　　郭中一：大概从80年代开始，我们就通过各种渠道往家乡寄钱。一开始不能直接从台湾汇款，就通过我父亲在国外的学生转。后来我在美国读书时，也肩负这一任务。30年前，3000美金的一笔汇款，能让一个人变成肥西首富。但一直到现在，农村还是很穷。钱到哪里去了？没有计划乱花掉了。最近我的一个亲戚还跟我抱怨，钱不够用，因为过年的时候爆竹就买了5000多块。我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呢？回答说不买的话面子上过不去，这年不能过的。你看，基本的农村文化就是这样的，不是把钱用在生产和积累上，而是在攀比、浪费、甚至是赌博上。我就开始怀疑，农村的问题不仅仅是科技和政策上的障碍，还包括文化上的重建。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你重回故乡的最终目的？

　　郭中一：当年，我们这批知识分子的想法是，第一，退休以后要找个适合的环境居住；第二，实现一点人生价值，多少可以做点事，教教附近的孩子，传播环保理念；第三，更深的一层，我们觉得大陆少一个精神的核心。台湾的原住民，有他们的圣山大武山。平时不进去，在尘世日久，就要回去洗涤一下心灵。但汉族没有，汉族人的精神是非常空虚的。应该有人来做这个事，知识分子可以把这作为一种抱负。

　　中国新闻周刊：能做到吗？这似乎非常遥远。

　　郭中一：你知道石头汤的故事吗？是说一个士兵战后身无分文走进一个村庄，说我有一块石头，能煮出天下最好喝的汤来。喊了很多遍没有人理他。有人说我们试试看吧，于是拿来锅子和水。煮了一会儿，士兵尝了尝说，已经很好喝，但有点儿油和盐就会更好。于是又有人拿来了油和盐。士兵又尝了一尝，说有青菜就会更好，再有点儿肉的话……每个人都拿出来一点，最后当然就是天下最好喝的汤。

　　我只是最初的那一块石头，创造一个平台

　　中国新闻周刊：这里人把你当作合肥人，还是台湾人看？

　　郭中一：曾经有过一些遭遇，甚至是冲突，连当地的亲戚都没有帮我们的意思，居然说“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其实这些都在我预料之中。回到最初的目标，我就不是回乡，而是再造乡土。

　　现代人都有乡愁。问题不在于这里是不是我的老家，我是不是非回这里不可。在哪里都不是你的故乡。都市人是被拔离土地的，就算是成长于都市，都市也不是你家乡。

　　什么是家乡？它代表着一种安全感，你知道楼下的餐厅不会给你吃地沟油。套用孔子的话，是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地方。就是说，在这里老人能够安居，朋友之间能够信赖。这些，不仅仅是大陆没有，台湾的问题也很大，比如学阀学霸太多了，对年轻人只有压榨、掠夺。这就不是一个家的样子。

　　当代知识分子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要么依附于政府，要么依附于学校，总之是某一个机构。所以知识分子和乡土隔离最彻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是这样。我耕读，考取功名，做官，劝谏，罢官之后回家继续耕读。在朝为官的时候，我的儿子其实也是在耕读。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践行，也包括对子女的教育。孩子脱离学校，没有文凭，就算你很坚定，难道家人都支持吗？

　　郭中一：他们天天都在学习，而且他们已经有了学习的能力。就算我不在了， 他们也会学习下去。没有学历，对他们来说，永远是背水一战。我最怕的是他们变成那种“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状态。现在资讯那么发达，在网上他们就可以看到我的美国导师开的普通物理课，水平超过台湾所有大学物理系。人永远要学习，我也在不停地学习。一个学位又能代表什么？

　　我心里有这样的准备，有一天儿子告诉我，他觉得学够了，想要离开山庄。这没问题，也许有朝一日他们又会回来，再学上一段时间。对于书院里的学生，我也是一样的期待。

　　现在的缺憾，是书院里学生的年龄差异不够大，否则就能让大的教小的。只有把小的教会了，大的才算是学会，而不是靠考试来证明你学会了。中国的教育是成材教育，而不是成人教育。孔子说“君子不器”，但现在的成材教育恰恰是“器之”，基本就是把人教育成小人。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是再造乡土，而不是再造故乡，那么合肥还有特殊意义吗？

