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农村报
南方农村报讯(记者 刘龙飞)在阶层断裂日趋明显的当下,对特定群体的标签式认知正在一点点拆毁着社会的基本共识。在一些地方官员的眼中,城管、联防队等已经成为社会管理不可缺少的辅助力量;而在一些民众的描述中,这些“非警非民”的组织和人员成为了滥用职权、胡作非为的代名词。2010年7月,东莞某网站针对“东莞治安联防队”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在参加调查的近1500人中,有近五成人认为“治安员不管治安”,近六成人认为“治安员不能带来安全感,相反带来危险感”。
上个月,广东肇庆市鼎湖区苏村4名治安队员因在履职过程中殴人致死获刑。在惨痛的教训背后,是苏村这个空心化和城镇化夹击下的村庄待解的管理难题:一方面村中治安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始终没能找到对治安联防队的有效驾驭方法。
治安联防队是一种群众性的治保组织。公开资料显示,广东治安联防队员人数目前已达数十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珠三角地区。随着城镇化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成立治安联防队的村庄也越来越多。如何对其实施有效管理,趋利避害,是一道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
4月10日,看着面前一份厚厚的判决书,肇庆市鼎湖区苏村党支部书记黄桂权忍不住连声叹气,脸上写满了惋惜。
2011年8月11日晚,由于怀疑在村里游荡的熊某等人是盗贼,苏村4个治安队员对其进行盘问和拦截,双方发生冲突,争执中熊某被殴打致死。2012年3月7日,肇庆市鼎湖区法院判处4治安队员3至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赔偿被害人家属29万元。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黄桂权说,这件事发生后,他和其他村干部对如何管理村中治安感到迷茫。
诞生
村中盗贼出没
村民筹钱自保
属城乡结合部的苏村近年来治安情况一直不太好。黄桂权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外出务工村民较多,“1400人的村庄,一大半人常年在外打工,留下大多是妇女、老人”;二是村里近年来出现十几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带来了数百名外来人口。
“村里每年都会发生几十起偷盗事件。”黄桂权说,有偷村集体财产的,也有偷工厂生产设备和村民家里东西的。巨大治安压力之下,苏村只好成立一支7个人组成的联防队伍来维持治安。
苏村遇到的问题,是当前部分农村地区治安现状的写照。
处于偏远山区的廉江市横山镇大岭村南山湾村小组村民就曾饱受偷盗之苦。2009年夏天,一窃贼趁村中的辣椒种植专业户杨棠中午在地里劳作,入室偷得现金9000多元。同年冬天,养羊专业户杨开家中的十多头肥羊全部被偷,造成损失一万多元。
在江门新会七堡镇北头村,由于吸毒泛滥,“白粉仔”抢劫、偷窃时有发生。村民李进前在村里建起了一座“毛主席庙”,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镇住盗匪。
而在一些人看来,一些地方农村治安状况恶化,除了人口流动加快外,农村治安管理力量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警方的人力、物力都非常有限,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管。”4月10日,肇庆市鼎湖区坑口街道党工委委员李兴华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该街户籍人口1万多,流动人口几千人,“只靠派出所十几名民警来维持治安,力量显然远远不够。发动群众群防群治,成立治安队,成为必然选择。”李兴华介绍,包括苏村在内,坑口街道的5个社区,目前都已经自发成立了治安队,平均每支治安队5、6个人,“这30多人,已经成为维护坑口治安的主要力量。”
2010年6月,南山湾村村民也自发组织成立了一支21人的农村治安联防队。村民介绍,这支治安队是经过南山湾村村民代表大会商讨,从最初报名的60多名村民中选出的,他们承担维护本村治安的职责,治安联防队各项经费由外出务工人员捐助。
除民众自发成立外,有些治安联防队则由政府部门直接设立。2011年初,惠来县成立了14支镇级治安联防队,总人数为240名。
命运
有的自生自灭
有的吃上“皇粮”
尽管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治安联防队不断涌现,其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身份定位、资金来源等方面的问题,成为瓶颈因素。
