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与名人面对面

　　迈克·华莱士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王牌节目《60分钟》的主持人、记者和灵魂，他以尖锐、辛辣的采访风格和深入独到的报道著称。《你我之间》是华莱士个人职业生涯的回忆录。在书中，华莱士真诚讲述了他六十年职业生涯中所发生的种种幕后故事，揭示了华莱士个人对他所采访过的大人物们的深刻理解。

　　采访肯尼迪之死

　　我们中多数经历过那场惨剧的人，会把肯尼迪遇刺看做是一种可怕的失常，是文明社会里不该发生的、在我们余生中不可能再出现的可怕事件。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惨案打破了这种天真的幻想。肯尼迪遇刺只是第一个，在他死后的十多年间，频频发生类似的政界领袖遇害事件。民权运动时期两位最具精神领袖气质的黑人领袖都是被枪杀的，马尔科姆·X于1965年遇害，三年之后马丁·路德·金被害，再过两个月，另一位肯尼迪在总统竞选活动中遇害。1972年在又一轮总统大选中，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在途中一站遭到枪击。他侥幸活了下来，却落得终身残废。1975年9月，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在加州接连遭到两次刺杀，前后仅隔17天。

　　每当新的暴力事件发生，都会唤起人们对肯尼迪遇害的记忆。福特总统被刺后不久，我采访了1963年11月那天为肯尼迪专车护驾的特工。他的名字叫克林特·希尔，多年来，他一直拒绝公开谈论达拉斯发生的一切，和任何有关他在特工部门的经历。1975年夏天，希尔从特工部门提前退休，既然已经离职了，他同意上《60分钟》节目来回答我的问题。这是他首次公开谈论他近距离目击的肯尼迪遇刺过程。

　　我在准备采访时已经得知，达拉斯枪击事件使他一直饱受自责和愧疚的困扰。然而，当我谈起这个话题时，他流露出来的那种深入骨髓的悲痛，还是让我大为震动。

　　华莱士:我可以把你带回1963年的11月22日吗？当时，你是站在紧跟肯尼迪总统专车后面的那辆特工车的挡板背后。第一声枪响的时候，你冲到前面，跳到总统车的后背，前后不到两秒钟的时间，把肯尼迪夫人拉回到座位，保全了她的性命。最危急的是，她当时正站在车厢外面希尔:她那时站在专车后座的外面，不是车厢外面。

　　华莱士:哦，但是，她已经从车厢后面爬了出来，想回去，对吗？

　　希尔:因为，她丈夫的她丈夫身体的一部分她丈夫的头部被击飞了，掉到了街上。

　　华莱士:她没她没想到从车里爬出来？她是在……？

　　希尔:是的，她只是想伸手去勾到那颗头，她丈夫头颅的一部分。

　　华莱士:把那个头的一部分捧回来？

　　希尔:那是唯一她想做的

　　那一刻，希尔彻底崩溃了:泪水不住地从他的脸颊上流下来。我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轻声问他，他是不是不想谈这段痛苦的记忆，聊点其他的。他表示想继续谈下去。所以，等他平静下来后，我接着问他关于那天的事。

　　华莱士: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可能，其他特工或者克林特·希尔能够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

　　希尔:克林特·希尔本来是可以的。

　　华莱士:“克林特·希尔本来是可以的”？你的意思是？

　　希尔:如果他动作能再快半秒或一秒钟，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华莱士:你认为，你本来是能来得及冲到那里，替总统挨上那枪的？

　　希尔:是第三枪，是的，先生。

　　华莱士:那你就会感觉安心了？

　　希尔:那我就安心了。

　　华莱士:可是，你需要在不到两秒的时间里冲到那里，你不可能来得及。但是，如果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歉疚感了。

　　希尔:是的，我一直很自责。如果我当时能掉转方向，我本来是办得到的。这是我的过错。

　　华莱士:哦，没人能在这么短的一瞬间想到这么多。你所做的一切，已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品格了。这是你的上司对你在1963年11月22日那天的表现所下的评语。

　　希尔:我不在乎这个，迈克。

　　华莱士:“非凡的勇气，在巨大危险中英雄般的作为”。

　　希尔:迈克，我真的不在乎这个。如果我能再快一点点，本来，我想我能够的。现在，我要背着这个进坟墓。

　　这是我在所有采访中遇到的受精神伤害最深的人。当我亲眼目睹希尔的痛苦不堪，也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水，采访中，我几次感觉到泪水涌出来。很多观众也深深地被触动了节目播出之后，信笺像潮水般地涌来。