　　郭中一：我把合肥定为我的根源，当然很特殊。但故乡，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地方。台北是一个故乡，那里我住过好几个地方；我的大学是在台南，那里也很有意义；金门当兵，对我有不可磨灭的回忆；我又在波士顿住过八年……这些都是我的故乡。人的经历，有很多来源，像冲积平原一样，一层一层堆积起来。所以不能忘本，每一个本都不能忘，也忘不了。

　　从这里你会想到更多，就是“推己及人”，处处都可以是故乡。科学社会学里有个“六度分离法”，不超过七次，你可以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关联。那么，伤害了任何一个人，都会对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最多6个)有伤害。一个很远的人，和你的关系可能非常密切，和你是什么样的关系你甚至都不知道。但就算从纯粹的，自私的利益维护来说，你都应该去保护他。

　　重建失落的家园

　　家园的失落，是从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的，“没有地的农民，还怎么能叫农民？”在经历了与拆迁方的激烈对抗之后，云南宏仁村村民在学者帮助下，选择平和理性的方式亲手设计、改造自己的故乡

　　本刊记者/高胜科(发自昆明)

　　3月初，一份由村民参与、村代表发起、学者推动的“新旧和谐”式样的故乡重建方案，正悄然改变着昆明市宏仁村的命运。

　　宏仁村位于云南滇池东岸，行政上隶属昆明市官渡区。最近十年间，这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彝族村落经历着“大转弯”的变革，从传统的昆明“菜篮子”，变身为没有耕地的城乡结合部，村民也由地道的菜农变成了以租房与打工为生的人群。

　　2010年，当地政府推出城中村改造计划，要把村民在第一次改造中新建的砖瓦楼房，彻底变成现代化的商业街和城市住宅小区。

　　在经历了与拆迁方的激烈对抗之后，“小村”的人们选择在学者的帮助下，亲手设计、改造故乡。学者与村民互动，让这场村民自主改造家园的实验，既吸收世界很多城市规划的灵感，又不逆于“大昆明”的城市宏观规划趋势。

　　改造方案

　　3月21日晚8点，宏仁村华灯初燃，村民从家里取出竹凳子，在路灯明亮的小广场集合。李绍荣、莫正才、李雄等几位村民代表，调试好扩音器和话筒，开始带着村民学习法律与土地政策，老人们带着浓厚方言的声音在夜色中回响。

　　在“拆迁”降临的近两年内，这种每周三晚8点举行的学习会始终未间断，风雨无阻。

　　与往日不同，这次群众大会除了学习5000公里之外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79岁的莫正才老人还组织村民讨论了一份关系全村命运的《宏仁村改造方案》，这套方案由村民们自己设计，并刚刚经过北京大学教授朱晓阳等一批学者们的修改。

　　讨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村民们完成了终稿并一致通过。

　　次日上午11时，莫正才、李绍荣两位村代表，将这份有着1053名成年村民签名、摁着手印的方案，交到了负责该片区拆迁的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甘琴手上。甘琴答复称，一定会转交给昆明市规划局，以供最后决策时“考虑”。

　　宏仁村，距离昆明市区不到20公里，人口2000余，分为宏仁新村与宏仁老村。新村历时5年刚刚建成，将不再进行改造，这次重建只针对老村。

　　作为滇池边的古老彝族村落，宏仁村至今保留着彝族文化不可多得的文物和历史建筑：数百年前的古刹寺庙，19世纪的古代学堂遗址，以及与村庄同期存在、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井，而几代人居住的古民居更让小村成为滇池东岸村落文化的独特景观。

　　虽然有些房子已在拆迁中被毁，但老村的特色街巷的格局依然完整，肌理足够清晰，这为小村的自主改造和修复提供了条件。按村民们的“设计”，整体保存以两所古寺和古建筑为中心的约115亩区域，不可移的文物尽量保留并修缮；改善已有的街道状况，铺设地下水道、电网、通讯设施和绿化，修景观水塘及其他配套设施；区域内的民宅一律增设符合城市生活标准的厨卫设施，对存在火险等安全隐患的民房则进行调整。此外，还可按规划新建商铺以及休闲场地和文化设施，但高度不得超过三层。