蕉岭县广福镇广育村曾在2003年自发组织成立一支20人的“护村队”,主要承担维护村里治安、护林防火等任务。“护村队”队员没有任何工资和补贴,也一直未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
“队员一没身份,二没待遇。”4月12日,广育村委会主任黄坤荣向南方农村报记者回忆,“护村队”坚持了两年,“最后因队员们工作热情丧失而解散。”
肇庆鼎湖区坑口街道各社区的治安队采取了“居委会管理、政府指导”的方式,即各居委会自行组织、自配设备、自发工资,镇综治办和派出所对其进行业务指导。
“我们几乎全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管理。”苏村党支部书记黄桂权说,现在村里有7个治安队员,每个月工资1000元左右,加上配备警棍、制服等,每年要支出一笔不小的费用。
与自生自灭的广育村“护村队”相比,信宜市钱排镇达垌村治安队则属于比较“幸运”的一类。2010年10月,由于村里盗窃案件频发,在村民的要求下,达垌村13名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维护村里治安。2011年2月,当地政府对达垌村治安联防队进行了收编,13名队员不仅拥有了政府承认的治安员身份,还能每月从镇政府领到700元工资、300元社保金以及450元伙食补贴。
达垌村治安队队长李启田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镇政府对治安队进行收编,可能是为了方便指导,让治安队更好地发挥作用,“治安队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达垌村鲜有盗窃案发生。”
不过,虽然被“收编”,但李启田并不觉得端上了铁饭碗,前段时间,他曾听说其编制将被取消,“有政府官员质疑,现在村里治安状况好转了,还有必要养一个治安队吗?”
当局者说
警察是执法主体,但在一些地方,有警察却有意无意地把执法权“转让”给了治安联防队,联防队员除了巡街、查居住证外,还承担城管、交警的职能,抓“黑车”、驱逐摊贩、罚款等。很多联防队员未经严格培训,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自律意识较差,不仅维护不了社会治安,反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一位公安系统人士
群防群治队伍名称就多达十几种,五花八门,往往是谁组建、谁使用,谁出资、谁指挥,管理与保障脱节,管理与指导脱节,没有统一的管理平台,有的村甚至同时出现两支治保队伍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群防群治队伍的作用大打折扣,出了什么问题,账都算在公安机关头上。
某政府官员
广州全面整合治保队伍,将打破沿袭多年的架构,尤其是居委、村委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己组建联防队伍,而是改为出资参与组建、不直接管理的模式,必然会触及一些单位或个人的利益,有的村委会主任可能就撒手不管了,此时如果公安机关没有把这支队伍管起来,监管环节就出现了漏洞,难免出现问题。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边宣布要整合联防队伍、一边却又时不时爆出丑闻的奇怪现象。
某街道办工作人员
专家观点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张海清:当前治安联防队存在的问题,根本原因一是身份不明确,二是经济难保障,三是管理不完善。首先,治安队究竟该如何定位?在2004年,公安部就曾要求,各地治安队要在2008年之前清理完毕,但由于现实原因,这项工作进展缓慢,导致治安队身份尴尬。其次,谁来养活这支队伍?广州、东莞等地一度收取治安联防费,“以费养队”,仅广州2003-2010年收取的治安联防费便近10亿元。收取治安联防费,一方面为治安队提供了活动经费,但另一方面,却也滋生了乱罚款、乱收费等诸多现象。再次,有些地区在招收队员时没有把好“进人关”,队员素质参差不齐,导致黑社会化、执法暴力化等问题屡有出现。
治安联防队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农村治安问题正在变得严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村民自主意识的加强。要避免农村治安联防队走入歧途,需要村民和政府部门一起来“把关”:成立治安队必须从村民意愿出发,选择和管理治安队员更要有一定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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