　　在采访中，他告诉我，因为“创伤性经历引发的神经方面问题”，医生强烈要求他在43岁的壮年期从特工部门退休。当摄影机胶片停止转动时，他表现得更为坦诚。我们的节目观众所不知道的是，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1975年采访之后，我时不时地会关心他的近况，送上我的真诚祝福。但直到2003年秋天，我们才有了第二次的直接联系，当时，所有媒体都把注意力放到了肯尼迪遇害40周年上。我当时想知道，克林特是否愿意接受我的重访再来谈这个话题。我把电话打到他在弗吉尼亚州华盛顿郊外的家，他对我很热情，但是说不想再谈论达拉斯之日了。他告诉我，他现在的状态很好，以往的困扰已经抛在身后了。他终于能克服自己心中的魔鬼，不再为肯尼迪之死深深自责了。

　　采访里根夫妇

　　里根离开白宫后，回到加利福尼亚，南希接着花几个月时间写了一本书，当该书于1989年秋出版时，我采访了她。书名叫《轮到我说了》，这个书名是最贴切不过了，因为书中许多章节都是给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们打分，他们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激起了她的批评，特别是陆军总司令唐纳德·雷根。咄咄逼人的新书招来了咄咄逼人的采访，南希多次被我的采访方式给激怒了。当我提到某件事上暗示她“认为乔治·布什缺乏政治上的勇气”。她冷冷地回答:“是你把这句话塞到我的嘴里的，迈克·华莱士。”

　　采访临近结束之时，我提到，里根夫妇以第一家庭的身份通过收取高额演讲费来四处敛钱。接着，我对他们的一次奢侈旅行发表了看法。

　　华莱士:我听说你们将要去日本，你们两周时间要价200万美元。

　　里根夫人:是他们邀请我们俩的。他们发疯一样不停地游说我们。我们就让随行人员们也带上各自的妻子，这样她们就能陪着自己的丈夫。

　　华莱士:但是，这是报酬丰厚的两周。

　　里根夫人:你大概也知道这是给所有去那里的人的费用。现在，你不需要再提这个问题了。

　　从她冰冷的直视目光、不客气的声调，我知道她是在责备我。后来我才知道，南希认为我有意偷袭她，因为事先我没有告诉她我会问到这趟日本之行。唉，这是一句最熟悉不过的牢骚话:嘉宾们高高兴兴地来上《60分钟》节目，为他们的新书或者其他什么做宣传，当我们把话题转移到他们不乐意谈的内容，他们常常会勃然大怒。

　　不管怎样，南希托人捎来一句话，她再也不想和我说话了，我当时认为我们之间长久的友谊就这么结束了。两三个月后，南希上了拉里·金的晚间节目做嘉宾，我正好在看电视，金在节目里提到了我们之间闹翻的事，并问她，我们俩之后是否就再不来往了。作为回答，她问拉里，她是否可以通过电视对我说句话。他说，当然可以。南希看着镜头，说让我给她打个电话。第二天，我就给她打了个电话。结果是，我们和好如初。我很高兴地说，我们之间的友谊打那以后一直很牢固。

　　我在《60分钟》最后一次采访南希是在2002年。8年前，她的丈夫给美国人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们，他患上了老年性痴呆，记忆开始出现问题。在信里，里根写道:“我只是希望能有办法让南希避免经历这段痛苦。”我向南希引用了她丈夫的这一句话，我指出，他对她在未来承受悲伤的担心胜过了对他自己的。她认同我的观点。

　　这次采访的大部分内容是回忆过去。我们两个看着1975年那些在圣巴巴拉山脉大农场拍摄的影像资料，谈起他们那时在一起的幸福生活，以及几年后他们等待在通往白宫之路上的快乐。2002年对南希是个特殊的日子，那年3月是她与里根结婚50周年纪念日。然而，她丈夫的病情已很严重，她无法和他一起庆祝了。于是，我就问她。

　　华莱士:那天，你做了什么呢？

　　里根夫人:什么都不做。我多么希望能和他谈论这个日子。有时，我逼着自己回到现实中，因为我会不由自主向他张开手臂开始说:“亲爱的，还记得……”