　　在方案的“技术指导”、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朱晓阳看来，这些文物、古建筑密集于小村的北端，有利于成片区保护。因此，小村首先强调的恰恰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村落型空间保护”。

　　“这种重建绝非追求仿古式的建筑，或纯粹以怀旧情绪来凭吊古物，而是承认现代化与传统有机结合的现状，这种‘朝前走、不是向后退’的规划思路，才更有意义，”朱晓阳说。

　　此外，村民的方案也透着实用主义智慧。小村面积为240亩，除了古文物密集的约115亩区域保护，剩下的空间将留给城市化改造，在朱晓阳看来，这借鉴台湾的区段征收方式，将土地划出一定比例出让给政府与开发商，而土地收入则作为村落改造的资金。

　　方案规定，目前住在规划区以外的村民，可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将原有房屋换至规划区内。村民们甚至组织捐钱用于改造基金，超过300元的，可载入重建故乡的纪念册。“这些年来发生的小村大事记，也要写入册子里，供后代人纪念的”，重建方案的发起者、村民代表莫正才说。

　　朱晓阳指出，这一方案契合了去年底昆明市政府推出的“环滇池文化圈”建设规划，宏仁村距滇池仅有两三公里，还处于官渡区古镇集群、特色村镇和宗教文化展示线路等节点上，与环滇池文化旅游圈的规划高度重合，具有可行性。

　　失落的家园

　　小村被朱晓阳自称为“第二故乡”。1957年出生于云南个旧的他，年轻时曾作为知青在宏仁村插过队。他的观察下，家园的丧失，是随着传统乡土社会的变迁一点点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朱晓阳多次对小村进行田野调查，并以小村为素材，出版了社会人类学民族志《小村故事》两卷。

　　彼时，小村还是一个原生态的农村，沟渠环绕，景色怡人。小村是旱涝保收的丰裕之地，当地种植的蔬菜供应昆明，有“昆明的菜篮子”美誉，“昆明只要没菜了，管农业的市长就会住到这里指挥调菜。”朱晓阳说。

　　1990年代中期，朱晓阳的好朋友、诗人于坚也多次光临过这个美丽的村落，“当时乡村小路已修成水泥路，交通四通八达，周围都是稻海麦浪，村民按传统格局自建了一些砖房，虽然土木建筑材料变化了，但乡村的传统没变，路边有村民在修鞋面，其乐融融。”于坚说。

　　家园的走样，是从失去赖以生计的土地开始。分别建于1999年与2003年的广福路与昆洛路，一横一竖挤占了小村的大部分土地，随后几年内，沿这两条路开发的新亚洲体育场、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一期工程等商业项目，几乎吞没了小村的所有耕地。

　　“没有地的农民，还怎么能叫农民？”小村人莫春华自嘲道。自2005年开始，两条公路如同一把剪刀把滇池东岸的农民与其传统生计切断了。上级政府给了村民户均一块宅基地的许诺，由村委会划出老村西侧的一处地块，建成了统一户型、统一尺寸，五六层不等的“宏仁新村”。

　　新村为村民们增添了一个新家，也体现出当地人的价值观。小村人说“钱啊，一湾死水，经不住瓢舀”，与其他地方不同，这些征地补偿款没被挥霍，而是为子孙后代留个后路，用来建了新村。村里的年轻人很快搬到了新村，老人们则更愿生活在老村。

　　随着新村的建成，村民也变身为以租房、打工为生的“城中村”人，收入却并不好。四处都在拆迁搬家，影响了门市房的出租生意。“我们更怀念种菜的日子，虽然收入差些，但至少简单快乐，没现在这么多的烦心事。”村民付丽丽说，住在楼房里，她甚至经常对着电视发呆。

　　这些变化让几年后再回到小村的朱晓阳和于坚等人颇为感慨。原有的乡村正经历剧变，用小村人的话来形容，就是“一个癞蛤蟆被牛踩了一脚”，浑身疼但是不知道哪儿疼，哪儿不疼。