　　华莱士:嗯，你认为他还认识你吗？

　　里根夫人:我不知道。

　　华莱士:你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你一整天都做些什么？

　　里根夫人:哦，我会去看朋友，但不是每天都这样。我主要还是守在家里，真的。

　　华莱士:孤独吗？

　　里根夫人:孤独。因为你知道你只有自己独自一人去面对这些，别人没法为你做什么，所以孤独。

　　华莱士:回想1975年，你说当你碰到罗纳德·里根，你的人生开始了，你不能想象没有他的人生。现在，在你所说的与他的告别之旅中。你说过再见了吗？

　　里根夫人:没有，还没有。他还在那里，他在那里。

　　采访播出后一年左右，我经常听到里根病危的传闻。然后，我会给南希打电话，她总是立刻让我放宽心尽管病情很严重，她的丈夫还顽强地活着。但是，在2004年6月的第一个周六，我给她打了个电话，问她这次病危的消息是否又是一次错误的警报。她回答说不是，然后平静地告诉我，里根这次的状况很危险。她接着说，她正和儿子罗恩、女儿帕蒂一同守在里根的病床边，他们认为里根可能撑不到这个周末了。我自然送上了最恳切的安慰之言，然后给CBS新闻频道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关注里根的状况。三个小时后，加利福尼亚传来了罗纳德去世的公告。之后的国葬仪式持续了一周时间，几百万美国公众和其他国家的政要出席了葬礼，与南希·里根一起完成告别之旅的最后一章。

　　采访达利

　　几年前，有人问我谁是我采访过的最古怪的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萨尔瓦多·达利。”

　　1956年深秋，达利在我们的电视节目上出镜，当时《深夜追击》才开播不久。在某次逗留纽约期间，他无意中发现了我们的节目，并成为我们节目的粉丝反正，我们是这么被告知的。所以，他通过他在纽约的联系人传话给我们，说他愿意做《深夜追击》的嘉宾，这让我和特德·耶茨满心欢喜。

　　虽然我对美术有一定的鉴赏力，但不是内行。如果我们的一些观众错误地以为我精通这门艺术，也许是因为看了我在1954年百老汇的演出。在这部名为《侧卧像》的轻喜剧中，我扮演一个精通博物馆和画廊的理想主义艺术经纪人。哄我做这件事的是我的朋友阿贝尔·巴罗斯，他是《红男绿女》和其他一些热门音乐剧的作者，这次受雇导演《侧卧像》一剧。我演得马马虎虎，但对这次经历真的不怎么在意，而且再也没有在舞台和电视上做任何表演的想法了。(当然，这么多年，常常有人控诉我在《60分钟》里热衷于各种形式的装腔作势，但这两者截然不同。)

　　即使我有那么一点儿演戏的天分，但要跟达利这样有超级天分的抢戏演员相比，真是差得远了。我之前听说过他的名声，完全预想得到他会以一个古怪的波希米亚人身份出场。但我还是没预想到，他大多数的回答和评论会如此荒唐，就像是他在画布上展现的超现实主义幻想一样。在他的自传里，达利写道，他少数真正崇敬的东西之一是年老，所以，我就问他。

　　华莱士:为什么你崇敬年老？

　　达利:你知道的，因为小年轻们愚蠢得一塌糊涂。

　　华莱士:年轻人是愚蠢的？

　　达利:达利只相信一点，天才是像列昂纳多·达·芬奇那样的老人，他已经取得一些真正的成就。

　　采访他时，我还是个38岁的毛头小伙子(比达利足足年轻14岁)，所以我不认为他对年老的崇敬有什么可取之处。自那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慢慢理解他的观点背后蕴藏着多么深的智慧。

　　在他书里，达利也宣称“死亡是美丽的”。我问他:“死亡美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死亡是美的？”

　　他的回答令人感到费解和迷惑，他说活着的物体是“情色的、丑陋的”，但是，当死亡来临时，“每样东西都变得正常和庄严起来了”，最后通往他所谓的不朽。

　　华莱士:告诉我，你认为当你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达利:达利相信自己不会死。

　　华莱士:你不会死？

　　达利:不会。我相信一般观念上的死，但是达利不会死。要相信我会死，是很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我提到对他的一些批评时，谈话变得稍稍正常了一些。我提醒他，他的同行马克斯·恩斯特，这位风格同样前卫的画家说他是“顶着超现实主义帽子的诈骗犯”。从《时代》周刊杂志上，我引用了这么一段评价:“他多数的同行认为，达利是个搞恶作剧的家伙，为了博得一笑他会做任何事，即使这意味着制造出糟糕的艺术作品。”

　　“这不是一个有关妒忌的简单问题吗？”达利带着狡黠的微笑回答，“我的天赋为我带来大笔钱财。衡量我成功的温度计就是周围人对我的妒忌。”

　　最后，为了引出他对竞争的看法，我问他:“如果有的话，你崇拜的当代画家是哪一位？”

　　“首先是达利。达利之后，是毕加索。”

　　这就是达利:单子上只有两个人的名字。还好，他还善解人意地把毕加索包括在其中，而毕加索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

　　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