　　这“牛”是失地，是城市化。但朱晓阳也感觉到“这个故乡一方面在被毁，另一方面人们也在通过娱乐等方式来顽强地修补和建设”。2009年村民筹资建设了文娱场所“新客堂”，村民每月筹资共计600元交给一位专职烧水的老人，平时村民们可以到这里喝茶、打牌、闲聊。

　　2007年起，朱晓阳和于坚两人历时两年拍摄了一部239分钟的纪录片《故乡》。以纪录这个在城市化运动中正在消失的鱼米之乡，以及逆来顺受的人们如何在前途未卜的混乱中继续维系着亘古秩序。

　　影片没有公映，新一轮的城市化却再次觊觎这里的土地。2010年5月，昆明新螺蛳湾商贸城二三期工程将要征占宏仁老村与新村，据宏仁村委会干部介绍，按照政府规划，这里将要建成商业街和商业住宅。而这时，用5年建设起来的宏仁新村一些新房还没有来得及装修。

　　经过村民们包括上访、以死相逼等激烈抗争，2011年8月，地方政府重新对该区域进行规划，新村得以保留。但老村的命运未卜。

　　抗争与和解

　　“从第一轮拆迁开始，全村人就强烈抵触。一旦房子拆了，我们就真成了无地、无收入来源、无房的‘三无’人员了，后代该怎么办？”年轻一代的村民莫春华说。拆迁已开始两年了，安置回迁房还没有着落，即使建成了，“也是城市小区房，我们拿到拆迁补偿后也是买不起，更住不习惯”。

　　新一轮城中村改造再次打破小村的宁静，情绪的焦躁随时都可能爆发，“平时我的小孩哭，我们会耐心哄；但这两年，孩子只要一哭，大人就打孩子，最后孩子哭得更厉害，大人们就跟着后悔”，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付丽丽说。

　　村民们往年总要自发组织多场热闹的“唱花灯”等文娱活动，即便做农活时，一些女人也会随口哼上几句。但最近的两年内，这些活动终止了，村民说，房子都没了，更没了唱花灯、办活动的心情。

　　而负责拆迁和街道办的人在村里更不受欢迎，“一旦进入村子，上年纪的女人追着他们骂，而刚懂事的小孩子一边往家跑一边冲着妈妈喊‘拆迁办来了，快关门"，付丽丽说。

　　“紧张”的事情一度发生过，关于这里的拆迁新闻也上了多家媒体。其中最著名的是2010年7月1日的拆迁风波，在这起群体冲突事件中，二十多人受伤，其中一名村民的左眼失明，当天有8个村民被抓走，之后有3人被判刑。另一起事件是“抢占新客堂”，“新客堂”建成不久就成为拆迁办驻点，2010年8月7日，经过激烈的冲突，拆迁办驻点被村民们赶到别处。“为捍卫这个文娱场所，村民此后自发捐款共计5万元，在这里集体吃住16天，人数最多时要放60多桌。”村民代表李绍荣说。

　　在当地，拆迁引发了更惨烈的事件，朱晓阳将之称为“自残”式抗争。2011年12月23日，一位邻村的周姓村民从动迁公司领导家的五楼楼顶跳下，医治无效死亡。直到《中国新闻周刊》近日来到宏仁村，村中靠东南角的一处5层楼下，一大摊血迹依稀可辨。

　　和解的转机也发生在抗争最激烈的时候。2011年12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组织“中国城中村改造案例分析与经验交流会”，正是这次会议让宏仁村发生了转变。来自北京大学城市建筑与景观学院、中国城市规划院、北京社科院的专家在会上对村民自主改造村庄进行了探讨，还分析了深圳、北京等地的城中村自主改造和治理的个案，这让受邀参会的莫正才、李绍荣两位小村代表豁然开朗。

　　2004年左右，深圳市政府计划在5年内将境内多数的城中村纳入改造范围。改造的基本路子是拆平重建，7年以后，这里仍然没有被拆掉。中国城市规划院的罗赤教授指出，深圳市近年来对待城中村的政策已经调整为“综合治理”与“维持现状、使之优化”，反映了利益相关方对城中村作为“真正城市”的承认和价值的认可，也意味着以大拆大建为核心的城市化显出难以为继和峰回路转的趋向。

　　在北京，近年来很多城中村改造项目效果不理想，资金豁口严重，但白家楼、何各庄、草场地、高碑店等村庄的有机更新改造却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从北京回来后，我们几个代表就同村民们商量，北京、深圳等地方可以自主改造，为什么宏仁村不能这样做呢？”莫正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理性重建也有利弊的权衡，“我们抗争两年了，各种压力之下，还是有村民签下协议。长期下去，全盘守住也难”。

　　更重要的是，改造方案有坚持也有妥协，根据村代表近日逐户统计，宏仁老村的670多户中，已签订拆迁协议352户，这次方案既承认了这些已签订的拆迁协议继续履行，又留出相应的土地出让给政府与开发商，作为回迁房建设与商业开发使用。

　　“这就是理性，村民的改造方案兼顾到了政府、开发商和村民的各方利益，能解决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现有冲突的问题。”朱晓阳说。

　　什么样的乡村生活

　　在朱晓阳与于坚合作的《故乡》里，有一个头部受伤、精神有一定障碍的宏仁村民，他每天总来“新客堂”喝茶，一会这个大妈给他个苹果，一会又有别人和他闲聊说笑，他不用住进精神病院，这个乡村养活着他，精神病并没恶化。

　　于坚特别喜欢这个镜头，作为诗人的他对乡村社会有着诗意的理解，他觉得，家园不止是被物化的建筑，更应是个让人安心的大环境。理想的乡土家园应该是一个集于养老院、庙会、医院、民俗娱乐于一体的地方，“这个乡村社会中有人情味、有帮护、有关注、有儒家的那种和睦相处，能让人安居乐业，重要的是能抚慰心灵，不是冰冷的建筑”。

　　“农村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根”，于坚说，中国传统的几千年经验，证明这种乡村家园的生活方式有益于生命，不应被城市化全部摧毁。

　　住在怎样的房子、沿袭怎样的生活方式，是历史经验告诉农民们自主选择最适宜的。于坚说。比如西双版纳的农民更习惯住在竹楼，水泥房却不是第一选择。重建家园的前提是人们习惯住、乐于住在那里。如果没有人居住，传统的生活方式无法传承，重建就失去了意义。

　　宏仁村有云南地区越来越少的古建筑“一颗印”3幢，以及70多幢一颗印变体建筑，村民住着很习惯，冬暖夏凉。村里还有与村庄同时代的古井5口，在云南的大旱中总是水量充沛，为村民们所依赖。而滇池东岸的小村，很多老人中有的已经90多岁高龄不愿搬家，也从未考虑要从这个“家”中搬出，每天在院子里养鸡喂鸭自得其乐。

　　更现实的是， 自清代以来，“村村有寺庙、家家设佛龛”，是滇池沿岸的社会景观之一。宏仁老村共有古寺两处，至今香火犹盛，定时去寺里祈福是村里人的一个重要习惯，这也是宏仁村引以抗争的另一理由。

　　朱晓阳经常到国外考察，他发现世界上的大都市也有着建筑中的“神人合一”。比如日本首都东京，就是一系列乡村的集合，从而使城市保存了社区性，社区中保留着地方神社、寺庙，“天地神人”的社区性很明显。

　　于坚认为，小村的重建家园样本试验，无论成败，或者能走出多远，积累的都将是第二次“乌坎”经验，“如果试验成功，意味着‘一刀切’的中国行政模式到了转折点，成为了人们自主选择生活方式和家园重建模式的一个成功范例；而即便失败，也走出了重要一步，‘乌坎事件’是民主政治选举的经验，而小村重建收获的是人们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与诗人的写意不同，宏仁村人的生活如同《故乡》拍摄到的一样在继续：两位农村妇女，背着一箩筐的蔬菜，在穿越小村东侧的昆洛路时，仍旧显得张皇失措，一路小跑地湮没在疾驰而过的车流中。

　　(实习生李妍、商笑野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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